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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一批在电子商务时代积累了巨大财富的年轻亿万富豪接受了一个观点：即商业经验、市场原则都可以应用到慈善事业中。他们用风险资本家的眼光审视捐赠行为，把慈善事业视为“社会投资”，希望通过这种投资实现客观的社会回报，于是创办了社会企业。
英国社会企业家麦克·哈兰（Mike Horland），在中国做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时，如此向他的中国学员们讲述社会企业的兴起。麦克·哈兰是英国最早的一批社会企业家，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探索商业实践与社会目标结合的可能性，目前在苏格兰创办了4家社会企业，是多家社会企业董事会成员。他鼓励他的中国学员们说，中小规模的社会企业立足于本地社区，弹性强，应对经济危机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根据英国社会企业联盟的数字，此次经济衰退中超过80%的社会企业实现了赢利，至少不亏本。”他说。
当哈兰在苏格兰办社会企业时，中国四川的任旭平和张书平夫妇也在做类似的事。他们在自己靠养兔致富后，有了一个最朴素的想法：要带动别人一起致富。于是，他们一边发展壮大自己的产业，一边又与别人分享养兔技术并送种兔给有需要的人。不过，这也常常引来质疑：你到底是做企业还是做公益？
如今，张书平终于知道有这么一种组织形式，它本身就是跨企业和公益两头：看起来是个企业，使用商业手段，跟企业经营没什么不同，但又不是为了谋利，而是要完成一个社会使命，这个组织形式就叫社会企业。
与当初自己处境尴尬不同，张书平高兴地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投身社会企业，而他们亦不惧面对公众和媒体甚至喜欢大声表达自己。虽然，在整个社会中，他们的声音还是微小。
“因为政府不够，所以才有了市场，我们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发现，这个东西还不够，因为政府会失灵，市场也会失灵，所以人们就觉得是否可以寄希望于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可是人们发现第三部门也会失灵，它最大的局限就是财务不可持续。”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第三部门是依靠公共捐赠的，所以资金量非常有限，尤其在金融危机中，它的财务波动性很大、更加不可持续。因而，社会企业开始受到重视。
邓国胜分析说，原来大家对非营利组织的期望很高，觉得它会与政府和市场三足鼎立，后来发现即使在发达国家，政府和市场的腿都很粗，第三部门的腿却很细，而在中国，这个腿就更是又细又短。“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提出社会企业的概念，第一是要解决企业唯利是图，没有爱心的问题，第二是要解决非营利组织的财务不可持续问题。”他说。
今天，国内的社会企业尚未形成气候。邓国胜认为，“真正能拿得出手的社会企业，我估计不会超过100个，很少的，数得过来的。我们只能说有几个大的基金会去推动，但也很难说到底扶持了多少。”
就连创办“多背一公斤”已达7年的余志海也认为，他自己不过是刚刚进入状态，现在才算完全到位。“成为一个专业选手了，以前更像业余选手，在玩，图个开心。但是专业和业余完全不同，业余选手志在参与，专业选手就是要像刘翔和姚明，你是要拼的，要用志向去证明自己的价值。”他说，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热情、特别有激情去做事的人，而更多是一个思考者和观察者，更像是探求真相者，“虽然没有想过放弃，但是也会有很痛苦、很纠结的时候，有时很想打人啊。”
不仅余志海有这样的痛苦和纠结，小毛驴市民农园也有自己的烦恼。负责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的袁清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财务上已经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但是在整个团队的锻炼、对新员工的培训方面做得还不够，同时在运营方面也有自己的烦恼。“因为股份合作的成分比较复杂，有我们个人，也有以前合作的企业、团体。”袁清华说，以后打算再成立一个公司，股份划分得更清楚一些。
不过，在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看来，最主要的问题其实还是整个社会对这个领域认识不够，尤其是政府部门、税务部门不够重视。邓国胜曾经多次到英国、美国做访问学者，当地政府的扶持力度之大让他印象深刻。“英国把社会企业作为国家战略在推动，甚至把这当作维系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战略，而美国也在白宫专门成立了社会创新基金，并且专门成立了一个社会创新办公室来推动这个基金。”邓国胜认为，“未来的国际竞争不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社会领域，国家是否能够稳定还要看整个社会的发展。”
“政府需要有战略眼光，知道这是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一开始它肯定是弱的，政府要为这种创新性的产业提供发展的平台。”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政府不能因为担心有人打着公益的旗号去谋取个人私利就卡住社会企业的发展，他说：“在初级阶段，这个弊病也很难避免。作为政府是需要有战略眼光的，需要把自己的法律法规健全，加大监管的力度，不能说有苍蝇就不再把窗户打开了。”
英国社会企业家麦克·哈兰（Mike Horland），在中国做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时，如此向他的中国学员们讲述社会企业的兴起。麦克·哈兰是英国最早的一批社会企业家，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探索商业实践与社会目标结合的可能性，目前在苏格兰创办了4家社会企业，是多家社会企业董事会成员。他鼓励他的中国学员们说，中小规模的社会企业立足于本地社区，弹性强，应对经济危机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根据英国社会企业联盟的数字，此次经济衰退中超过80%的社会企业实现了赢利，至少不亏本。”他说。
当哈兰在苏格兰办社会企业时，中国四川的任旭平和张书平夫妇也在做类似的事。他们在自己靠养兔致富后，有了一个最朴素的想法：要带动别人一起致富。于是，他们一边发展壮大自己的产业，一边又与别人分享养兔技术并送种兔给有需要的人。不过，这也常常引来质疑：你到底是做企业还是做公益？
如今，张书平终于知道有这么一种组织形式，它本身就是跨企业和公益两头：看起来是个企业，使用商业手段，跟企业经营没什么不同，但又不是为了谋利，而是要完成一个社会使命，这个组织形式就叫社会企业。
与当初自己处境尴尬不同，张书平高兴地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投身社会企业，而他们亦不惧面对公众和媒体甚至喜欢大声表达自己。虽然，在整个社会中，他们的声音还是微小。
“因为政府不够，所以才有了市场，我们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发现，这个东西还不够，因为政府会失灵，市场也会失灵，所以人们就觉得是否可以寄希望于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可是人们发现第三部门也会失灵，它最大的局限就是财务不可持续。”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第三部门是依靠公共捐赠的，所以资金量非常有限，尤其在金融危机中，它的财务波动性很大、更加不可持续。因而，社会企业开始受到重视。
邓国胜分析说，原来大家对非营利组织的期望很高，觉得它会与政府和市场三足鼎立，后来发现即使在发达国家，政府和市场的腿都很粗，第三部门的腿却很细，而在中国，这个腿就更是又细又短。“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提出社会企业的概念，第一是要解决企业唯利是图，没有爱心的问题，第二是要解决非营利组织的财务不可持续问题。”他说。
今天，国内的社会企业尚未形成气候。邓国胜认为，“真正能拿得出手的社会企业，我估计不会超过100个，很少的，数得过来的。我们只能说有几个大的基金会去推动，但也很难说到底扶持了多少。”
就连创办“多背一公斤”已达7年的余志海也认为，他自己不过是刚刚进入状态，现在才算完全到位。“成为一个专业选手了，以前更像业余选手，在玩，图个开心。但是专业和业余完全不同，业余选手志在参与，专业选手就是要像刘翔和姚明，你是要拼的，要用志向去证明自己的价值。”他说，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热情、特别有激情去做事的人，而更多是一个思考者和观察者，更像是探求真相者，“虽然没有想过放弃，但是也会有很痛苦、很纠结的时候，有时很想打人啊。”
不仅余志海有这样的痛苦和纠结，小毛驴市民农园也有自己的烦恼。负责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的袁清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财务上已经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但是在整个团队的锻炼、对新员工的培训方面做得还不够，同时在运营方面也有自己的烦恼。“因为股份合作的成分比较复杂，有我们个人，也有以前合作的企业、团体。”袁清华说，以后打算再成立一个公司，股份划分得更清楚一些。
不过，在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看来，最主要的问题其实还是整个社会对这个领域认识不够，尤其是政府部门、税务部门不够重视。邓国胜曾经多次到英国、美国做访问学者，当地政府的扶持力度之大让他印象深刻。“英国把社会企业作为国家战略在推动，甚至把这当作维系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战略，而美国也在白宫专门成立了社会创新基金，并且专门成立了一个社会创新办公室来推动这个基金。”邓国胜认为，“未来的国际竞争不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社会领域，国家是否能够稳定还要看整个社会的发展。”
“政府需要有战略眼光，知道这是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一开始它肯定是弱的，政府要为这种创新性的产业提供发展的平台。”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政府不能因为担心有人打着公益的旗号去谋取个人私利就卡住社会企业的发展，他说：“在初级阶段，这个弊病也很难避免。作为政府是需要有战略眼光的，需要把自己的法律法规健全，加大监管的力度，不能说有苍蝇就不再把窗户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