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蘇区，无论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还是中共鄂豫皖省委，都对此进行批判总结。共产国际经历了从激烈批判到肯定意义的认知转变，中共中央既有批评也有肯定;而中共鄂豫皖省委最受困扰，经历了“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定性评价到肯定其开辟新苏区的贡献的认知转变。中共鄂豫皖省委最终摆脱“逃跑主义”的阴影，走向领导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寻找新苏区的道路，与其对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的认知改变存在密切的内在关系。红四方面军的撤离，一开始成为鄂豫皖省委领导苏区革命的严重教训，但后来又转变为鄂豫皖省委实现战略转移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中共鄂豫皖省委;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鄂豫皖苏区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4-0040-08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留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和部分红军坚持苏区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去而不返，鄂豫皖省委始料未及，也让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震惊。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中，鄂豫皖苏区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鄂豫皖苏区地处华中腹地，“占中国中部之中心，逼近国民党统治权力的要害处”。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苏区主力红军脱离而去的行为需要共产国际、中央和地方总结评估。实际上，红四方面军的撤离对中共鄂豫皖省委的冲击最大，认识和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撤离也是鄂豫皖省委此后独立领导苏区革命斗争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鄂豫皖省委领导的思想路线。全面考察中共鄂豫皖省委如何应对红四方面军的撤离，有利于深入了解鄂豫皖苏区斗争的策略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战略走向。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分析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的原因、影响以及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等方面，对于红四方面军的撤离与鄂豫皖苏区的关系、鄂豫皖省委对红四方面军撤离的认知及转变的意义等探讨不够。本文从中共鄂豫皖省委的视角出发，梳理考察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中共鄂豫皖省委对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对鄂豫皖苏区的影响。
一、“逃跑的行为”：中共鄂豫皖省委批判红四方面军的西进行动
1932年10月，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转移外线作战。此后，红四方面军再也未能返回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与中共中央中断了联系。直到1933年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才与中共中央恢复联系。对于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的行动，鄂豫皖省委很早便已开展讨论。1932年12月，鄂豫皖省委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深刻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一致的意见，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的行为”。1933年1月，鄂豫皖省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并请中央评判。鄂豫皖省委重点批判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没有坚持苏区，忽视苏区的错误，从而造成鄂豫皖苏区陷入困境的局面。鄂豫皖省委认为：红四方面军的整个行动“是不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主要的负责者应当是国焘、昌浩二同志”。红四方面军主力长途行军作战，要受到很大的损失，鄂豫皖省委不相信这是“根据中央指示来作的”，“这种行动是违背了国际指示、中央关于红军的训令和中央关于运动仗的电文等文件中所指示的正确路线，而走入了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鄂豫皖省委最后向中央提出：“现在红四方面军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虽然想尽方法，至今还没有找到能走这条路的人才去送信给他，去阻止他的行动。请中央立即采取办法，找红四方面军回此地来，或者万不得已拖不回来时，可以留在北方的一个适当地点，开展北方土地革命。”鄂豫皖省委对于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一去不返极为愤怒，尤其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的离去是鄂豫皖省委始料不及的。所以，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愤愤不平，指出这根本不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不是中央的指示，而是严重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
1933年2月21日，鄂豫皖省委致信中共中央，再次论及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尽管“发展一大片新的苏区，固然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但是危害也同样严重。鄂豫皖省委重点分析了红四方面军西进行动的危害：使鄂豫皖苏区受到残酷打击，“放松了直据国民党统治腹心要害之鄂豫皖苏区远到不能影响大局的陕西、四川去另建新的根基，且对于中央苏区不能起很大的配合”，“缩小了反四次‘包剿’斗争所应得的胜利”。鄂豫皖省委再次要求：“中央仍应坚决令其大部分主力回向鄂豫皖苏区行动”，“如主力回来，一方面可以扩大鄂豫皖苏区，一面又可以立即使鄂豫皖苏区所受之‘包剿’解体，三则对中央苏区作了最大的声援”。鄂豫皖省委最后强调：红四方面军“若长此蛰留四川，不过是一种躲避办法。请中央坚决打击此种抛弃苏区根据地的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教育全党，和用大力去转变红四方面军的行动”。
中共鄂豫皖省委与中共中央恢复联系后，重点批判了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的错误。从一开始便下定论：红四方面军的撤离是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鄂豫皖省委陈述这种逃跑路线引发的巨大危害，不仅使得鄂豫皖苏区遭受重大损失，而且对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不利，显然是将危害性从鄂豫皖苏区延伸至中央苏区。鄂豫皖省委的态度，一方面是要为鄂豫皖苏区的损失寻找或是总结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中央高度重视红四方面军的撤离行动，打击逃跑主义的右倾错误，确定正确的革命策略。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一直反对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强调坚持鄂豫皖苏区的重要性。红四方面军远离苏区后，鄂豫皖省委要独立承担领导苏区革命的重担。面对鄂豫皖苏区严重的困难局面，鄂豫皖省委确定正确的领导方针实为关键。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去后，鄂豫皖苏区确实困难重重，因而鄂豫皖苏区党内出现了动摇情绪，甚至怀疑苏区能否坚持、反“围剿”能否成功。这种苏区内的动摇思想与恢复和巩固苏区是格格不入的，也是与沈泽民的主张对立的。沈泽民批判红四方面军的逃跑错误，实际上也是要统一苏区的思想认识，要坚决坚持鄂豫皖苏区，绝不能继续脱离苏区乃至放弃苏区。这也是沈泽民批判红四方面军逃跑错误的思想根源。但是以沈泽民为书记的鄂豫皖省委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影响，后来逐渐陷入“死守”鄂豫皖苏区的错误思想逻辑。 二、批评与肯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對红四方面军转移的认知反差
鄂豫皖省委作为直接当事人，对红四方面军逃跑错误的评价影响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研判。对于鄂豫皖省委的意见，共产国际的态度如何？1933年2月7日，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驻华政治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红四方面军的撤离行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机关和指挥员很轻易地把很早建立起来的并搞得很好的苏区让给了敌人”，为的是“保存军队”。对于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苏区，埃韦特一连提出4项质问：“事情怎么会发展到作出这样决定的地步？是在谁的影响下作出的？出于什么考虑？抱着什么目的？这些问题大概是搞不清楚了。”对于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的后果，埃韦特指出：“红军的撤退会带来政治上的损失，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离开业已苏维埃化的地区，而且还因为不仅这个地区的工人和农民，还有这个地区以外的工人和农民会失去以往对我们的信任，因为红军撤离后，他们会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任凭白色恐怖的蹂躏。重复[这种行动]必然会导致我们力量的涣散，甚至可能瓦解我们的军队。”显然，远东局评估了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的严重后果，不仅会造成苏区的丢失，而且会造成民众丧失对苏维埃革命的信心。埃韦特继而提出：对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的批评应该力求向他们说明他们的行动和方针的错误，向他们说明正确的路线，但也不要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他们身上。埃韦特批评红四方面军的背后，也希望他们能在四川建立根据地。
远东局认为：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是错误的，要求红四方面军改正错误，坚持在四川建立苏维埃，不能放弃这个新苏区。1933年2月13日，远东局发出了要求红四方面军坚持四川新苏区的军事指示。2月21日，远东局草拟了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指令，这份军事指令经过修改后，于3月10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给了鄂豫皖省委，并于3月11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报告。这份军事指令即后来的《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1933年3月10日）》。在这份指令中，远东局继续批评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的错误，红四方面军“无目标地撤离，无疑犯了严重的错误”。在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的中文本中表述是：“红四方面军无目标的西进实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尽管远东局严厉批评了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的行动，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并不赞同。1933年3月，面对华中地区苏维埃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始调整中共的军事斗争策略。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新的军事方针，修订了以前的“进攻方针”，“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这个指示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说，恰恰是战略转移的最好注脚。所以，远东局批评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不同意它（指远东局——笔者注）对红四方面军放弃自己的根据地撤退到川北的行动进行批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积极评价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四川转移，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肯定红四方面军的转移是基于战略方针修订基础上的认识，即反对以红军有生力量的巨大损失为代价去进攻敌人或固守苏区，应该采用灵活的游击斗争达成保护苏区的目标。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修订红军的军事方针对于改变对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的认知具有导向性的意义。远东局受到影响改变了对红四方面军转移四川的认知。远东局一直坚持红军的进攻原则，对于共产国际指示的“红军的机动性”，远东局的理解是“常规部队和从后方打击敌人的游击队的联合行动”，不应该是对军事战术“根本性的修改”。远东局担忧共产国际军事方针的修订会让苏区红军“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防御立场”，放弃进攻的原则。为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复电埃韦特，最终统一认知：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实施进攻行动，但绝不是以失掉苏维埃基地为前提;要巩固苏区，建立新基地，但决不能以红军被大量歼灭为代价。远东局最后确定的军事战术是红军可以在苏区外围的开阔地带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能把自己的力量束缚在浪费许多时间的围攻和包围上，因为这会大大降低我们对敌人有生力量的打击能力”。从新修订的方针来看，红军在坚持有利条件下进攻的同时，应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避免自身有生力量的大量损失。依据这个方针，红四方面军的转移不是逃跑，而是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的正确行动。1933年7月，埃韦特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红四方面军来到四川“取得了新的、无疑是巨大的胜利”，我们可以在四川省“建立起比江西目前的基地更有意义的基地和地区”。对比半年前埃韦特对红四方面军的不满与批评，此时的埃韦特已经转变了对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的认知。
远东局的认知经历了变化，而中共中央既批评了红四方面军的错误，又指出了其开辟新苏区的意义。193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鄂豫皖省委，答复了鄂豫皖省委的意见。首先是明确了鄂豫皖苏区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指出：“鄂豫皖苏区具有最大的重要性（控制长江，围困武汉，威胁平汉铁路），占中国中部之中心，逼近国民党统治权力的要害处”，“对于敌人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对于我们是一个宝贵的强大的基础。”中央要求鄂豫皖省委“应用一切力量，夺回原有的阵地，不要等着红四军之归来”。中央不能同意“令其全部或大部分主力回向鄂豫皖苏区行动”的请求。中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性的鄂豫皖苏区的坚持和巩固，要依靠鄂豫皖省委自身来解决，不要依靠远离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其次，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陕地区开辟了新的苏区，这一苏区对于西北地区革命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也不应该将这块千辛万苦打来的苏区，再送给敌人了”。“四川、陕西均是统治阶级最弱的一环，在那里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红四军已成为了吸引和团结当地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和发动整个西北革命运动的杠杆。这在中国革命在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上，将要引起很大的变化。”中央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对于中国革命区域发展有重要意义，这是从性质上否定了其行动完全是逃跑主义的错误。再次，红四方面军经历长途跋涉转战到川陕地区，不可能继续长途转战回鄂豫皖苏区，这样的长途行军不现实，也有“遭到巨大的损失的危险”。中共中央在信中也指出：红军应该暂时离开苏区的决定是红四方面军西逃的基础，这种错误与鄂豫皖省委也分不开。中央的答复，让鄂豫皖省委放弃了要求红四方面军返回鄂豫皖苏区，鄂豫皖省委也逐步认识到红四方面军开辟新苏区的意义，但是鄂豫皖省委在很长时间里依旧认为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苏区是严重的错误。 三、摆脱“逃跑”的阴影：鄂豫皖省委对红四方面军西进认知的彻底转变
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的影响下，鄂豫皖省委逐步转变对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的看法，不再提及其是逃跑的性质，但仍然认为其离开苏区是错误的，直到1934年后才彻底转变。1933年4月，鄂豫皖省委在苏区通告中提出：“红四方面军的西征产生了一个新苏区。”1933年7月，鄂豫皖省委在决议中提出：“红四方面军行动到了四川创造了新的广大苏区。”同时，鄂豫皖省委也指出：“因为只是红四方面军在胜利以后反而脱离苏区根据地，所以不能在四次‘围剿’中就完全瓦解国民党的主力。”鄂豫皖省委依然认为，红四方面军脱离苏区是“革命中的局部的错误”，但不会阻止革命胜利的开展。尽管鄂豫皖省委重新认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红四方面军的西逃认知的确给鄂豫皖省委制定正确的斗争方针带来了负面影响。1934年2月，中共中央在指示信中批评鄂豫皖省委：“省委由于反对四方面军的西逃，而走到了另一极端‘死守’‘与土地共存亡’的倾向。”实际上从1933年3月开始，中共鄂豫皖省委便确立“反攻”方针，围攻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城镇，希望恢复和发展整个鄂豫皖苏区，但遭受失败。从反对西逃到大举“反攻”，鄂豫皖省委的方针始终不能找准实际，因而无法承担好独立领导鄂豫皖苏区革命的重任。中共中央批评鄂豫皖省委的错误领导：“尤其是不能活泼的运用正确的战略和战术，集中主力去击破敌人的弱点，而仍然袭用‘兜圈子’的战略，分散红军的力量，认为反对‘退却逃跑’便应死守不动，一些正确的关于红军转移地点的意见，都被指为‘退却逃跑’而反对，结果是陷红军于敌人的重围中，困守硬碰，苏区即困守不住，红军亦渐削弱。”可见，一味地反对西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鄂豫皖省委制定正确的军事方针。由上文可知，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后，共产国际修订以前的“进攻”方针，不赞同盲目不计后果的进攻，强调红军的灵活机动性和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的重要性。但是，出于反对退却逃跑，克服右倾错误，鄂豫皖省委强力推行“左”倾冒进的“反攻”方针，也成为沈泽民时期鄂豫皖苏区不断遭受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围攻鄂东北苏区中心七里坪的战斗失败后，1933年8月，以沈泽民为书记的鄂豫皖省委开始反省，认识到之前的失败是“机械地执行中央军事指令”，但仍然提出不能脱离鄂东北苏区。11月，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沈泽民清醒地认识到：鄂豫皖苏区红军“既事实上不能担负巩固一方苏区的任务，只能及时采取游击方式来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苏区”，改变了以往盲目“死守”的方针。沈泽民病逝后，徐宝珊代理鄂豫皖省委书记，继续调整改变既往的错误方针，对红四方面军的认知逐步改变，但仍然继续批评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是逃跑的错误，直到1934年7月后才放弃了对红四方面军的批评。1934年1月，鄂豫皖省委在通告中指出：“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开辟三千多里路的新苏区，扩大到三十倍以上的武装。”鄂豫皖省委认为：鄂豫皖苏区遭受暂时的失败，是过去领导上的错误，省委非常重要的紧急任务是“彻底改正我们过去的错误，切实执行中央给予我们的正确指示，为恢复和巩固鄂豫皖苏区而斗争”。4月25日，在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上，省委再次批评“红四方面军在作战上无计划的运动战，无目的兜圈子，逃跑到川、陕，脱离苏区”是造成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7月初，鄂豫皖省委收到中共中央1934年2月12日发来的指示信，指示信上明确要求鄂豫皖省委放弃“死守”方针，红军有计划撤离苏区不能机械地理解为逃跑。此后，鄂豫皖省委不再提及红四方面军的逃跑错误。鄂豫皖省委认知的彻底转变也是省委修正错误思想的首要前提和重要体现。如果继续认为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是逃跑主义错误，根据地只能坚持死守，无法采取主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也就无法通过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战术来巩固和维护苏区。
这种变化，对于后来鄂豫皖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进行战略转移，寻找新的根据地有积极意义。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决定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离开苏区，为创造新苏区根据地而斗争。对于此决定，省委特意指出：“鄂豫皖自从去年党因为反对逃跑主义又在策略上犯了‘死守’的错误，以致原有苏区遭到暂时失败，红军遭到削弱以后，原有苏区的群众遭了敌人大的屠杀，物质粮食受了极残酷的破坏，敌人的堡垒布置得很周密，以我们所存留的力量来空喊恢复原有苏区的任务继续死守的策略，必将更使我们的革命事业遭受完全的失败。”这次鄂豫皖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撤离苏区，不是退却逃跑，而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中共中央在1934年2月份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中也强调：鄂豫皖省委保全队伍，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是当前正确的路线，毋须再解释，“这不是退却逃跑，一切认为这是退却逃跑的人，实际上是曲解党的路线，要把我们存在的力量完全淹没于敌人血手之下”。从红二十五军撤离苏区来看，这种撤离必须在党内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再被曲解为退却逃跑。在此时，当年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开辟新苏区的行动，不再是逃跑主义的政治错误，而是具有示范效应的历史实践。
四、结语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上对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中央，下对中共鄂豫皖省委来说，都是一件不可回避的大事件。鄂豫皖苏区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根据地，在全国苏维埃革命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对于红四方面军突然脱离鄂豫皖苏区，造成鄂豫皖苏维埃革命的失败，无论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还是鄂豫皖省委都要对此事进行评论解释，乃至全面总结经验教训。事实上，鄂豫皖省委、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也都对此事作出了回应。尽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此事的讨论时间不长，但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却长时间受到红四方面军脱离苏区的困扰。
中共鄂豫皖省委独立领导鄂豫皖苏区革命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认知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的行动。是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的正确行动，还是脱离苏区的逃跑主义错误，鄂豫皖省委必须明确定论。出于恢复与巩固鄂豫皖苏区的现实需要，鄂豫皖省委早期强调红四方面军主力的逃跑主义错误及其危害，是其坚持苏区、保存苏区的思想策略。这一策略与鄂豫皖省委早期推行的“反攻”路线相配合，起到了恢复苏区的短暂效果。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并不认可红四方面军的撤离是逃跑主义错误，这意味着鄂豫皖省委通过反对“退却逃跑”的右倾错误来凝聚思想共识、激发革命斗志的策略只能有短暂的成效。若脱离苏区不是错误的思想认识在鄂豫皖苏区传播开来，对鄂豫皖苏区或是沉重的打击。沈泽民时期，鄂豫皖省委始终坚持认为红四方面军即使不是“逃跑”，也是“局部的错误”，便是其中的根源。后沈泽民时期，鄂豫皖省委转变认知，在保存力量、寻找新苏区的驱动下，逐步摆脱“逃跑主义”的陰影，打下了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实现战略转移的思想基础。红四方面军的撤离，一开始成为沈泽民时期鄂豫皖省委领导苏区革命的严重教训，但到后来又转变成为后沈泽民时期鄂豫皖省委实现战略转移的历史经验，这是鄂豫皖省委对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认知的演变过程。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无论是鄂豫皖省委还是中共中央，都提出要恢复和巩固鄂豫皖苏区。鄂豫皖省委也一直为此目标而工作。总的来看，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应对红四方面军脱离苏区的过程中，从苏区的恢复和巩固的第一要务出发，批判红四方面军脱离苏区的逃跑主义错误，希望重新构建鄂豫皖苏区革命胜利的信心，是符合苏区继续革命的需要的。由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及苏区自身资源的枯竭，恢复鄂豫皖苏区的设想很难实现。沈泽民继续以反对“退却逃跑”来“死守”鄂豫皖苏区，反映出鄂豫皖省委领导思想上的滞后，没有摆脱红四方面军脱离苏区的阴影。直至1934年7月后，鄂豫皖省委才不再提及红四方面军的逃跑错误，转而肯定其开辟新苏区的重要贡献，彻底摆脱逃跑主义的阴影，迅速撤离鄂豫皖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进而逐步找到了苏维埃革命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
[作者系历史学硕士，安徽博物院学术研究部副研究馆员]
【关键词】中共鄂豫皖省委;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鄂豫皖苏区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4-0040-08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留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和部分红军坚持苏区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去而不返，鄂豫皖省委始料未及，也让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震惊。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中，鄂豫皖苏区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鄂豫皖苏区地处华中腹地，“占中国中部之中心，逼近国民党统治权力的要害处”。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苏区主力红军脱离而去的行为需要共产国际、中央和地方总结评估。实际上，红四方面军的撤离对中共鄂豫皖省委的冲击最大，认识和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撤离也是鄂豫皖省委此后独立领导苏区革命斗争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鄂豫皖省委领导的思想路线。全面考察中共鄂豫皖省委如何应对红四方面军的撤离，有利于深入了解鄂豫皖苏区斗争的策略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战略走向。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分析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的原因、影响以及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等方面，对于红四方面军的撤离与鄂豫皖苏区的关系、鄂豫皖省委对红四方面军撤离的认知及转变的意义等探讨不够。本文从中共鄂豫皖省委的视角出发，梳理考察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中共鄂豫皖省委对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对鄂豫皖苏区的影响。
一、“逃跑的行为”：中共鄂豫皖省委批判红四方面军的西进行动
1932年10月，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转移外线作战。此后，红四方面军再也未能返回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与中共中央中断了联系。直到1933年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才与中共中央恢复联系。对于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的行动，鄂豫皖省委很早便已开展讨论。1932年12月，鄂豫皖省委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深刻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一致的意见，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的行为”。1933年1月，鄂豫皖省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并请中央评判。鄂豫皖省委重点批判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没有坚持苏区，忽视苏区的错误，从而造成鄂豫皖苏区陷入困境的局面。鄂豫皖省委认为：红四方面军的整个行动“是不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主要的负责者应当是国焘、昌浩二同志”。红四方面军主力长途行军作战，要受到很大的损失，鄂豫皖省委不相信这是“根据中央指示来作的”，“这种行动是违背了国际指示、中央关于红军的训令和中央关于运动仗的电文等文件中所指示的正确路线，而走入了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鄂豫皖省委最后向中央提出：“现在红四方面军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虽然想尽方法，至今还没有找到能走这条路的人才去送信给他，去阻止他的行动。请中央立即采取办法，找红四方面军回此地来，或者万不得已拖不回来时，可以留在北方的一个适当地点，开展北方土地革命。”鄂豫皖省委对于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一去不返极为愤怒，尤其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的离去是鄂豫皖省委始料不及的。所以，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愤愤不平，指出这根本不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不是中央的指示，而是严重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
1933年2月21日，鄂豫皖省委致信中共中央，再次论及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尽管“发展一大片新的苏区，固然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但是危害也同样严重。鄂豫皖省委重点分析了红四方面军西进行动的危害：使鄂豫皖苏区受到残酷打击，“放松了直据国民党统治腹心要害之鄂豫皖苏区远到不能影响大局的陕西、四川去另建新的根基，且对于中央苏区不能起很大的配合”，“缩小了反四次‘包剿’斗争所应得的胜利”。鄂豫皖省委再次要求：“中央仍应坚决令其大部分主力回向鄂豫皖苏区行动”，“如主力回来，一方面可以扩大鄂豫皖苏区，一面又可以立即使鄂豫皖苏区所受之‘包剿’解体，三则对中央苏区作了最大的声援”。鄂豫皖省委最后强调：红四方面军“若长此蛰留四川，不过是一种躲避办法。请中央坚决打击此种抛弃苏区根据地的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教育全党，和用大力去转变红四方面军的行动”。
中共鄂豫皖省委与中共中央恢复联系后，重点批判了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的错误。从一开始便下定论：红四方面军的撤离是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鄂豫皖省委陈述这种逃跑路线引发的巨大危害，不仅使得鄂豫皖苏区遭受重大损失，而且对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不利，显然是将危害性从鄂豫皖苏区延伸至中央苏区。鄂豫皖省委的态度，一方面是要为鄂豫皖苏区的损失寻找或是总结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中央高度重视红四方面军的撤离行动，打击逃跑主义的右倾错误，确定正确的革命策略。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一直反对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强调坚持鄂豫皖苏区的重要性。红四方面军远离苏区后，鄂豫皖省委要独立承担领导苏区革命的重担。面对鄂豫皖苏区严重的困难局面，鄂豫皖省委确定正确的领导方针实为关键。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去后，鄂豫皖苏区确实困难重重，因而鄂豫皖苏区党内出现了动摇情绪，甚至怀疑苏区能否坚持、反“围剿”能否成功。这种苏区内的动摇思想与恢复和巩固苏区是格格不入的，也是与沈泽民的主张对立的。沈泽民批判红四方面军的逃跑错误，实际上也是要统一苏区的思想认识，要坚决坚持鄂豫皖苏区，绝不能继续脱离苏区乃至放弃苏区。这也是沈泽民批判红四方面军逃跑错误的思想根源。但是以沈泽民为书记的鄂豫皖省委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影响，后来逐渐陷入“死守”鄂豫皖苏区的错误思想逻辑。 二、批评与肯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對红四方面军转移的认知反差
鄂豫皖省委作为直接当事人，对红四方面军逃跑错误的评价影响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研判。对于鄂豫皖省委的意见，共产国际的态度如何？1933年2月7日，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驻华政治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红四方面军的撤离行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机关和指挥员很轻易地把很早建立起来的并搞得很好的苏区让给了敌人”，为的是“保存军队”。对于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苏区，埃韦特一连提出4项质问：“事情怎么会发展到作出这样决定的地步？是在谁的影响下作出的？出于什么考虑？抱着什么目的？这些问题大概是搞不清楚了。”对于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的后果，埃韦特指出：“红军的撤退会带来政治上的损失，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离开业已苏维埃化的地区，而且还因为不仅这个地区的工人和农民，还有这个地区以外的工人和农民会失去以往对我们的信任，因为红军撤离后，他们会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任凭白色恐怖的蹂躏。重复[这种行动]必然会导致我们力量的涣散，甚至可能瓦解我们的军队。”显然，远东局评估了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的严重后果，不仅会造成苏区的丢失，而且会造成民众丧失对苏维埃革命的信心。埃韦特继而提出：对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的批评应该力求向他们说明他们的行动和方针的错误，向他们说明正确的路线，但也不要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他们身上。埃韦特批评红四方面军的背后，也希望他们能在四川建立根据地。
远东局认为：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是错误的，要求红四方面军改正错误，坚持在四川建立苏维埃，不能放弃这个新苏区。1933年2月13日，远东局发出了要求红四方面军坚持四川新苏区的军事指示。2月21日，远东局草拟了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指令，这份军事指令经过修改后，于3月10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给了鄂豫皖省委，并于3月11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报告。这份军事指令即后来的《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1933年3月10日）》。在这份指令中，远东局继续批评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的错误，红四方面军“无目标地撤离，无疑犯了严重的错误”。在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的中文本中表述是：“红四方面军无目标的西进实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尽管远东局严厉批评了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的行动，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并不赞同。1933年3月，面对华中地区苏维埃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始调整中共的军事斗争策略。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新的军事方针，修订了以前的“进攻方针”，“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这个指示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说，恰恰是战略转移的最好注脚。所以，远东局批评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不同意它（指远东局——笔者注）对红四方面军放弃自己的根据地撤退到川北的行动进行批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积极评价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四川转移，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肯定红四方面军的转移是基于战略方针修订基础上的认识，即反对以红军有生力量的巨大损失为代价去进攻敌人或固守苏区，应该采用灵活的游击斗争达成保护苏区的目标。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修订红军的军事方针对于改变对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的认知具有导向性的意义。远东局受到影响改变了对红四方面军转移四川的认知。远东局一直坚持红军的进攻原则，对于共产国际指示的“红军的机动性”，远东局的理解是“常规部队和从后方打击敌人的游击队的联合行动”，不应该是对军事战术“根本性的修改”。远东局担忧共产国际军事方针的修订会让苏区红军“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防御立场”，放弃进攻的原则。为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复电埃韦特，最终统一认知：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实施进攻行动，但绝不是以失掉苏维埃基地为前提;要巩固苏区，建立新基地，但决不能以红军被大量歼灭为代价。远东局最后确定的军事战术是红军可以在苏区外围的开阔地带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能把自己的力量束缚在浪费许多时间的围攻和包围上，因为这会大大降低我们对敌人有生力量的打击能力”。从新修订的方针来看，红军在坚持有利条件下进攻的同时，应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避免自身有生力量的大量损失。依据这个方针，红四方面军的转移不是逃跑，而是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的正确行动。1933年7月，埃韦特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红四方面军来到四川“取得了新的、无疑是巨大的胜利”，我们可以在四川省“建立起比江西目前的基地更有意义的基地和地区”。对比半年前埃韦特对红四方面军的不满与批评，此时的埃韦特已经转变了对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的认知。
远东局的认知经历了变化，而中共中央既批评了红四方面军的错误，又指出了其开辟新苏区的意义。193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鄂豫皖省委，答复了鄂豫皖省委的意见。首先是明确了鄂豫皖苏区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指出：“鄂豫皖苏区具有最大的重要性（控制长江，围困武汉，威胁平汉铁路），占中国中部之中心，逼近国民党统治权力的要害处”，“对于敌人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对于我们是一个宝贵的强大的基础。”中央要求鄂豫皖省委“应用一切力量，夺回原有的阵地，不要等着红四军之归来”。中央不能同意“令其全部或大部分主力回向鄂豫皖苏区行动”的请求。中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性的鄂豫皖苏区的坚持和巩固，要依靠鄂豫皖省委自身来解决，不要依靠远离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其次，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陕地区开辟了新的苏区，这一苏区对于西北地区革命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也不应该将这块千辛万苦打来的苏区，再送给敌人了”。“四川、陕西均是统治阶级最弱的一环，在那里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红四军已成为了吸引和团结当地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和发动整个西北革命运动的杠杆。这在中国革命在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上，将要引起很大的变化。”中央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对于中国革命区域发展有重要意义，这是从性质上否定了其行动完全是逃跑主义的错误。再次，红四方面军经历长途跋涉转战到川陕地区，不可能继续长途转战回鄂豫皖苏区，这样的长途行军不现实，也有“遭到巨大的损失的危险”。中共中央在信中也指出：红军应该暂时离开苏区的决定是红四方面军西逃的基础，这种错误与鄂豫皖省委也分不开。中央的答复，让鄂豫皖省委放弃了要求红四方面军返回鄂豫皖苏区，鄂豫皖省委也逐步认识到红四方面军开辟新苏区的意义，但是鄂豫皖省委在很长时间里依旧认为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苏区是严重的错误。 三、摆脱“逃跑”的阴影：鄂豫皖省委对红四方面军西进认知的彻底转变
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的影响下，鄂豫皖省委逐步转变对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的看法，不再提及其是逃跑的性质，但仍然认为其离开苏区是错误的，直到1934年后才彻底转变。1933年4月，鄂豫皖省委在苏区通告中提出：“红四方面军的西征产生了一个新苏区。”1933年7月，鄂豫皖省委在决议中提出：“红四方面军行动到了四川创造了新的广大苏区。”同时，鄂豫皖省委也指出：“因为只是红四方面军在胜利以后反而脱离苏区根据地，所以不能在四次‘围剿’中就完全瓦解国民党的主力。”鄂豫皖省委依然认为，红四方面军脱离苏区是“革命中的局部的错误”，但不会阻止革命胜利的开展。尽管鄂豫皖省委重新认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红四方面军的西逃认知的确给鄂豫皖省委制定正确的斗争方针带来了负面影响。1934年2月，中共中央在指示信中批评鄂豫皖省委：“省委由于反对四方面军的西逃，而走到了另一极端‘死守’‘与土地共存亡’的倾向。”实际上从1933年3月开始，中共鄂豫皖省委便确立“反攻”方针，围攻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城镇，希望恢复和发展整个鄂豫皖苏区，但遭受失败。从反对西逃到大举“反攻”，鄂豫皖省委的方针始终不能找准实际，因而无法承担好独立领导鄂豫皖苏区革命的重任。中共中央批评鄂豫皖省委的错误领导：“尤其是不能活泼的运用正确的战略和战术，集中主力去击破敌人的弱点，而仍然袭用‘兜圈子’的战略，分散红军的力量，认为反对‘退却逃跑’便应死守不动，一些正确的关于红军转移地点的意见，都被指为‘退却逃跑’而反对，结果是陷红军于敌人的重围中，困守硬碰，苏区即困守不住，红军亦渐削弱。”可见，一味地反对西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鄂豫皖省委制定正确的军事方针。由上文可知，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后，共产国际修订以前的“进攻”方针，不赞同盲目不计后果的进攻，强调红军的灵活机动性和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的重要性。但是，出于反对退却逃跑，克服右倾错误，鄂豫皖省委强力推行“左”倾冒进的“反攻”方针，也成为沈泽民时期鄂豫皖苏区不断遭受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围攻鄂东北苏区中心七里坪的战斗失败后，1933年8月，以沈泽民为书记的鄂豫皖省委开始反省，认识到之前的失败是“机械地执行中央军事指令”，但仍然提出不能脱离鄂东北苏区。11月，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沈泽民清醒地认识到：鄂豫皖苏区红军“既事实上不能担负巩固一方苏区的任务，只能及时采取游击方式来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苏区”，改变了以往盲目“死守”的方针。沈泽民病逝后，徐宝珊代理鄂豫皖省委书记，继续调整改变既往的错误方针，对红四方面军的认知逐步改变，但仍然继续批评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是逃跑的错误，直到1934年7月后才放弃了对红四方面军的批评。1934年1月，鄂豫皖省委在通告中指出：“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开辟三千多里路的新苏区，扩大到三十倍以上的武装。”鄂豫皖省委认为：鄂豫皖苏区遭受暂时的失败，是过去领导上的错误，省委非常重要的紧急任务是“彻底改正我们过去的错误，切实执行中央给予我们的正确指示，为恢复和巩固鄂豫皖苏区而斗争”。4月25日，在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上，省委再次批评“红四方面军在作战上无计划的运动战，无目的兜圈子，逃跑到川、陕，脱离苏区”是造成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7月初，鄂豫皖省委收到中共中央1934年2月12日发来的指示信，指示信上明确要求鄂豫皖省委放弃“死守”方针，红军有计划撤离苏区不能机械地理解为逃跑。此后，鄂豫皖省委不再提及红四方面军的逃跑错误。鄂豫皖省委认知的彻底转变也是省委修正错误思想的首要前提和重要体现。如果继续认为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是逃跑主义错误，根据地只能坚持死守，无法采取主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也就无法通过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战术来巩固和维护苏区。
这种变化，对于后来鄂豫皖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进行战略转移，寻找新的根据地有积极意义。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决定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离开苏区，为创造新苏区根据地而斗争。对于此决定，省委特意指出：“鄂豫皖自从去年党因为反对逃跑主义又在策略上犯了‘死守’的错误，以致原有苏区遭到暂时失败，红军遭到削弱以后，原有苏区的群众遭了敌人大的屠杀，物质粮食受了极残酷的破坏，敌人的堡垒布置得很周密，以我们所存留的力量来空喊恢复原有苏区的任务继续死守的策略，必将更使我们的革命事业遭受完全的失败。”这次鄂豫皖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撤离苏区，不是退却逃跑，而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中共中央在1934年2月份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中也强调：鄂豫皖省委保全队伍，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是当前正确的路线，毋须再解释，“这不是退却逃跑，一切认为这是退却逃跑的人，实际上是曲解党的路线，要把我们存在的力量完全淹没于敌人血手之下”。从红二十五军撤离苏区来看，这种撤离必须在党内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再被曲解为退却逃跑。在此时，当年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开辟新苏区的行动，不再是逃跑主义的政治错误，而是具有示范效应的历史实践。
四、结语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上对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中央，下对中共鄂豫皖省委来说，都是一件不可回避的大事件。鄂豫皖苏区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根据地，在全国苏维埃革命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对于红四方面军突然脱离鄂豫皖苏区，造成鄂豫皖苏维埃革命的失败，无论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还是鄂豫皖省委都要对此事进行评论解释，乃至全面总结经验教训。事实上，鄂豫皖省委、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也都对此事作出了回应。尽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此事的讨论时间不长，但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却长时间受到红四方面军脱离苏区的困扰。
中共鄂豫皖省委独立领导鄂豫皖苏区革命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认知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的行动。是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的正确行动，还是脱离苏区的逃跑主义错误，鄂豫皖省委必须明确定论。出于恢复与巩固鄂豫皖苏区的现实需要，鄂豫皖省委早期强调红四方面军主力的逃跑主义错误及其危害，是其坚持苏区、保存苏区的思想策略。这一策略与鄂豫皖省委早期推行的“反攻”路线相配合，起到了恢复苏区的短暂效果。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并不认可红四方面军的撤离是逃跑主义错误，这意味着鄂豫皖省委通过反对“退却逃跑”的右倾错误来凝聚思想共识、激发革命斗志的策略只能有短暂的成效。若脱离苏区不是错误的思想认识在鄂豫皖苏区传播开来，对鄂豫皖苏区或是沉重的打击。沈泽民时期，鄂豫皖省委始终坚持认为红四方面军即使不是“逃跑”，也是“局部的错误”，便是其中的根源。后沈泽民时期，鄂豫皖省委转变认知，在保存力量、寻找新苏区的驱动下，逐步摆脱“逃跑主义”的陰影，打下了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实现战略转移的思想基础。红四方面军的撤离，一开始成为沈泽民时期鄂豫皖省委领导苏区革命的严重教训，但到后来又转变成为后沈泽民时期鄂豫皖省委实现战略转移的历史经验，这是鄂豫皖省委对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认知的演变过程。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无论是鄂豫皖省委还是中共中央，都提出要恢复和巩固鄂豫皖苏区。鄂豫皖省委也一直为此目标而工作。总的来看，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应对红四方面军脱离苏区的过程中，从苏区的恢复和巩固的第一要务出发，批判红四方面军脱离苏区的逃跑主义错误，希望重新构建鄂豫皖苏区革命胜利的信心，是符合苏区继续革命的需要的。由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及苏区自身资源的枯竭，恢复鄂豫皖苏区的设想很难实现。沈泽民继续以反对“退却逃跑”来“死守”鄂豫皖苏区，反映出鄂豫皖省委领导思想上的滞后，没有摆脱红四方面军脱离苏区的阴影。直至1934年7月后，鄂豫皖省委才不再提及红四方面军的逃跑错误，转而肯定其开辟新苏区的重要贡献，彻底摆脱逃跑主义的阴影，迅速撤离鄂豫皖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进而逐步找到了苏维埃革命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
[作者系历史学硕士，安徽博物院学术研究部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