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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去北大医院探望病中的启先生。看情景便知，老人家再难康复，也料到，这将是我见老人的最后一面。
本以为自己有了思想准备，本以为自己经历过生离死别，应经得起这场变故。但在启先生灵堂前见到郑喆时，我的泪水仍是夺眶而出。
郑喆反过来劝我：“你别招我，我这几天可哭够了。”
我知，我不该，泪水却不听话。
每每忆及先生，交往中的点点滴滴一齐涌上心头，但要记成文字时，又不知从何说起。
我家与启先生家的交往恐要从我的上上辈算起，大概就属于人们常说的那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维系这远亲亲情的是大小两学堂：颜扎氏家馆——私塾小学堂，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学堂。
先母颜一烟在她遗作《谢谢老同窗》中写道：
启功的祖母是我祖母的亲侄女，（按辈分）我（应）管他的父亲叫“锐哥”，惜英年早逝！有一天，锐嫂领着一个小男孩来到我家，说是送他来我们的书房就读的。从此，我们就成了同窗学友，这个小男孩就是启功。……我开始叫他“小弟”，可家里人纠正我说：我们的关系不是姐弟，而是姑侄。
母亲告诉我，启先生从小念书就很用功，忆及往事，母亲说，启功的书读得非常好，他不只能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还能背《诗经》，甚至于还能读《尔雅》，看着实在让人羡慕！
母亲还说，启功写字也极认真，规规矩矩，教书先生常在他写的仿纸上标上红点：
……我的大字呢？不给满纸打×就算好的。有一回，老师不但不给画红圈，还指指点点地说：“瞧你写的这是什么？跟鸡爪子刨的似的！——不行，好好地再写十遍！”……老师怎么说我也不写，打我手板罚我跪，我就是不写，老师气得直吹胡子。小启功坐在书桌后边，一边拿书本挡着，一边拿小手划着脸蛋，轻声地连连说：“小姑没羞，小姑没羞……。”
被启先生“羞羞”的母亲，靠笔杆子吃了一辈子的饭，可字一直就没写成样儿。
依稀记得母亲讲的一个故事：
启功小时候做事就很细致。一日课间，我阿玛差看妈（看：kan阴平。照顾孩子的保姆）给读书的孩子们送梨子。
看妈说：“好好吃，别浪费了，看你们谁的梨核儿啃得干净。”
我大哥是个急性子，三口两口就把个梨儿吞了下去，再看那核儿，也被啃下大半拉儿。
而小启功，不慌不忙，用小手举起他吃过的梨核儿，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竟似一盏小小的玉灯笼。
这盏梨核儿小灯笼，竟然让母亲记了几十年。
母亲在《谢谢老同窗》中还叙述了这样一件事：
我知道他太忙，社会活动多，找他求书画的人更多。……我也不好常去打扰他，只是在我先后出版长篇小说《盐丁儿》和散文集《烽火明星》时，才去求了他的墨宝。而使我至今深感歉意的是：启功先生为我的散文集题写的“烽火明星——启功题”字幅，交到出版社竟会不翼而飞了！我心里实在难受极了！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有人说：“另外找个人题写书名吧！”我觉得不妥！但人家写好了，你给丢了，怎么好再去求？可书等着付印啊！怎么办？后来，编辑同志说：“我陪您去求，就说责任在我。”我万般无奈，极不好意思地硬着头皮去了……。
谁想启先生慷慨地又给写了一次。
望着两本书的封面题字，我深深感谢我的老同窗！同时，这张我们在他墨宝前的合影（附：照片），又把我引回到了童年。我仿佛又看到了：童年的启功划着脸蛋，轻轻地说：“小姑没羞，小姑没羞！……”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母亲因家庭变故，只身奔波流浪，与启先生一别几十载。直到五十年代末，母亲随在师大任教的父亲住进了学校，才知启先生已是中文系的教师了。
在我的记忆中，初次见启先生，约是在一九六○年前后。师大组织教授们到香山休养，并小住几日。
同去游山，启先生逗我玩，三逗两逗，说出一个我家的秘密：“你的姥姥是个哑子。”
那时我才上小学，没记住这“揭密”的人是谁，只能忆起那叔叔圆圆的脸。
白驹过隙，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九十年代中期，我去启先生家找郑喆玩，启先生问及此事：“你还记不记得在香山，我告诉你：你姥姥是个哑子？”
我恍然大悟：“啊，那个叔叔就是您哪！”
启先生指指自己的鼻子：“对呀，就是我。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吗？”
我摇摇头：“不记得了。”
“噢，你好厉害，顶了我一句：你姥姥才是哑巴呢！”
天呀，还有这事儿？吓得我赶紧向老人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哈！哈！哈！没关系，没关系。我姥姥可不是哑巴。哈！哈！哈！……”启先生爽朗的笑声冲淡了我的尴尬与内疚。
说来也巧，母亲与启先生同庚，母亲虚长一个月；我与郑喆同年同月，我长她十几天。
我和郑喆是好友，上她家串门，若赶上启先生在，便问候老人一声，聊上三五句。而启先生的幽默诙谐，常常从这不经意的几句之中渗透出来。
我会些做针线活儿，头几年，爱给郑喆做衣裙，有时也帮启先生缝些零碎。
一回，郑喆让我给启先生做条布腰带，我不知用途，以为老人腰疼怕风，便用缝纫机结结实实做了一条两寸多宽的带子。
启先生拿到宽腰带，随口说了一句：“啊，这么宽的腰带？余彦是让我扎上练少林武功呀？”
共所周知，启先生喜爱毛绒玩具，那一柜子的毛毛动物都是他的宝贝。去找郑喆，她的床上放着一个硕大的毛绒熊猫。围着熊猫我俩正聊着，启先生进来。
郑喆指着熊猫问启先生：“您说，是这熊猫漂亮，还是余彦漂亮？”
启先生认真地答：“她俩不能比，不是一类的。你应该问：是熊猫漂亮，还是我漂亮。”
我乐了，说：“您俩也不是一类的呀。”
启先生解释道：“怎么不是？他们都叫我国宝。”再一指毛绒熊猫：“它也是国宝，我俩当然是一类的。”
参观启先生的书画展，友人送老先生一幅字《鹤寿》，以祝老人健康长寿。在字前留影，启先生突然转身，用手挡住“鹤”字的左半边，嘱咐道：“拍时留神，千万别把它挡住。挡住，就成‘鸟寿’了。”
逗得众人开怀大笑。
启先生的平易，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深有体会。
那年，我们教务部门工会“举行”硬笔书法比赛，这简直就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书法比赛”了。忘记是谁，异想天开地提出：请启先生为咱们当评委。而启先生也就居然爽快地应了下来！
拿着我们那些“不成气候”、幼稚之极的“参赛作品”，启先生举着放大镜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一张张地去分析，一幅幅地去鉴别。
那股劲儿，不亚于欣赏古玩，鉴赏古董。
启先生不仅为我们这些“作品”评出了等级，还指着其中一篇字说：“写这字的人一定练过毛笔书法。”的确，慧眼识真。
现在回味起来，当时的我，真不懂道理，竟拿这等小事去麻烦大师！
事情虽小，管中窥豹，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大师为人的平和与治学的严谨。
启先生，可敬、可爱的老人。
如今，先生已经离去，而我总觉得老人家没有走，他还在那里，在那里挥毫泼墨，在那里谈笑风生，在那里笑吟吟地接待着四方来客……。（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