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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期)
1928年4月，随着朱德、陈毅部队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的，有数千名参加湘南暴动的湘南农军，其中率领永兴县800余名农军的是年仅26岁的黄克诚。
黄克诚，湖南永兴县人，1902年10月出生。他9岁开始念私塾，1920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922年考入在衡阳的省立第三师范。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受党组织派遣，黄克诚进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的风采，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教导。他被毛泽东深深地吸引住了。毛泽东讲授的中国农民运动课程，在他的眼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独到见解，更使他茅塞顿开。
1926年6月，黄克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担任营政治指导员，后来又担任了由第八军扩编的第三十六军二师四团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回到家乡永兴，联络共产党员秘密发动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并很快在永兴西部地区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农民武装。
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部智取宜章的消息传到永兴后，黄克诚、尹子韶等领导了永兴农民暴动，几天时间，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2月9日，永兴农军在朱德派去的工农革命军一个加强连支援下，一举攻占永兴县城。黄克诚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起义胜利后新组建的永兴赤色警卫团的党代表。
4月初，“会剿”湘南起义军的敌人在占领北面的耒阳后，又气势汹汹地扑向永兴县城。黄克诚指挥着不到1000人的队伍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待掩护中共永兴县委机关转移到安全地带后，他也率领着剩余下来的800余名农军撤出了永兴县城，在资兴彭公庙会合陈毅指挥的湘南起义各县农军，经酃县(今炎陵县)向井冈山进发……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宣告成立时，黄克诚率领的永兴农军被编为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他任三十五团团长。
对于这一任命，黄克诚开始是有顾虑的，因为他觉得自己一向都做政治工作，领兵打仗还是另请高明更好。于是，他请求陈毅派一个得力的团长来，自己仍做政治工作。没想到豪爽的陈毅满口答应下来：“要得，可以派给你一个团长。”但随即话锋一转，拍着黄克诚的肩膀说：“同志哟，我们人人都要能文能武才行呢!咱们的朱军长就能文能武，毛党代表也能文能武啊!”
就这样，黄克诚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领导下，挑起了第三十五团军事指挥的重任。
按照军部的命令，黄克诚指挥三十五团参加了黄坳五斗江等著名战斗，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的第二次“进剿”，为保卫和扩大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黄克诚开始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及战略战术。刚到井冈山时，黄克诚对毛泽东提出的军队不发饷、实行供给制，感到有些意外。他想，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对一般战士能行得通吗?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他有些怀疑，有些担心。但事实很快证明他的怀疑和担心是多余的。供给制不仅行得通，而且实行得很好，因为有干部带头、官兵一致作为保证。这件事对黄克诚教育很深，他感到毛泽东制定的一套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却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毛泽东确实比同代人高明。正是以他对毛泽东的这种崇敬之情，所以在日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即使因此遭到“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撤职处分，仍然不改初衷，坚持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绝不检讨。
井冈山是个不大的地区，由于近万名湘南农军来到山上，顿时使山上的粮食发生了极大的困难。红四军前委经过研究，决定把耒阳、永兴、郴县、资兴四县农军编成四路游击队，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斗争。黄克诚被任命为由永兴农军组成的第二路游击队司令员。
说实在的，对于农军回县活动的决定，黄克诚内心是不赞成的。因为敌强我弱，这些同志大多暴露了身份，很难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下去。但井冈山确实存在着困难，既然党已经作了决定，他只能服从。
第二天，黄克诚便带领永兴农军离开战斗了一个多月的井冈山，踏上了返回永兴的归途。
路上走了3天，到了永兴境界。这时，中共永兴县委书记兼党代表李一鼎提出要去找湘南特委而离开了队伍，临走前，请黄克诚代理县委书记一职。
根据各方面得到的敌情报告，黄克诚在离永兴县城30里的江东大树村召开了有县委成员和游击队干部参加的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他神情严肃地对大家说：“现在敌我力量悬殊，我们虽有几百人，但只有二十几条枪，而且还有老幼妇女，现在拉过江去打游击，肯定站不住脚。我看这样，把妇女老幼动员回家，精干力量留在江东，就在永兴、资兴、安仁三县边界打游击，这样既能利用敌人的空隙打过江东去，遇到不利情况也能马上向井冈山靠拢。”
可是这一意见却遭到了副司令刘承高等多数游击队干部的反对。他们坚持要马上攻打永兴县城。
作为县委代理书记的黄克诚，为了对党交给的这几百人的生命负责，坚决反对这种不顾一切的冒险行动。
会议开到天黑，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就在当天晚上，刘承高利用农民思家心切，背着黄克诚偷偷将队伍拉走了。一支数百人的农军队伍终成鸟兽散了。
黄克诚与李卜成等人在家乡因白色恐怖严重，难以开展游击战争，只好离开家乡，取道长沙、武汉、南京，到上海找党。
一路风尘，历尽艰辛，终于在1929年1月到达上海，与党中央接上了关系。
1930年初，受中央军委派遣，黄克诚重返红军，到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工作。他历任大队政委、支队政委、纵队政委和师政委，参加了开辟中央苏区和历次反“围剿”战斗，成为一名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爱戴的出色红军指挥员。
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1928年初，23岁的谭政被选派去红四军前委任秘书。
当谭政迎着初升的太阳，赶到前委所在地砻市时，伏案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正在边抽烟，边休息。
“报告!”
“请进!”毛泽东打开房门，“是谭政同志吗?你从草林圩回来了!”
“是!毛委员。”谭政当时率领一支工作队刚从遂川草林圩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回来。
“你的老岳父陈绍纯先生还好吗?”
谭政愣了!虽然他听岳父说过认识毛泽东，可毛泽东又怎么知道我们的翁婿关系呢?况且我还改了名。
毛泽东对满脸狐疑的谭政解释说：“你原来的名字不是叫谭世名吗?这我已经了解到了。去年我到湖南家乡摘农民运动考察时，在湘乡见到了陈绍纯先生。他说，这个世道得乱透了才能分出个高低、分出个好坏来。说得真痛快!他当时就对我提起过，说把大儿子陈赓打发出去了， 二儿子、三儿子也都出去革命了。这不，连女婿谭世名近日也去汉口投奔国民革命军了!”
谭政原名确叫谭世名。大革命时，他到了汉口，在妻兄的帮助下参加了革命，并改名谭政。大革命失败后，他进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在特务营担任文书、书记。后随部参加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被编入军官队。部队上井冈山后，在大井集训时，由廖春芳和宛希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打茶陵时，调任一团宣传队队长。
“毛委员，我是来前委报到的。前委在哪里呢?”谭政问道。
“在哪里?”毛泽东哈哈一笑：“就在这儿，我一个书记，加上你一个秘书。”
谭政这才仔细地看了看毛泽东的住处，只见简陋的房间中，最显眼的是那张堆满了书的桌子，砚台上搁着毛笔，一盏油灯旁放着几页刚刚写好的文稿。
毛泽东见谭政满脸狐疑，就对他说：“你把行李搬过来，就住在外间屋。我现在很需要你来帮忙，你看——”毛泽东指了指桌上那些刚刚写好的文稿，“这些文稿，还没抄写呢!你来了，就先做这件事。”
就这样，谭政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前委机关很简单，前委的工作却很繁忙，谭政后来回忆道：
“我在前委当过秘书，不要想象前委有什么办公室、办公桌，像现在这样，一个机关怎么组织，怎么分工，谈不上。前委就是几个写字的，油印的。没有电话，也没有无线电发报，也没有通讯员之类，写个信还得跑路，靠自己两条腿。文件起草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起草，文件起草好后，就是几个人商量一下，没有什么文字圈阅那一套，简单极了。写字就是用铅笔，毛笔也很少，只有毛泽东同志有毛笔。”
1928年5月，湘赣边界特委成立，毛泽东担任特委书记，原来的前委机关成为特委机关，仍然只有几个办事员，谭政也继续担任秘书工作。
作为秘书，谭政协助毛泽东做了许多文字工作，其中就有《井冈山的斗争》这篇重要文稿的誊正复写。
谭政清清楚楚记得：
“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就是在砻市完稿的。他起草了很久，不是在一个地方起草的。当时我是秘书，是叫我誊正复写的……我还记得清楚《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是我抄写在很薄的竹纸上，字写得很小很密，一共写了两套。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是在砻市发出的。中央派来一名交通员，此人是湖南水口山工人，中央派他送信到井冈山来，住在砻市。我们送他走的时候，把文件卷在伞把子里面带走的。”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谭政亲身感受到了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部队在酃县中村时，有一天，三十一团报告，陈伯钧枪走火打死了教导队队长吕赤，请示如何处置。
谭政闻知一惊。他是从三十一团调出来的，吕赤和陈伯钧他都熟识。他很快就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
陈伯钧当时很年轻，只有20岁左右。他不知从哪搞到了一支坏了的小手枪，这在当时枪支不多的情况下，的确比较珍贵。他七弄八弄，竟然把枪修好了，为此兴奋不已。
这时，恰巧教导队队长吕赤等几人从外面回来，陈伯钧高兴地从房内跑出，口里叫着：“队长，队长，我把枪修好了。”他兴奋得手舞足蹈，不知怎么竞触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枪响了，吕赤中弹倒地身亡。
打死了教导队长吕赤，这事非同小可，尽管是无意中枪走火的失误，可毕竟是打死了一位军官呀!当时部队对于枪走火之类的事如何处理并无明确规定，红军纪律严明，会不会从严惩处呢?谭政为陈伯钧捏了一把汗。
果然，士兵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少人认为，枪走火虽属意外，但打死了教导队队长，必须严厉惩罚；甚至有人提出要枪毙陈伯钧。
当时，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参与民主管理，对违反军纪的事，要交由士兵委员会决定，轻则批评，严重的就要打手板。可枪走火打死人，却是未曾遇到过，他们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将问题交到了前委，由毛泽东定夺。
毛泽东说：“不要吧!是走火打死的，不是有意打死的，已经打死了一个，还要枪毙一个，那不是少了两个吗?”
毛泽东这么一说，士兵委员会觉得有道理，讨论同意不枪毙陈伯钧。不过，手板还是要打。
最后，陈伯钧受到打50手板的处罚。
谭政开始时悬着一颗心，担心陈伯钧会被枪毙。因为红军本来人员就不多，像陈伯钧这样的年轻干部更为珍贵，如果因为过失伤人而被判了死刑，实在是可惜，也不利于革命事业。幸亏毛泽东没有感情用事，而是从革命利益出发，巧妙地从轻发落，救了陈伯钧一命。
谭政非常赞同毛泽东的这种处理方法，并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谭政在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秘书之后，毛泽东曾派他到三十一团检查整顿部队纪律。
这是在部队打下永新城之后的事。当时驻扎在永新城的是红三十一团，它的老底子是秋收起义时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按说其基础是不错的。但是，要建设一支完全与旧军队不同的新型军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就在部队准备撤出永新城时，一些人故态复萌，旧军队的旧习气又冒了出来，特别是少数旧军官出身的干部，有的逛窑子、斗纸牌，有的搜俘虏腰包发洋财。这些干部的表现，直接影响了部队的纪律。于是，有的战士对商业者“一律没收”，商店里的东西乱抓乱拿，小商小贩的挑子也不放过，甚至连理发挑子也滴溜当啷地挑出了城!
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气愤，他将谭政派往三十一团，专门对部队纪律败坏、违反城市政策、侵犯群众利益等情况进行检查，为的是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
谭政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他对三十一团在永新违反政策、纪律的情况，以及部队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检查和整顿，并给前委写了专题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批了，“军纪是军队的命脉”这样的话，并向红军部队重申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
谭政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不久，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牺牲，毛泽东派谭政去接替何挺颖的工作。行前，毛泽东和谭政谈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及做好政治工作的方法。末了，毛泽东似是玩笑、似是鼓励地对他说：“谭政，这次可真是谈政喽!”
这时，谭政年仅23岁。从此，他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离开井冈山根据地之后，谭政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人民军队，而且主要从事的是军队的政治工作。
1955年，谭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全文完)
1928年4月，随着朱德、陈毅部队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的，有数千名参加湘南暴动的湘南农军，其中率领永兴县800余名农军的是年仅26岁的黄克诚。
黄克诚，湖南永兴县人，1902年10月出生。他9岁开始念私塾，1920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922年考入在衡阳的省立第三师范。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受党组织派遣，黄克诚进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的风采，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教导。他被毛泽东深深地吸引住了。毛泽东讲授的中国农民运动课程，在他的眼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独到见解，更使他茅塞顿开。
1926年6月，黄克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担任营政治指导员，后来又担任了由第八军扩编的第三十六军二师四团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回到家乡永兴，联络共产党员秘密发动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并很快在永兴西部地区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农民武装。
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部智取宜章的消息传到永兴后，黄克诚、尹子韶等领导了永兴农民暴动，几天时间，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2月9日，永兴农军在朱德派去的工农革命军一个加强连支援下，一举攻占永兴县城。黄克诚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起义胜利后新组建的永兴赤色警卫团的党代表。
4月初，“会剿”湘南起义军的敌人在占领北面的耒阳后，又气势汹汹地扑向永兴县城。黄克诚指挥着不到1000人的队伍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待掩护中共永兴县委机关转移到安全地带后，他也率领着剩余下来的800余名农军撤出了永兴县城，在资兴彭公庙会合陈毅指挥的湘南起义各县农军，经酃县(今炎陵县)向井冈山进发……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宣告成立时，黄克诚率领的永兴农军被编为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他任三十五团团长。
对于这一任命，黄克诚开始是有顾虑的，因为他觉得自己一向都做政治工作，领兵打仗还是另请高明更好。于是，他请求陈毅派一个得力的团长来，自己仍做政治工作。没想到豪爽的陈毅满口答应下来：“要得，可以派给你一个团长。”但随即话锋一转，拍着黄克诚的肩膀说：“同志哟，我们人人都要能文能武才行呢!咱们的朱军长就能文能武，毛党代表也能文能武啊!”
就这样，黄克诚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领导下，挑起了第三十五团军事指挥的重任。
按照军部的命令，黄克诚指挥三十五团参加了黄坳五斗江等著名战斗，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的第二次“进剿”，为保卫和扩大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黄克诚开始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及战略战术。刚到井冈山时，黄克诚对毛泽东提出的军队不发饷、实行供给制，感到有些意外。他想，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对一般战士能行得通吗?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他有些怀疑，有些担心。但事实很快证明他的怀疑和担心是多余的。供给制不仅行得通，而且实行得很好，因为有干部带头、官兵一致作为保证。这件事对黄克诚教育很深，他感到毛泽东制定的一套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却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毛泽东确实比同代人高明。正是以他对毛泽东的这种崇敬之情，所以在日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即使因此遭到“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撤职处分，仍然不改初衷，坚持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绝不检讨。
井冈山是个不大的地区，由于近万名湘南农军来到山上，顿时使山上的粮食发生了极大的困难。红四军前委经过研究，决定把耒阳、永兴、郴县、资兴四县农军编成四路游击队，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斗争。黄克诚被任命为由永兴农军组成的第二路游击队司令员。
说实在的，对于农军回县活动的决定，黄克诚内心是不赞成的。因为敌强我弱，这些同志大多暴露了身份，很难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下去。但井冈山确实存在着困难，既然党已经作了决定，他只能服从。
第二天，黄克诚便带领永兴农军离开战斗了一个多月的井冈山，踏上了返回永兴的归途。
路上走了3天，到了永兴境界。这时，中共永兴县委书记兼党代表李一鼎提出要去找湘南特委而离开了队伍，临走前，请黄克诚代理县委书记一职。
根据各方面得到的敌情报告，黄克诚在离永兴县城30里的江东大树村召开了有县委成员和游击队干部参加的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他神情严肃地对大家说：“现在敌我力量悬殊，我们虽有几百人，但只有二十几条枪，而且还有老幼妇女，现在拉过江去打游击，肯定站不住脚。我看这样，把妇女老幼动员回家，精干力量留在江东，就在永兴、资兴、安仁三县边界打游击，这样既能利用敌人的空隙打过江东去，遇到不利情况也能马上向井冈山靠拢。”
可是这一意见却遭到了副司令刘承高等多数游击队干部的反对。他们坚持要马上攻打永兴县城。
作为县委代理书记的黄克诚，为了对党交给的这几百人的生命负责，坚决反对这种不顾一切的冒险行动。
会议开到天黑，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就在当天晚上，刘承高利用农民思家心切，背着黄克诚偷偷将队伍拉走了。一支数百人的农军队伍终成鸟兽散了。
黄克诚与李卜成等人在家乡因白色恐怖严重，难以开展游击战争，只好离开家乡，取道长沙、武汉、南京，到上海找党。
一路风尘，历尽艰辛，终于在1929年1月到达上海，与党中央接上了关系。
1930年初，受中央军委派遣，黄克诚重返红军，到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工作。他历任大队政委、支队政委、纵队政委和师政委，参加了开辟中央苏区和历次反“围剿”战斗，成为一名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爱戴的出色红军指挥员。
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1928年初，23岁的谭政被选派去红四军前委任秘书。
当谭政迎着初升的太阳，赶到前委所在地砻市时，伏案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正在边抽烟，边休息。
“报告!”
“请进!”毛泽东打开房门，“是谭政同志吗?你从草林圩回来了!”
“是!毛委员。”谭政当时率领一支工作队刚从遂川草林圩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回来。
“你的老岳父陈绍纯先生还好吗?”
谭政愣了!虽然他听岳父说过认识毛泽东，可毛泽东又怎么知道我们的翁婿关系呢?况且我还改了名。
毛泽东对满脸狐疑的谭政解释说：“你原来的名字不是叫谭世名吗?这我已经了解到了。去年我到湖南家乡摘农民运动考察时，在湘乡见到了陈绍纯先生。他说，这个世道得乱透了才能分出个高低、分出个好坏来。说得真痛快!他当时就对我提起过，说把大儿子陈赓打发出去了， 二儿子、三儿子也都出去革命了。这不，连女婿谭世名近日也去汉口投奔国民革命军了!”
谭政原名确叫谭世名。大革命时，他到了汉口，在妻兄的帮助下参加了革命，并改名谭政。大革命失败后，他进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在特务营担任文书、书记。后随部参加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被编入军官队。部队上井冈山后，在大井集训时，由廖春芳和宛希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打茶陵时，调任一团宣传队队长。
“毛委员，我是来前委报到的。前委在哪里呢?”谭政问道。
“在哪里?”毛泽东哈哈一笑：“就在这儿，我一个书记，加上你一个秘书。”
谭政这才仔细地看了看毛泽东的住处，只见简陋的房间中，最显眼的是那张堆满了书的桌子，砚台上搁着毛笔，一盏油灯旁放着几页刚刚写好的文稿。
毛泽东见谭政满脸狐疑，就对他说：“你把行李搬过来，就住在外间屋。我现在很需要你来帮忙，你看——”毛泽东指了指桌上那些刚刚写好的文稿，“这些文稿，还没抄写呢!你来了，就先做这件事。”
就这样，谭政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前委机关很简单，前委的工作却很繁忙，谭政后来回忆道：
“我在前委当过秘书，不要想象前委有什么办公室、办公桌，像现在这样，一个机关怎么组织，怎么分工，谈不上。前委就是几个写字的，油印的。没有电话，也没有无线电发报，也没有通讯员之类，写个信还得跑路，靠自己两条腿。文件起草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起草，文件起草好后，就是几个人商量一下，没有什么文字圈阅那一套，简单极了。写字就是用铅笔，毛笔也很少，只有毛泽东同志有毛笔。”
1928年5月，湘赣边界特委成立，毛泽东担任特委书记，原来的前委机关成为特委机关，仍然只有几个办事员，谭政也继续担任秘书工作。
作为秘书，谭政协助毛泽东做了许多文字工作，其中就有《井冈山的斗争》这篇重要文稿的誊正复写。
谭政清清楚楚记得：
“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就是在砻市完稿的。他起草了很久，不是在一个地方起草的。当时我是秘书，是叫我誊正复写的……我还记得清楚《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是我抄写在很薄的竹纸上，字写得很小很密，一共写了两套。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是在砻市发出的。中央派来一名交通员，此人是湖南水口山工人，中央派他送信到井冈山来，住在砻市。我们送他走的时候，把文件卷在伞把子里面带走的。”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谭政亲身感受到了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部队在酃县中村时，有一天，三十一团报告，陈伯钧枪走火打死了教导队队长吕赤，请示如何处置。
谭政闻知一惊。他是从三十一团调出来的，吕赤和陈伯钧他都熟识。他很快就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
陈伯钧当时很年轻，只有20岁左右。他不知从哪搞到了一支坏了的小手枪，这在当时枪支不多的情况下，的确比较珍贵。他七弄八弄，竟然把枪修好了，为此兴奋不已。
这时，恰巧教导队队长吕赤等几人从外面回来，陈伯钧高兴地从房内跑出，口里叫着：“队长，队长，我把枪修好了。”他兴奋得手舞足蹈，不知怎么竞触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枪响了，吕赤中弹倒地身亡。
打死了教导队长吕赤，这事非同小可，尽管是无意中枪走火的失误，可毕竟是打死了一位军官呀!当时部队对于枪走火之类的事如何处理并无明确规定，红军纪律严明，会不会从严惩处呢?谭政为陈伯钧捏了一把汗。
果然，士兵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少人认为，枪走火虽属意外，但打死了教导队队长，必须严厉惩罚；甚至有人提出要枪毙陈伯钧。
当时，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参与民主管理，对违反军纪的事，要交由士兵委员会决定，轻则批评，严重的就要打手板。可枪走火打死人，却是未曾遇到过，他们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将问题交到了前委，由毛泽东定夺。
毛泽东说：“不要吧!是走火打死的，不是有意打死的，已经打死了一个，还要枪毙一个，那不是少了两个吗?”
毛泽东这么一说，士兵委员会觉得有道理，讨论同意不枪毙陈伯钧。不过，手板还是要打。
最后，陈伯钧受到打50手板的处罚。
谭政开始时悬着一颗心，担心陈伯钧会被枪毙。因为红军本来人员就不多，像陈伯钧这样的年轻干部更为珍贵，如果因为过失伤人而被判了死刑，实在是可惜，也不利于革命事业。幸亏毛泽东没有感情用事，而是从革命利益出发，巧妙地从轻发落，救了陈伯钧一命。
谭政非常赞同毛泽东的这种处理方法，并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谭政在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秘书之后，毛泽东曾派他到三十一团检查整顿部队纪律。
这是在部队打下永新城之后的事。当时驻扎在永新城的是红三十一团，它的老底子是秋收起义时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按说其基础是不错的。但是，要建设一支完全与旧军队不同的新型军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就在部队准备撤出永新城时，一些人故态复萌，旧军队的旧习气又冒了出来，特别是少数旧军官出身的干部，有的逛窑子、斗纸牌，有的搜俘虏腰包发洋财。这些干部的表现，直接影响了部队的纪律。于是，有的战士对商业者“一律没收”，商店里的东西乱抓乱拿，小商小贩的挑子也不放过，甚至连理发挑子也滴溜当啷地挑出了城!
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气愤，他将谭政派往三十一团，专门对部队纪律败坏、违反城市政策、侵犯群众利益等情况进行检查，为的是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
谭政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他对三十一团在永新违反政策、纪律的情况，以及部队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检查和整顿，并给前委写了专题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批了，“军纪是军队的命脉”这样的话，并向红军部队重申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
谭政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不久，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牺牲，毛泽东派谭政去接替何挺颖的工作。行前，毛泽东和谭政谈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及做好政治工作的方法。末了，毛泽东似是玩笑、似是鼓励地对他说：“谭政，这次可真是谈政喽!”
这时，谭政年仅23岁。从此，他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离开井冈山根据地之后，谭政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人民军队，而且主要从事的是军队的政治工作。
1955年，谭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