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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歌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其翻译也至关重要。本文从美学的视角探讨了诗歌的英译，主要介绍了中国传统议论中几个重要的美学命题以及诗歌美的具体体现。将理论与翻译实例结合，欣赏诗词英译的魅力，同时为今后的诗歌翻译提供一定的思考。
【关键词】美学 理论 表现
艾青说过：“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显然，古诗词的魅力首先是美的胜利。在准确表达古典诗词的原意时，我们更要重视古典诗词的美的传达。
从总的发展历史看，中西方译论从一开始就与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方译论与中国译论各自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为翻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渊源。如果说美学在西方译论史上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那么在中国，中国传统译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中国传统译论除了借鉴“文与质”等主旨性议题，形成了传统译论的主旨性或中心命题以外，还引介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价值论或审美形态作为翻译标准。在中国传统议论中，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美学命题。第一是“信达雅”的美学内涵，“信达雅”是严复提出来的美学标准。他在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自此，“信达雅”译事三难说风靡译坛，在中国传统译学中影响至为深远。“信”的命题源于老子，在老子的美学思想中，“信”是与“美”相互独立，互不相容的严复则继承了老子关于“信”的审美价值观，才将“信”作为首要条件。严复指出“取明深义”，“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后来他又提出一个“诚”字，与“信”相呼应，合为“诚信”，非常符合儒家的“伦理美”原则。为了达致对原文的“诚信，事信”，严复又提出了“达”的主张作为一种手段，也就是他所说的“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在思维表达中，“达”确实与说理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吕氏春秋》中所说的“理塞则气不达”。这里的“达”也就是通顺。可见严复在译论中引介“信达”，都是承前人之至理，秉乎中国文艺美学思想传统之旨意使然，即所谓“推陈出新。三难之说其实也就是翻译思想，它的特征在于雅，在严复的翻译美学观中，“信达雅”是三环联袂的统一体，他首先提出了“信”，要做到“信”，就必须“达”。要做到达呢，他提出的途径是“雅”。严复所谓雅，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文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中国译学传统译论中的第二个重要命题就是马建忠首推的“神”与“形”，“神似”与“形似”。他认为，得原文之神情，又能摆脱原文句式的束缚，而达致“心悟神解”，才谈得上“善译”，可见在马建忠的心中，翻译离不开“神”的运作。但是将“神”与“形”，“神似”与“形似”化为一对相依相济的矛盾，引入译学而用于自己的翻译实践，标举阐发的第一人是傅雷。他提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论，移花接木自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借他山之石，倡译学新论，影响深焉。从他本人的译注水平看，大体无愧“形似”兼“神似”之旨，得力处可谓“以神驭形”。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古代美学观“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是一种相对的说法。“神似重于形似”的真谛就是在艺术表现上不追求浅表层的，单纯的形似，而是以神驭形，神形兼备为理想。以达致摹写外物与主观审美相契合的精神特质，也就是刘勰所说的“情采”：神动于中而生情，情发乎外而多采”。
第三种是钱钟书提出的“化境”，也就是所谓的“以境论艺”。苏东坡主张“境与意会”，王世贞提出“神与境和”，可见“境”是寄遇艺术情思的一种超越凡俗的依托。钱钟书以“化境”论是翻译秉承了中国传统艺术论之论旨，以“化入”为主旨的精美而不留痕迹的一种“易语而释”的高超境界。从总体上来说美学对中国译论的影响之深远是世所罕见的，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文化都无法比拟的。
站在美学的角度上进行分析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主要是将译人语的各种优势进行创造性的翻译，这样一来，译诗就能够实现“意美、音美和形美” 的统一。要创作出经典的诗歌翻译，译者必须在充分阐释和重建诗歌内涵的同时努力保持其形式独特所在。从美学的视角来看古典诗词的英译，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为更深刻的了解，对古典诗歌永恒的美，永恒的魅力有更加独到的领悟。
参考文献：
[1]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顾正阳.古典诗词曲英译美学研究[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3]丛滋杭.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M].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关键词】美学 理论 表现
艾青说过：“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显然，古诗词的魅力首先是美的胜利。在准确表达古典诗词的原意时，我们更要重视古典诗词的美的传达。
从总的发展历史看，中西方译论从一开始就与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方译论与中国译论各自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为翻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渊源。如果说美学在西方译论史上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那么在中国，中国传统译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中国传统译论除了借鉴“文与质”等主旨性议题，形成了传统译论的主旨性或中心命题以外，还引介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价值论或审美形态作为翻译标准。在中国传统议论中，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美学命题。第一是“信达雅”的美学内涵，“信达雅”是严复提出来的美学标准。他在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自此，“信达雅”译事三难说风靡译坛，在中国传统译学中影响至为深远。“信”的命题源于老子，在老子的美学思想中，“信”是与“美”相互独立，互不相容的严复则继承了老子关于“信”的审美价值观，才将“信”作为首要条件。严复指出“取明深义”，“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后来他又提出一个“诚”字，与“信”相呼应，合为“诚信”，非常符合儒家的“伦理美”原则。为了达致对原文的“诚信，事信”，严复又提出了“达”的主张作为一种手段，也就是他所说的“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在思维表达中，“达”确实与说理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吕氏春秋》中所说的“理塞则气不达”。这里的“达”也就是通顺。可见严复在译论中引介“信达”，都是承前人之至理，秉乎中国文艺美学思想传统之旨意使然，即所谓“推陈出新。三难之说其实也就是翻译思想，它的特征在于雅，在严复的翻译美学观中，“信达雅”是三环联袂的统一体，他首先提出了“信”，要做到“信”，就必须“达”。要做到达呢，他提出的途径是“雅”。严复所谓雅，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文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中国译学传统译论中的第二个重要命题就是马建忠首推的“神”与“形”，“神似”与“形似”。他认为，得原文之神情，又能摆脱原文句式的束缚，而达致“心悟神解”，才谈得上“善译”，可见在马建忠的心中，翻译离不开“神”的运作。但是将“神”与“形”，“神似”与“形似”化为一对相依相济的矛盾，引入译学而用于自己的翻译实践，标举阐发的第一人是傅雷。他提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论，移花接木自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借他山之石，倡译学新论，影响深焉。从他本人的译注水平看，大体无愧“形似”兼“神似”之旨，得力处可谓“以神驭形”。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古代美学观“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是一种相对的说法。“神似重于形似”的真谛就是在艺术表现上不追求浅表层的，单纯的形似，而是以神驭形，神形兼备为理想。以达致摹写外物与主观审美相契合的精神特质，也就是刘勰所说的“情采”：神动于中而生情，情发乎外而多采”。
第三种是钱钟书提出的“化境”，也就是所谓的“以境论艺”。苏东坡主张“境与意会”，王世贞提出“神与境和”，可见“境”是寄遇艺术情思的一种超越凡俗的依托。钱钟书以“化境”论是翻译秉承了中国传统艺术论之论旨，以“化入”为主旨的精美而不留痕迹的一种“易语而释”的高超境界。从总体上来说美学对中国译论的影响之深远是世所罕见的，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文化都无法比拟的。
站在美学的角度上进行分析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主要是将译人语的各种优势进行创造性的翻译，这样一来，译诗就能够实现“意美、音美和形美” 的统一。要创作出经典的诗歌翻译，译者必须在充分阐释和重建诗歌内涵的同时努力保持其形式独特所在。从美学的视角来看古典诗词的英译，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为更深刻的了解，对古典诗歌永恒的美，永恒的魅力有更加独到的领悟。
参考文献：
[1]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顾正阳.古典诗词曲英译美学研究[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3]丛滋杭.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M].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