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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实社会中，有一种叫做形式主义的东西，无时无刻不在干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可谓害人不浅。为了摈斥这种思想意识，我们从古代流传的一些极端的例子说起，从不同角度表明了我们对只图形式，不讲实际的错误思想的看法。
关键词：断想 评论 形式主义
中图分类号：I26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274-01
在我国往古的各个朝代里，有许多野史杂谈，蕴藏着灿烂丰富的传统文化，茶余饭后随手翻翻，也会受益匪浅。近来偶然翻了翻明代张夷令写的一本寓言故事集：《迂仙别记》，就有了不少感受。记得书里说了这样一故事：有个叫迂仙的人，自己没什么学问，又不愿刻苦用功。看书碰到不认识的字，总是凭主观想象去牵强附会。自己不会作文，却还要去教学生。在批改学生的应试习作时，就随便定个甲乙丙丁等级，胡乱地打个分了事。他自以为得了写诗作文的真谛，还常常以此炫耀，到处教导别人。曾对一个姓谢的学生说：“写文章要靠趣味取胜，必须写得有趣味才有趣味，如果写得无趣味就没有趣味了。”那个姓谢的学生也很懂得尊师重教，听了说：“老师说得好在理啊！”于是，就把这句话写在自己的腰带上，作为座右铭，终身诵读。这真是“老师聪明学生也不愚蠢”呀！
这个故事让我们联想到了许多：
首先，就语义角度而言，迂公所说的话完全是一句废话。用现代语言学的言语行为理论去衡量，它根本就不符合言语行为的合作原则（数量准则），因为这一话语结构中缺少必要的信息量。也就是说，他的话当中没有传达出言语交际必须的“有效信息”。所以，像这样的空话，谁听了都会觉得好笑。也难怪作者讽之曰“师明弟子哲”了。当然，这故事大抵乃作者刻意为之，所以难免有言过其实的夸张意味。然而，在现实社会的语言交际实践中，诸如此类的现象，其实也是司空见惯的。比如：“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在某些有名的文艺作品中，诸如此类的东西也俯拾皆是：“快使用双节棍，一块钱的菜，动作要快，什么菜？豆芽菜！”、“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人死了钱还没花完，最大的痛苦是钱花完了人还没死！”
其次呢，作者编写这个寓言故事的用意，却并不在于日常说话，而在于讽刺那些写诗作文只看重形式而不问思想内容的人。自古以来，文人没有不偏好文辞的。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文人的片面追求，就曾形成了“俪采百字之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坏风气。永明体的代表作家沈约，就曾提出过“四声八病”之说。只不过他在创作实践中，连自己也难以达到他所提出的要求，唐人李延寿就曾批评他“往往与声韵乖”。这种对于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的片面追求，虽对后世诗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艺术借鉴，但由此而形成的萎靡文风，也不可避免地对后代的诗文创作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不少的作品，纯有躯壳，内容空洞，言之无物。人们常说的《罗索先生》和《书卷三尺不见驴》，便是大家所熟知的长而空的典型事例。在此试再举几例：
据说四川有座二郎庙，里面有一座石碑，上面刻着《二郎庙记》，全文只有七十二个字：“好人莫如行善，行善莫如修二郎庙。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老郎之子也。庙前有二株树。人皆以为树在庙前，我独以为庙在树后。庙内有钟鼓二楼，钟声咚咚，鼓声嗡嗡，因而为之记。”
文字虽不多，却也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至于诗歌，由于有声律方面的特殊要求，就使得作者在写作时往往顾此而失彼。较之散文，其内容之空洞，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宋代有个叫王祈的官员，曾经写了两句诗，最为得意：“叶垂千口剑，杆耸万条枪”。读给苏东坡听了，苏东坡说：“好则好矣，只是十条竹竿共一片叶也。”从形式上看，这两句诗无论对仗、平仄、押韵，都符合诗的要求，的确很不错。但在内容上却是重复的，不精练的。明代的冯梦龙在《古今谈概》中说：北宋雍熙年间，有个大诗人写了一首《宿山房即事》诗：
“一个孤僧独自归，关门闭户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时分，杜鹃谢豹子规啼。”
还有一首《咏老儒》诗：
“秀才学伯是生员，好睡贪鼾只爱眠，浅陋荒疏无学术，龙钟衰朽驻高年。”
不用说，这样语意重复的诗句，除了当做文字游戏之外，是毫无意义的了。更有甚者，有的作者为了讲究平仄对仗和押韵，竟有完全不顾内容的。宋代范正敏在他的笔记《遁斋闲览》里说了一个故事：
李廷彦向他的上司敬献了一首《百韵诗》，其中有两句说：“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他的上司听了，很快就沉下脸来，显出哀伤的样子，说：“想不到你家里接连碰上这么多的凶祸！”李廷彦却慌忙站起来解析：“实在没有的事，只是为了对仗工整罢了。”你看，重形式，轻内容，以辞害意，竟然达到了如此独步，实在有点儿可恶了。
其三呢，张夷令的评语既然是“师明弟子哲”，可见所指并非一人，而是师徒相授，口口相传的。这就是说，这种徒有形式，不究内容的东西，是很容易形成风气的。这风气一旦口口相授，代代相传，久而久之，已然司空见惯而且根深蒂固的了，难怪有时甚至还会被某些人看作一种时尚。所以，至今仍然流弊恒存。君不见现今网络及其他媒体中不少的段子、有的职评的论文甚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虽名之曰原创，其实只是爱慕风雅，选词拼句，玩弄文字游戏而已。
其四，这种只图表面文章，不求实际效果的心态，早已浸染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得有位台湾作者叫柏杨的，就曾贬斥过国人的好讲面子。可见，形式主义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撇开政坛不说，但就教育而言，自从有人提倡教育产业化以来，就曾流行过人人上大学，个个拿文凭的火爆情景，一时间，大学文凭满天飞。其实呢，到头来，不少进了高校或通过高校名义以某种形式获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徒有虚名而已。尤其是某些个别通过电大、函大、夜大、职大、网大之类，摇身一变而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扪心自问，真正读过几本书呢？再如，新课改以来，不少的中小学校，追慕风雅，爱慕虚荣，在课堂教学中，死搬硬套，照搬杜郎口中学等的教改新经验以改革课堂教学，也不针对自己学校、自己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因人施教，因材施教，结果呢，教学课堂热热闹闹，教学效果却畏畏缩缩。由此看来，我们不得不向迂仙连说几声“拜拜，拜拜”了。
关键词：断想 评论 形式主义
中图分类号：I26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274-01
在我国往古的各个朝代里，有许多野史杂谈，蕴藏着灿烂丰富的传统文化，茶余饭后随手翻翻，也会受益匪浅。近来偶然翻了翻明代张夷令写的一本寓言故事集：《迂仙别记》，就有了不少感受。记得书里说了这样一故事：有个叫迂仙的人，自己没什么学问，又不愿刻苦用功。看书碰到不认识的字，总是凭主观想象去牵强附会。自己不会作文，却还要去教学生。在批改学生的应试习作时，就随便定个甲乙丙丁等级，胡乱地打个分了事。他自以为得了写诗作文的真谛，还常常以此炫耀，到处教导别人。曾对一个姓谢的学生说：“写文章要靠趣味取胜，必须写得有趣味才有趣味，如果写得无趣味就没有趣味了。”那个姓谢的学生也很懂得尊师重教，听了说：“老师说得好在理啊！”于是，就把这句话写在自己的腰带上，作为座右铭，终身诵读。这真是“老师聪明学生也不愚蠢”呀！
这个故事让我们联想到了许多：
首先，就语义角度而言，迂公所说的话完全是一句废话。用现代语言学的言语行为理论去衡量，它根本就不符合言语行为的合作原则（数量准则），因为这一话语结构中缺少必要的信息量。也就是说，他的话当中没有传达出言语交际必须的“有效信息”。所以，像这样的空话，谁听了都会觉得好笑。也难怪作者讽之曰“师明弟子哲”了。当然，这故事大抵乃作者刻意为之，所以难免有言过其实的夸张意味。然而，在现实社会的语言交际实践中，诸如此类的现象，其实也是司空见惯的。比如：“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在某些有名的文艺作品中，诸如此类的东西也俯拾皆是：“快使用双节棍，一块钱的菜，动作要快，什么菜？豆芽菜！”、“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人死了钱还没花完，最大的痛苦是钱花完了人还没死！”
其次呢，作者编写这个寓言故事的用意，却并不在于日常说话，而在于讽刺那些写诗作文只看重形式而不问思想内容的人。自古以来，文人没有不偏好文辞的。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文人的片面追求，就曾形成了“俪采百字之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坏风气。永明体的代表作家沈约，就曾提出过“四声八病”之说。只不过他在创作实践中，连自己也难以达到他所提出的要求，唐人李延寿就曾批评他“往往与声韵乖”。这种对于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的片面追求，虽对后世诗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艺术借鉴，但由此而形成的萎靡文风，也不可避免地对后代的诗文创作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不少的作品，纯有躯壳，内容空洞，言之无物。人们常说的《罗索先生》和《书卷三尺不见驴》，便是大家所熟知的长而空的典型事例。在此试再举几例：
据说四川有座二郎庙，里面有一座石碑，上面刻着《二郎庙记》，全文只有七十二个字：“好人莫如行善，行善莫如修二郎庙。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老郎之子也。庙前有二株树。人皆以为树在庙前，我独以为庙在树后。庙内有钟鼓二楼，钟声咚咚，鼓声嗡嗡，因而为之记。”
文字虽不多，却也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至于诗歌，由于有声律方面的特殊要求，就使得作者在写作时往往顾此而失彼。较之散文，其内容之空洞，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宋代有个叫王祈的官员，曾经写了两句诗，最为得意：“叶垂千口剑，杆耸万条枪”。读给苏东坡听了，苏东坡说：“好则好矣，只是十条竹竿共一片叶也。”从形式上看，这两句诗无论对仗、平仄、押韵，都符合诗的要求，的确很不错。但在内容上却是重复的，不精练的。明代的冯梦龙在《古今谈概》中说：北宋雍熙年间，有个大诗人写了一首《宿山房即事》诗：
“一个孤僧独自归，关门闭户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时分，杜鹃谢豹子规啼。”
还有一首《咏老儒》诗：
“秀才学伯是生员，好睡贪鼾只爱眠，浅陋荒疏无学术，龙钟衰朽驻高年。”
不用说，这样语意重复的诗句，除了当做文字游戏之外，是毫无意义的了。更有甚者，有的作者为了讲究平仄对仗和押韵，竟有完全不顾内容的。宋代范正敏在他的笔记《遁斋闲览》里说了一个故事：
李廷彦向他的上司敬献了一首《百韵诗》，其中有两句说：“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他的上司听了，很快就沉下脸来，显出哀伤的样子，说：“想不到你家里接连碰上这么多的凶祸！”李廷彦却慌忙站起来解析：“实在没有的事，只是为了对仗工整罢了。”你看，重形式，轻内容，以辞害意，竟然达到了如此独步，实在有点儿可恶了。
其三呢，张夷令的评语既然是“师明弟子哲”，可见所指并非一人，而是师徒相授，口口相传的。这就是说，这种徒有形式，不究内容的东西，是很容易形成风气的。这风气一旦口口相授，代代相传，久而久之，已然司空见惯而且根深蒂固的了，难怪有时甚至还会被某些人看作一种时尚。所以，至今仍然流弊恒存。君不见现今网络及其他媒体中不少的段子、有的职评的论文甚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虽名之曰原创，其实只是爱慕风雅，选词拼句，玩弄文字游戏而已。
其四，这种只图表面文章，不求实际效果的心态，早已浸染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得有位台湾作者叫柏杨的，就曾贬斥过国人的好讲面子。可见，形式主义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撇开政坛不说，但就教育而言，自从有人提倡教育产业化以来，就曾流行过人人上大学，个个拿文凭的火爆情景，一时间，大学文凭满天飞。其实呢，到头来，不少进了高校或通过高校名义以某种形式获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徒有虚名而已。尤其是某些个别通过电大、函大、夜大、职大、网大之类，摇身一变而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扪心自问，真正读过几本书呢？再如，新课改以来，不少的中小学校，追慕风雅，爱慕虚荣，在课堂教学中，死搬硬套，照搬杜郎口中学等的教改新经验以改革课堂教学，也不针对自己学校、自己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因人施教，因材施教，结果呢，教学课堂热热闹闹，教学效果却畏畏缩缩。由此看来，我们不得不向迂仙连说几声“拜拜，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