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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来说，2003年爆发的SARS可以说是里程碑的事件。也留下了很多教训，其中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最初公共卫生专家的声音太小。一开始社会和决策者听到的第一波声音，来自临床大夫，SARS有救没有救？可治不可治？可救可治就好。决策者要去慰问临床大夫，去看病人，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光靠临床大夫的治疗，SARS还是越传越多。
第二波也不是公共卫生专家，因为依靠高科技防治的声音大得多，要求发展SARS疫苗，创造新的抗病毒药。我们国家在那关键时刻一掷千金，科学家需要多少钱？给你几千万先启动起来。现在知道了，即使国际最优秀的科学团队研制SARS疫苗，至少也需要十年以上的工夫才可以完成；而研究出一种像达菲这样的抗病毒药物，全人类十年研制出来一种就不错了。
只有到第三波才到公共卫生专家，我们的决策者日理万机，他有病会接触临床大夫，没有机会了解公共卫生专家。实战中公共卫生专家提出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而且保证百试百灵。转化成具体的对策，就是建议把感染严重的人民医院关闭了，把病人转移到远郊区去，后来建立了小汤山医院，还要搞社区防控，很快就把SARS控制住了。
有人说不知道SARS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怎么走的。实际上SARS怎么来的，恐怕没人能够搞得清楚，但是怎么走的应该知道：是公共卫生专家把SARS送走的，当最后一个SARS病人被我们隔离以后，不能传代了，病人痊愈以后病毒就消亡了，SARS就是这么被消灭了。
7月21日，北京发生暴雨，车主丁志健在广渠门立交桥下被困车里三小时最终溺亡而死。这个本不该发生的事件说明了什么呢？应急预案本来就有局限性，关键是要有更专业的应急机制。在丁志健被困的这三个小时内，如果有专业的现场指挥抢救，我相信这个悲剧就可以避免。由此想到，我国的灾后卫生防病也需要新思维。
在很多地方发生灾难后，我听到的往往是地方政府领导信誓旦旦地保证大灾之后无大疫，以此作为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但是，关于大灾之后无大疫，我个人认为对这个口号现在应该反思，为什么呢？大疫的标准是什么？1998年夏季洪水的时候，我参与起草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报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三条标准。
第一，灾后的传染病死亡跟原灾相比，造成死亡相比数量是庞大的。比如说我们1931年，那时候长江发的洪水，灾后传染病死亡超过被淹死人数若干倍，这是大疫。第二，有烈性传染病的流行，平常不常出现的，灾后出现了。第三，因为传染病的流行影响到灾后恢复工作，使社会人心不稳，出去逃荒。
现在这样的情况在全世界各国都极其少见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把大灾之后无大疫当成救灾防病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而只能仅仅是最低的要求。
我上灾区后发现，因为只提这个口号，有的地方领导就认为，我这里没有大疫，把精力转移别处了。实际上在灾后，公共卫生秩序被打乱，应该是改进公共卫生的一个关键时刻，因为灾后容易引起社会的重视，能够募集资金，能够动员各个部门一起来做公共卫生工作，平时可能很难有这个条件。要有这样的思想，抓住这个机会，绝对不要以为仅仅是没有大疫就完成了任务。
第二波也不是公共卫生专家，因为依靠高科技防治的声音大得多，要求发展SARS疫苗，创造新的抗病毒药。我们国家在那关键时刻一掷千金，科学家需要多少钱？给你几千万先启动起来。现在知道了，即使国际最优秀的科学团队研制SARS疫苗，至少也需要十年以上的工夫才可以完成；而研究出一种像达菲这样的抗病毒药物，全人类十年研制出来一种就不错了。
只有到第三波才到公共卫生专家，我们的决策者日理万机，他有病会接触临床大夫，没有机会了解公共卫生专家。实战中公共卫生专家提出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而且保证百试百灵。转化成具体的对策，就是建议把感染严重的人民医院关闭了，把病人转移到远郊区去，后来建立了小汤山医院，还要搞社区防控，很快就把SARS控制住了。
有人说不知道SARS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怎么走的。实际上SARS怎么来的，恐怕没人能够搞得清楚，但是怎么走的应该知道：是公共卫生专家把SARS送走的，当最后一个SARS病人被我们隔离以后，不能传代了，病人痊愈以后病毒就消亡了，SARS就是这么被消灭了。
7月21日，北京发生暴雨，车主丁志健在广渠门立交桥下被困车里三小时最终溺亡而死。这个本不该发生的事件说明了什么呢？应急预案本来就有局限性，关键是要有更专业的应急机制。在丁志健被困的这三个小时内，如果有专业的现场指挥抢救，我相信这个悲剧就可以避免。由此想到，我国的灾后卫生防病也需要新思维。
在很多地方发生灾难后，我听到的往往是地方政府领导信誓旦旦地保证大灾之后无大疫，以此作为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但是，关于大灾之后无大疫，我个人认为对这个口号现在应该反思，为什么呢？大疫的标准是什么？1998年夏季洪水的时候，我参与起草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报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三条标准。
第一，灾后的传染病死亡跟原灾相比，造成死亡相比数量是庞大的。比如说我们1931年，那时候长江发的洪水，灾后传染病死亡超过被淹死人数若干倍，这是大疫。第二，有烈性传染病的流行，平常不常出现的，灾后出现了。第三，因为传染病的流行影响到灾后恢复工作，使社会人心不稳，出去逃荒。
现在这样的情况在全世界各国都极其少见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把大灾之后无大疫当成救灾防病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而只能仅仅是最低的要求。
我上灾区后发现，因为只提这个口号，有的地方领导就认为，我这里没有大疫，把精力转移别处了。实际上在灾后，公共卫生秩序被打乱，应该是改进公共卫生的一个关键时刻，因为灾后容易引起社会的重视，能够募集资金，能够动员各个部门一起来做公共卫生工作，平时可能很难有这个条件。要有这样的思想，抓住这个机会，绝对不要以为仅仅是没有大疫就完成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