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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篡改的命》中塑造了四个不同性格的女性人物形象，农村妇女刘双菊、半农半工的贺小文、打工妹张惠和都市女性方知之，她们的存在使这部小说更加的完整。从女性角度出发研究本书中所描述的四位性格、命运各异的女性形象，丰富并深化了对当代城乡变迁和社会各阶层人物命运的认知，强化了小说的悲剧色彩和主题意蕴。加深我们对这整部书悲剧色彩的理解，得出悲剧根源之所在，找出形象的审美价值之所在，引发对当代女性的依附性和当代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等问题的思考。
关 键 词： 女性形象;悲剧色彩;依附性;自我意识
这是一部悲剧色彩浓厚的长篇小说，围绕普通贫困家庭高中生汪长尺的一生展开叙述。小说开头以主人翁汪长尺，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考到了超过录取分数线20分的“好成绩”，却依旧没有大学录取他为大背景。引出其父亲汪槐因有过被人冒名顶替的经历，怀疑汪长尺这次高考的不公平，决定独自一人跑去县教育局进行抗争。父亲多日未归家，在母亲刘双菊的再三催促下，汪长尺便进城寻父，不料其父却意外摔成残废，这一打击使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父亲残疾，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汪长尺的肩上，为了偿还之前欠下的债务汪长尺不得不进城打工。在城市经历了替人蹲监狱，讨薪受伤等一系列事情之后，经父母亲的撮合，与贺小文结婚。婚后，在纠结中生下了汪家第三代，为了儿子不再重复自己的人生，最终将儿子通过孤儿院送给了不能生育却家底丰厚的知识分子女性方知之撫养，为儿子博得了一个“锦绣前程”，也草草结束了自己的一生[1]。
一、《篡改的命》的女性视角
本文通过对《篡改的命》塑造的四名女性形象从语言、动作、表现的分析发现，尽管她们在生活背景、性格特点、人生经历上都有所差异，但是她们有共同之处，也是导致她们人生悲剧的原因，即存在的意义是依附于男人，放弃了自我意识与定位以及对自己生活的支配权。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经写到过：“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造成的。”女人之所以成为别人眼中的弱势群体，失去了自主话语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父权社会的压力与偏见。本文将《篡改的命》中的四名女性划分为四个不同阶层女性的形象代表：农村妇女刘双菊，半农半工的贺小文，打工妹的张惠，知识分子方知之。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不论是生活在哪一个阶层的女人都会受到来自父权制度的压力[2]。
通过对这四名女性形象的解读分类，笔者逐步地了解到中国当代女性对自我形象的重新审视与定位、对自己生活的支配权、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刘双菊代表着传统的中国女性，三从四德以丈夫为中心，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以丈夫为主，毫无自我意识。贺小文代表着中国当代女性自我意识苏醒的初级阶段，不论是婚前还是婚后，都敢于选择自己的生活。张惠的职业虽然不光彩，但是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当代女性勇于走出家庭，靠自己能力改变生活的决心。至于方知之就可以说是当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代表，面对老公出轨不再是手足无措，而是直接离婚分财产要养子林方生的抚养权。四名女性所处的不同阶段为我们展现了当下女性自我意识苏醒的变化过程，也展现了当代社会对女性地位的逐步认可过程。
二、《篡改的命》中的女性形象
（一）农村妇女—刘双菊
刘双菊，作为汪槐的妻子，汪长尺的母亲，在小说的第一章第二节出场，展现了一名典型的农村妇女形象。在小说中，一直扮演的是父子间的调和器，当父子间出现矛盾的时候出面劝说，从父子二人第一次对“填志愿”的矛盾就可以看到，刘双菊身上具有的中国传统家庭中母亲形象的特点。在中国传统家庭中，母亲一直是父亲与子女之间的润滑剂，操持家务，使家庭内部得以和谐稳定，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便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作者对于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具体的描写，大多数都是通过与汪槐或者汪长尺的对话描述她的性格，也基本上通过汪槐的语言我们才知道刘双菊做了哪些，从中可以知道对于汪家第一代之间的相处关系，还是传统的父权、夫权为主，可以更深地理解这部小说的另一层悲剧，对刘双菊的描写，展现了一个在家完全没有自主权，对男人唯命是从，完全依附在男人身上女性形象[3]。
（二）半农半工—贺小文
贺小文，汪长尺的妻子，汪大志（林方生）的生母，在小说的第二章第15节出场上，一个漂亮的、勤劳的、没受过教育的农村姑娘。贺小文在家中排行第二，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个妹妹，虽说家中条件不好，但是个三观很正的好姑娘。和刘双菊一样勤劳，善良，但与她不同的是她从一开始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为自己的命运做过抗争，这一点从第一次与汪槐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出。“有人做过几次媒，但我都没看上，他们要么长得丑，要么没工资，我就想嫁个像长尺哥这样的离开农村。”即使汪槐明确表示她配不上汪长尺但她依然坚持。她是个富有变化的角色，从嫁给汪长尺开始就是指望汪长尺带她进城过改变生活过上城里人的日子。经过在城里生活的一段艰难日子后，便决定去洗脚城打工，从决定打工开始贺小文才真正地进入了省城，摆脱了“刘双菊式”的农村妇女命运。贺小文看似变化很大却又让人觉得毫无违和感，对于她最后和汪长尺的分开是可以预见的。贺小文的改变就是典型的想要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生活甚至阶级的女性代表，但现实却又让她逐渐明白：只有自己挣钱才能让自己不“晕”。
（三）打工妹—张惠
张惠，汪长尺的同乡张五在城里打工的妹妹，在小说的第二章第十五节中出现。几乎是和贺小文同时出场的女性形象，但与其不同的是她的出场方式。贺小文是人物正式出场，而张惠是由哥哥张五介绍出场。如果说贺小文是因为汪长尺的直接影响最终走向了堕落，那么张惠就是受到汪长尺的间接影响。在省城初见时，汪长尺的言语间、举止间都透露出对张惠的轻视。从对话中可以知道，当年汪长尺因为张惠是初中毕业就看不上她，现在的张惠即使在省城生活穿名牌背名包有一张省城身份证他依然看不起她。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张惠给贺小文介绍工作表面上看着像是要帮助贺小文赚钱养孩子，其实也是对汪长尺的一种报复。虽说贺小文的主观想法肯定是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张惠所提供的客观条件和不停地劝说也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张惠走上了一条和刘双菊、和贺小文不同的农村女性道路，靠自己外出打工，赚钱买房在城里立足。虽然对于她的结局是留白的，她的职业也不是很光彩，但是从她这个形象塑造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目的，农村女性也是可以解放思想，靠自己工作生活，而不是一定要留在原生地结婚生子，依附男人一辈子[4]。 （四）都市女性—方知之
方知之，汪大志（林方生）的养母，在小说的第六章第52节出场。父亲是退休官员，丈夫是知名企业家，而她自己是一名大学教授。她與前面描写的三名女性是完全不同的生活背景，她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却在精神上是匮乏的。因为她的家世，她从一开始就不用寻找另一半来依附，相反倒是林家柏的发展需要依附着她，看似光鲜的生活，也有她悲剧的一面。方知之自身条件再好也不能规避一个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基本任务——传宗接代，在经济社会、文化社会如此发达的当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依旧影响着现代人，在现代的大部分家庭中孩子依旧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下一代依旧是家庭稳固的基础。当方知之的父亲退休之后，林家柏的真面目暴露了。方知之看清林家柏的真实面目之后，知道自己还是所托非人，便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养子林方生身上。方知之对林方生的保护已经到无微不至，即便是在和林家柏离婚的时候，唯一条件也是要对林方生的身世保密。在她看来，林方生就是她今后生活的寄托。其实，在方知之的心中和其他三位女性一样，不论有多高的学历，多好的家世，最终还是得找个男人依附，也还是得有个下一代依附，即使这个男人与自己并不是那么的“门当户对”，孩子不是自己亲生骨肉。
三、结语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教育的普及，社会上像方知之一样的都市女性正在增加。她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和男人一样读书工作，获得同样的学历、报酬和职位，并且用实力证明自己，以此来获得和男人一样的地位。在家庭里，中国当代女性也不再像以前一样，所有的开销只想着依靠男人的收入，而是有意识地和另一半共同分担家庭的一切，包括对下一代的抚养和教育。亦不会指望着通过婚姻一条路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阶层，更不会随意的因为婚姻和家庭放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明白，只有自己的真本事才是改变和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保证。
总之，在众多中国当代女性的心中对于依附性的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回答。可是，不论女人的地位、思想如何变化，唯一不变的还是与生俱来的母爱，即使与自己的另一半有什么矛盾对于孩子的付出依旧是不会改变的，即便是养子也是如此。在这部透着满载父爱的小说中，我也看到了不亚于父爱的母爱。
作者简介：朱晴（1992—）女，硕士研究生。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参考文献：
[1]胡传言.《篡改的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15.
[2]王春林，李佳贤.底层苦难命运的寓言化书写——关于东西长篇小说《篡改的命》[J].小说评论，2016（1）：130-136.
[3]徐刚.绝望感，或虚妄的激情——东西《篡改的命》的“苦难叙事”[J].小说评论，2016（1）：148-152.
[4]徐勇.快与慢的辩证法——论东西的长篇新作《篡改的命》[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
关 键 词： 女性形象;悲剧色彩;依附性;自我意识
这是一部悲剧色彩浓厚的长篇小说，围绕普通贫困家庭高中生汪长尺的一生展开叙述。小说开头以主人翁汪长尺，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考到了超过录取分数线20分的“好成绩”，却依旧没有大学录取他为大背景。引出其父亲汪槐因有过被人冒名顶替的经历，怀疑汪长尺这次高考的不公平，决定独自一人跑去县教育局进行抗争。父亲多日未归家，在母亲刘双菊的再三催促下，汪长尺便进城寻父，不料其父却意外摔成残废，这一打击使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父亲残疾，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汪长尺的肩上，为了偿还之前欠下的债务汪长尺不得不进城打工。在城市经历了替人蹲监狱，讨薪受伤等一系列事情之后，经父母亲的撮合，与贺小文结婚。婚后，在纠结中生下了汪家第三代，为了儿子不再重复自己的人生，最终将儿子通过孤儿院送给了不能生育却家底丰厚的知识分子女性方知之撫养，为儿子博得了一个“锦绣前程”，也草草结束了自己的一生[1]。
一、《篡改的命》的女性视角
本文通过对《篡改的命》塑造的四名女性形象从语言、动作、表现的分析发现，尽管她们在生活背景、性格特点、人生经历上都有所差异，但是她们有共同之处，也是导致她们人生悲剧的原因，即存在的意义是依附于男人，放弃了自我意识与定位以及对自己生活的支配权。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经写到过：“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造成的。”女人之所以成为别人眼中的弱势群体，失去了自主话语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父权社会的压力与偏见。本文将《篡改的命》中的四名女性划分为四个不同阶层女性的形象代表：农村妇女刘双菊，半农半工的贺小文，打工妹的张惠，知识分子方知之。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不论是生活在哪一个阶层的女人都会受到来自父权制度的压力[2]。
通过对这四名女性形象的解读分类，笔者逐步地了解到中国当代女性对自我形象的重新审视与定位、对自己生活的支配权、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刘双菊代表着传统的中国女性，三从四德以丈夫为中心，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以丈夫为主，毫无自我意识。贺小文代表着中国当代女性自我意识苏醒的初级阶段，不论是婚前还是婚后，都敢于选择自己的生活。张惠的职业虽然不光彩，但是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当代女性勇于走出家庭，靠自己能力改变生活的决心。至于方知之就可以说是当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代表，面对老公出轨不再是手足无措，而是直接离婚分财产要养子林方生的抚养权。四名女性所处的不同阶段为我们展现了当下女性自我意识苏醒的变化过程，也展现了当代社会对女性地位的逐步认可过程。
二、《篡改的命》中的女性形象
（一）农村妇女—刘双菊
刘双菊，作为汪槐的妻子，汪长尺的母亲，在小说的第一章第二节出场，展现了一名典型的农村妇女形象。在小说中，一直扮演的是父子间的调和器，当父子间出现矛盾的时候出面劝说，从父子二人第一次对“填志愿”的矛盾就可以看到，刘双菊身上具有的中国传统家庭中母亲形象的特点。在中国传统家庭中，母亲一直是父亲与子女之间的润滑剂，操持家务，使家庭内部得以和谐稳定，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便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作者对于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具体的描写，大多数都是通过与汪槐或者汪长尺的对话描述她的性格，也基本上通过汪槐的语言我们才知道刘双菊做了哪些，从中可以知道对于汪家第一代之间的相处关系，还是传统的父权、夫权为主，可以更深地理解这部小说的另一层悲剧，对刘双菊的描写，展现了一个在家完全没有自主权，对男人唯命是从，完全依附在男人身上女性形象[3]。
（二）半农半工—贺小文
贺小文，汪长尺的妻子，汪大志（林方生）的生母，在小说的第二章第15节出场上，一个漂亮的、勤劳的、没受过教育的农村姑娘。贺小文在家中排行第二，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个妹妹，虽说家中条件不好，但是个三观很正的好姑娘。和刘双菊一样勤劳，善良，但与她不同的是她从一开始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为自己的命运做过抗争，这一点从第一次与汪槐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出。“有人做过几次媒，但我都没看上，他们要么长得丑，要么没工资，我就想嫁个像长尺哥这样的离开农村。”即使汪槐明确表示她配不上汪长尺但她依然坚持。她是个富有变化的角色，从嫁给汪长尺开始就是指望汪长尺带她进城过改变生活过上城里人的日子。经过在城里生活的一段艰难日子后，便决定去洗脚城打工，从决定打工开始贺小文才真正地进入了省城，摆脱了“刘双菊式”的农村妇女命运。贺小文看似变化很大却又让人觉得毫无违和感，对于她最后和汪长尺的分开是可以预见的。贺小文的改变就是典型的想要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生活甚至阶级的女性代表，但现实却又让她逐渐明白：只有自己挣钱才能让自己不“晕”。
（三）打工妹—张惠
张惠，汪长尺的同乡张五在城里打工的妹妹，在小说的第二章第十五节中出现。几乎是和贺小文同时出场的女性形象，但与其不同的是她的出场方式。贺小文是人物正式出场，而张惠是由哥哥张五介绍出场。如果说贺小文是因为汪长尺的直接影响最终走向了堕落，那么张惠就是受到汪长尺的间接影响。在省城初见时，汪长尺的言语间、举止间都透露出对张惠的轻视。从对话中可以知道，当年汪长尺因为张惠是初中毕业就看不上她，现在的张惠即使在省城生活穿名牌背名包有一张省城身份证他依然看不起她。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张惠给贺小文介绍工作表面上看着像是要帮助贺小文赚钱养孩子，其实也是对汪长尺的一种报复。虽说贺小文的主观想法肯定是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张惠所提供的客观条件和不停地劝说也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张惠走上了一条和刘双菊、和贺小文不同的农村女性道路，靠自己外出打工，赚钱买房在城里立足。虽然对于她的结局是留白的，她的职业也不是很光彩，但是从她这个形象塑造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目的，农村女性也是可以解放思想，靠自己工作生活，而不是一定要留在原生地结婚生子，依附男人一辈子[4]。 （四）都市女性—方知之
方知之，汪大志（林方生）的养母，在小说的第六章第52节出场。父亲是退休官员，丈夫是知名企业家，而她自己是一名大学教授。她與前面描写的三名女性是完全不同的生活背景，她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却在精神上是匮乏的。因为她的家世，她从一开始就不用寻找另一半来依附，相反倒是林家柏的发展需要依附着她，看似光鲜的生活，也有她悲剧的一面。方知之自身条件再好也不能规避一个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基本任务——传宗接代，在经济社会、文化社会如此发达的当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依旧影响着现代人，在现代的大部分家庭中孩子依旧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下一代依旧是家庭稳固的基础。当方知之的父亲退休之后，林家柏的真面目暴露了。方知之看清林家柏的真实面目之后，知道自己还是所托非人，便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养子林方生身上。方知之对林方生的保护已经到无微不至，即便是在和林家柏离婚的时候，唯一条件也是要对林方生的身世保密。在她看来，林方生就是她今后生活的寄托。其实，在方知之的心中和其他三位女性一样，不论有多高的学历，多好的家世，最终还是得找个男人依附，也还是得有个下一代依附，即使这个男人与自己并不是那么的“门当户对”，孩子不是自己亲生骨肉。
三、结语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教育的普及，社会上像方知之一样的都市女性正在增加。她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和男人一样读书工作，获得同样的学历、报酬和职位，并且用实力证明自己，以此来获得和男人一样的地位。在家庭里，中国当代女性也不再像以前一样，所有的开销只想着依靠男人的收入，而是有意识地和另一半共同分担家庭的一切，包括对下一代的抚养和教育。亦不会指望着通过婚姻一条路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阶层，更不会随意的因为婚姻和家庭放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明白，只有自己的真本事才是改变和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保证。
总之，在众多中国当代女性的心中对于依附性的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回答。可是，不论女人的地位、思想如何变化，唯一不变的还是与生俱来的母爱，即使与自己的另一半有什么矛盾对于孩子的付出依旧是不会改变的，即便是养子也是如此。在这部透着满载父爱的小说中，我也看到了不亚于父爱的母爱。
作者简介：朱晴（1992—）女，硕士研究生。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参考文献：
[1]胡传言.《篡改的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15.
[2]王春林，李佳贤.底层苦难命运的寓言化书写——关于东西长篇小说《篡改的命》[J].小说评论，2016（1）：130-136.
[3]徐刚.绝望感，或虚妄的激情——东西《篡改的命》的“苦难叙事”[J].小说评论，2016（1）：148-152.
[4]徐勇.快与慢的辩证法——论东西的长篇新作《篡改的命》[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