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于津味文学，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人们可以从文学、艺术及美学的角度提出种种问题和想法，辩解或批评这一现象及概念的正当性。如果我们把津味文学放置在城市，从文化的角度观察文学与城市的双向互动过程，就会发现作为文化符号的津味文学，或许是想象城市的基本方式，也是我们解读和进入城市的主要通道。
谈到津味文学的兴起，冯骥才在上世纪80年代曾撰文指出，除了文学创作个性追求之外，乃是受到文化学的影响，“从城市规划中大文化的宏观战略，到旅游饮食服饰民俗建筑家族等，无所不在的文化的热门研究，启迪作家从文化学（也称文化哲学）把握生活，开掘心灵。应运而生便是文化小说乡土小说市井小说风味小说。津味小说的提出则理所当然”（冯骥才：《发扬津味小说》，《天津文学》1988年第4期）。作家从文化角度把握生活开掘心灵的背后，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越来越离不开城市，享用和消费城市提供的全方位服务，并接受城市对自己的影响与改造，同时，城市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城市变得以自身为目的，居住其中的市民仅仅是与它相关的组成部分”（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这个过程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美国学者大卫·哈维通过比较巴尔扎克与福楼拜之间的区别，从“身体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巴黎城市整体性的解体，“不论对错，巴尔扎克与当时许多学者一样（如乌托邦思想家和乌托邦理论家，他们试图找出重建巴黎的恰当方法），相信自己可以拥有巴黎，并且让巴黎成为自己的城市。借由重建巴黎，就算不能重塑社会秩序，至少也能让他们自己改头换面。然而在1848年之后，占有巴黎的却是奥斯曼、土地开发商、投机客、金融家以及市场力量，他们依照自己的特定利益与目的来重塑巴黎，留给广大人民的只剩下失落与剥夺感。这就是福楼拜消极接受的情况。因此，在福楼拜的书中不存在将巴黎当成一个整体而做的统一定义，遑论是‘有知觉的存在’或‘身体政治’。福楼拜将巴黎转化成舞台，不管舞台盖得多美丽，摆设有多高贵，都只是人类活动的背景陈设。巴黎因此成了死物”（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巴黎城市整体性的坍塌意味着城市现代性的开始，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作家最先体验到这一时刻，并企图以想象的方式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
津味文学发生在改革文学之后的城市转型期。新时期以来，经过以蒋子龙为旗手的改革文学的呼唤与洗礼，现代性终于在城市降临，然而它的到来却终结了改革文学的现代化叙事。蒋子龙反思其工业题材创作时指出，“我是在自己的工业小说的创作高峰突然消失的……当时我感到自己成了自己无法逾越的疆界，我的工业题材走投无路”，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现实发生了改变，“1983年，城市改革逐渐起步，大工业的改革不同于农村的分田到户。我所熟悉的工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预测，没有把握，没有自信。与其勉强地拙劣地表达，不如知趣地沉默”。另一方面则源于他对工业文明理解的加深，“六年前，雅克·艾吕尔的书给我造成的刺激至今还有印象——由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并推动的工业，是一股强大的集权主义力量，它对人类生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巧妙地侵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形成一个不可抗拒的陌生的宇宙……人仍然是统治者，同时也受到技术的统治。贫穷、污染、战争、社会混乱，构成对人类的真正的打击力量，会使人逐渐地丧失原有特性。怎样找到工业带来的现代物质文明，到底是工业的胜利，还是人的胜利？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不知该创作怎样的‘工业人物’”（蒋子龙：《“重返工业题材”杂议——答陈国凯》，《人民日报》1989年3月28日）。津味文学在改革文学的困境中开辟出自己的生长点，它走出工业工厂的宏大叙事，走进了市井、家族与市民的日常生活，以文学的形式触摸、发掘和展现城市独特的人文景观和富蕴人性情感的历史，从而在城市内部确立自己的想象空间和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津味文学是一种回应“现代化”吁求的“现代性”的叙事，它重构了文学与城市的关系，开启了城市想象与记忆的新的空间、时间及向度。城市虽然是一个具有“其自身力学基础的物质的现实”，但在记忆和想象中，“它更是一种心态，一种道德秩序，一组态度，一套仪式化的行为，一个人类联系的网络，一套习俗和传统，它们体现在某些做法和话语中”（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津味文学对物质城市重新文本化，对现实进行“抽象”，对现代城市进行“概念化”，“以便可以重新将城市恢复到人的尺度，以便可以将城市引向知识的焦点”。作家林希指出：“老实讲，天津的地域特色和天津人的文化心态一直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公正的反映，多少年来不少人写天津，但都写天津的粗野、蛮横和愚昧无知，虽说有人也曾将此类作品称之是津味小说，但这类作品因不具有较高的文学品位和较高的文化品位，所以也就不具有艺术魅力，它很可能不是一个艺术现象，自然也不具有文学价值……我想津味，首先是文化品位，是文学品位，是对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风物人情的认识与把握，而且具有一种能参与高层次文学对话的艺术灵性。”（林希：《津味小说浅见》，《小说月报》1992年第9期）在“人的尺度”上，津味文学不仅避免了天津市井小说写作中走过的弯路，在较高文化品位和文学价值上对天津城市进行“想象”，重造了文本中的城市，而且为城市赋予了血肉与精神，使城市有了喜怒哀乐的主观情感和灵动的魂魄。
津味文学是一种关于城市的文学话语，它不仅为城市的历史与现实所滋养，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对城市的“洞见”。这是津味文学与城市双方的机缘与幸运，因为，“并非所有的城都天然地宜于文学的。文学决不是无缘无故地冷落了许多城市。城只是在其与人紧密的精神联系中才成为文学的对象，文学所寻找的性格；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城市有幸被作为性格来认识”（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天津就是一个有幸作为性格进入文学的城市。它有着别具一格的“味儿”：“有北京式的古色古香的老城里，也有上海式的洋里洋气的租借地；有‘天津工人阶级的摇篮’三条石、六号门、也有青帮、杂八地云集的南市三不管儿；有满清遗族、遗老遗少，失意总统和军阀们隐居的小洋楼，也有群英后的青楼窑子和几近原始野合的落马湖袒露着肮脏乳房的等外妓女。有土有洋、中西合璧、雅俗并存，粗中有细，七拼八凑，南汇北集，形成了天津这座别具风味的城市”（许瑞生：《闲话天津味儿》，《天津文学》1988年第4期）。津味文学以其深刻的“洞见”，不仅阐释了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而且展示了城市的不同侧面，以及“津味”的多重“味道”：既有回溯城市历史的老“津味”，又有指涉当下生活的，“来自‘活着’的民俗而不是标本化了的民俗”的新“津味”；既有以“五大道”、“三不管”为代表的“带有民族性印记”的“津味”，又有以“五大道”、“小洋楼”为征候的“源于外来文化”的“津味”（藏策：《“津味”到底什么味儿？》，《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总之，津味文学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广泛外延话语，为我们阅读和理解城市打开了一扇大门。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学博士）
谈到津味文学的兴起，冯骥才在上世纪80年代曾撰文指出，除了文学创作个性追求之外，乃是受到文化学的影响，“从城市规划中大文化的宏观战略，到旅游饮食服饰民俗建筑家族等，无所不在的文化的热门研究，启迪作家从文化学（也称文化哲学）把握生活，开掘心灵。应运而生便是文化小说乡土小说市井小说风味小说。津味小说的提出则理所当然”（冯骥才：《发扬津味小说》，《天津文学》1988年第4期）。作家从文化角度把握生活开掘心灵的背后，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越来越离不开城市，享用和消费城市提供的全方位服务，并接受城市对自己的影响与改造，同时，城市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城市变得以自身为目的，居住其中的市民仅仅是与它相关的组成部分”（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这个过程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美国学者大卫·哈维通过比较巴尔扎克与福楼拜之间的区别，从“身体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巴黎城市整体性的解体，“不论对错，巴尔扎克与当时许多学者一样（如乌托邦思想家和乌托邦理论家，他们试图找出重建巴黎的恰当方法），相信自己可以拥有巴黎，并且让巴黎成为自己的城市。借由重建巴黎，就算不能重塑社会秩序，至少也能让他们自己改头换面。然而在1848年之后，占有巴黎的却是奥斯曼、土地开发商、投机客、金融家以及市场力量，他们依照自己的特定利益与目的来重塑巴黎，留给广大人民的只剩下失落与剥夺感。这就是福楼拜消极接受的情况。因此，在福楼拜的书中不存在将巴黎当成一个整体而做的统一定义，遑论是‘有知觉的存在’或‘身体政治’。福楼拜将巴黎转化成舞台，不管舞台盖得多美丽，摆设有多高贵，都只是人类活动的背景陈设。巴黎因此成了死物”（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巴黎城市整体性的坍塌意味着城市现代性的开始，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作家最先体验到这一时刻，并企图以想象的方式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
津味文学发生在改革文学之后的城市转型期。新时期以来，经过以蒋子龙为旗手的改革文学的呼唤与洗礼，现代性终于在城市降临，然而它的到来却终结了改革文学的现代化叙事。蒋子龙反思其工业题材创作时指出，“我是在自己的工业小说的创作高峰突然消失的……当时我感到自己成了自己无法逾越的疆界，我的工业题材走投无路”，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现实发生了改变，“1983年，城市改革逐渐起步，大工业的改革不同于农村的分田到户。我所熟悉的工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预测，没有把握，没有自信。与其勉强地拙劣地表达，不如知趣地沉默”。另一方面则源于他对工业文明理解的加深，“六年前，雅克·艾吕尔的书给我造成的刺激至今还有印象——由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并推动的工业，是一股强大的集权主义力量，它对人类生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巧妙地侵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形成一个不可抗拒的陌生的宇宙……人仍然是统治者，同时也受到技术的统治。贫穷、污染、战争、社会混乱，构成对人类的真正的打击力量，会使人逐渐地丧失原有特性。怎样找到工业带来的现代物质文明，到底是工业的胜利，还是人的胜利？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不知该创作怎样的‘工业人物’”（蒋子龙：《“重返工业题材”杂议——答陈国凯》，《人民日报》1989年3月28日）。津味文学在改革文学的困境中开辟出自己的生长点，它走出工业工厂的宏大叙事，走进了市井、家族与市民的日常生活，以文学的形式触摸、发掘和展现城市独特的人文景观和富蕴人性情感的历史，从而在城市内部确立自己的想象空间和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津味文学是一种回应“现代化”吁求的“现代性”的叙事，它重构了文学与城市的关系，开启了城市想象与记忆的新的空间、时间及向度。城市虽然是一个具有“其自身力学基础的物质的现实”，但在记忆和想象中，“它更是一种心态，一种道德秩序，一组态度，一套仪式化的行为，一个人类联系的网络，一套习俗和传统，它们体现在某些做法和话语中”（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津味文学对物质城市重新文本化，对现实进行“抽象”，对现代城市进行“概念化”，“以便可以重新将城市恢复到人的尺度，以便可以将城市引向知识的焦点”。作家林希指出：“老实讲，天津的地域特色和天津人的文化心态一直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公正的反映，多少年来不少人写天津，但都写天津的粗野、蛮横和愚昧无知，虽说有人也曾将此类作品称之是津味小说，但这类作品因不具有较高的文学品位和较高的文化品位，所以也就不具有艺术魅力，它很可能不是一个艺术现象，自然也不具有文学价值……我想津味，首先是文化品位，是文学品位，是对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风物人情的认识与把握，而且具有一种能参与高层次文学对话的艺术灵性。”（林希：《津味小说浅见》，《小说月报》1992年第9期）在“人的尺度”上，津味文学不仅避免了天津市井小说写作中走过的弯路，在较高文化品位和文学价值上对天津城市进行“想象”，重造了文本中的城市，而且为城市赋予了血肉与精神，使城市有了喜怒哀乐的主观情感和灵动的魂魄。
津味文学是一种关于城市的文学话语，它不仅为城市的历史与现实所滋养，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对城市的“洞见”。这是津味文学与城市双方的机缘与幸运，因为，“并非所有的城都天然地宜于文学的。文学决不是无缘无故地冷落了许多城市。城只是在其与人紧密的精神联系中才成为文学的对象，文学所寻找的性格；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城市有幸被作为性格来认识”（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天津就是一个有幸作为性格进入文学的城市。它有着别具一格的“味儿”：“有北京式的古色古香的老城里，也有上海式的洋里洋气的租借地；有‘天津工人阶级的摇篮’三条石、六号门、也有青帮、杂八地云集的南市三不管儿；有满清遗族、遗老遗少，失意总统和军阀们隐居的小洋楼，也有群英后的青楼窑子和几近原始野合的落马湖袒露着肮脏乳房的等外妓女。有土有洋、中西合璧、雅俗并存，粗中有细，七拼八凑，南汇北集，形成了天津这座别具风味的城市”（许瑞生：《闲话天津味儿》，《天津文学》1988年第4期）。津味文学以其深刻的“洞见”，不仅阐释了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而且展示了城市的不同侧面，以及“津味”的多重“味道”：既有回溯城市历史的老“津味”，又有指涉当下生活的，“来自‘活着’的民俗而不是标本化了的民俗”的新“津味”；既有以“五大道”、“三不管”为代表的“带有民族性印记”的“津味”，又有以“五大道”、“小洋楼”为征候的“源于外来文化”的“津味”（藏策：《“津味”到底什么味儿？》，《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总之，津味文学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广泛外延话语，为我们阅读和理解城市打开了一扇大门。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