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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的许多城市中心广场附近，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街头艺术家在这里搭个画架，风雨无阻地给人画像。他们的素描画得很好。少女的甜美、男孩的戆憨、老妪的沧桑、老汉的倔强……在他们手中只需寥寥几笔便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街头画家的用具很简单，仅仅是一两根铅笔、一盒彩色原料、一块画板、几根炭精和几幅用来做广告的明星画像，这些画家从清晨一坐便直到黄昏，是悠闲的，也是充实的。
这种街头艺术，让我联想起了巴黎，波恩，罗马和北欧的一些城市中有很多街头画家、歌手等，他们给人的亲近之感，宣染出来的人文艺术气息，早已超过艺术的本身，已经成为城市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
画家们一般自己坐在一个简易的木凳上，而为顾客准备一个沙滩椅，地上放一些也许是自己以前也许是别人画得比较好的画作为广告，以招徕顾客。一幅画一般收20马币，彩色再加10元，加框再加5元。他们有的是国内美术学院毕业的，并且从事多年的专业工作；有的刚学画不是太久。大多数人都是有一定的功底的。
在街头画家中大都是马来西亚本地人，但也不乏有外籍画家，
由于经常到广场来看这些画家们作画，我认识了其中的一位女画家，她叫罗兹，马来籍华人，40多岁，来这里画画好几年了。
她有2个女儿，一个在大学读书，一个在美国留学。丈夫是印度人。
罗兹告诉我，她出生在马来西亚，成长、就学于马来西亚和日本。同许许多多海外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人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于她的意义是既模糊又难以把握的。她清楚地记得少年时，徘徊于“中国人”与“马来人”之间的那种痛苦——当个人民族身份与国家身份相互不认同时的那种两难与孤立的处境。她说这让生活在那里的华人有了一种坚韧的自强意识——谁都不能依靠，只有自立。
虽然她早期的画作更加关注个体——人的精神状况，并且已颇有成就，但罗兹在年届不惑之时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从前的创作方式，她认为把西方的艺术观念运用在东方人身上总显出不自然、不和谐。她此后的艺术致力表现一种宁静、感性化的生活。题材也由沙捞越的土著女性转向了城市人物和风景。这可能源于罗兹精神深处的东方情结。她说这让她深深品味出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感情。把这些融于她的绘画理念，便是注重人与画的品格，以及对人性的永不绝望。
马来西亚人对街头艺人十分友好，路人和旅游者没有一点看不起他们，眼中只有羡慕和欣赏的成分。艺人们也落落大方，没有一点自我卑屈的感觉，似乎也并不在乎人家给钱与否或给钱的多少，有时甚至怀疑他们是以此作谋生的手段还是仅为了弘扬艺术?谁又能保证多少年之后这些人中不出现几个梵高、莫奈、达芬奇之类的名人大家呢?
街头画家的用具很简单，仅仅是一两根铅笔、一盒彩色原料、一块画板、几根炭精和几幅用来做广告的明星画像，这些画家从清晨一坐便直到黄昏，是悠闲的，也是充实的。
这种街头艺术，让我联想起了巴黎，波恩，罗马和北欧的一些城市中有很多街头画家、歌手等，他们给人的亲近之感，宣染出来的人文艺术气息，早已超过艺术的本身，已经成为城市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
画家们一般自己坐在一个简易的木凳上，而为顾客准备一个沙滩椅，地上放一些也许是自己以前也许是别人画得比较好的画作为广告，以招徕顾客。一幅画一般收20马币，彩色再加10元，加框再加5元。他们有的是国内美术学院毕业的，并且从事多年的专业工作；有的刚学画不是太久。大多数人都是有一定的功底的。
在街头画家中大都是马来西亚本地人，但也不乏有外籍画家，
由于经常到广场来看这些画家们作画，我认识了其中的一位女画家，她叫罗兹，马来籍华人，40多岁，来这里画画好几年了。
她有2个女儿，一个在大学读书，一个在美国留学。丈夫是印度人。
罗兹告诉我，她出生在马来西亚，成长、就学于马来西亚和日本。同许许多多海外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人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于她的意义是既模糊又难以把握的。她清楚地记得少年时，徘徊于“中国人”与“马来人”之间的那种痛苦——当个人民族身份与国家身份相互不认同时的那种两难与孤立的处境。她说这让生活在那里的华人有了一种坚韧的自强意识——谁都不能依靠，只有自立。
虽然她早期的画作更加关注个体——人的精神状况，并且已颇有成就，但罗兹在年届不惑之时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从前的创作方式，她认为把西方的艺术观念运用在东方人身上总显出不自然、不和谐。她此后的艺术致力表现一种宁静、感性化的生活。题材也由沙捞越的土著女性转向了城市人物和风景。这可能源于罗兹精神深处的东方情结。她说这让她深深品味出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感情。把这些融于她的绘画理念，便是注重人与画的品格，以及对人性的永不绝望。
马来西亚人对街头艺人十分友好，路人和旅游者没有一点看不起他们，眼中只有羡慕和欣赏的成分。艺人们也落落大方，没有一点自我卑屈的感觉，似乎也并不在乎人家给钱与否或给钱的多少，有时甚至怀疑他们是以此作谋生的手段还是仅为了弘扬艺术?谁又能保证多少年之后这些人中不出现几个梵高、莫奈、达芬奇之类的名人大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