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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权利意识
“权力”这个词古已有之，《汉书・货殖传》记载，成都大商人罗裒带着数十万银两在长安做生意，攀附权贵，“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那时便有商人与权力勾结获得利益的现象，而更早出现的“权利”一词，与现在所说的“权利”有着根本区别。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承认民众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建立是征得民众同意的，权力本质上属于民众，政府的权力是由民众的“权利”让渡出去的，政府工作人员应无条件承认民众的权利。这种观念古代中国没有。
自秦始皇以来，国家就成为“一家一姓”的私有物。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权利意识，现代权利意识是由西方传入的。
由西方引进的“权利”（right）概念如何翻译，至今仍有争议。依笔者的理解，所谓“权利”就是文明社会里人们应该享有的那份东西，它包括权力和利益。
历朝历代都有法律，但无论哪个朝代的法律都没有写入人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因此古代的法律是义务本位的，只规定人们应付出、遵守什么，不规定人们可以得到什么。在现代人看来，那时的人只是勉强活着，苟全性命而已。可是由于我们在皇权专制社会生活得太久，进入了现代，还不免有许多前现代的东西存在。中共十七大之所以强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公民合法权利，就是因为这些很早就写入宪法的权利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不仅有社会管理者践踏公民权利，就连民众本身也缺少权利意识。
没有“人理”我们就像古人一样
现代所说的权利分两部分：一是与生俱来的，如生存权、发展权等，这是“天理”，是生之为人所必有的；二是人们组成平等共和的社会时约定的产物，如民主社会中的种种公民权利，笔者称之为“人理”。说古人没有权利意识，并非说古代的统治者连“天理”都不承认。古人云“天之大德曰生”，不仅认同人的生命权，而且泽及万类，但他们不允许个人向统治者主张权利。儒家在设计不同层次的人群（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关系时也是这样认定的，即主导方面（君、父、夫、兄）要顾及臣、子、妻、弟的利益。然而儒家没有说如果主导方面不顾及处于下位者的权益，也就是违背了“天理”怎么办。看来“在下位者”只有逆来顺受了。
权利缺少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持，所以权利意识很难在人们心中生根。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权利意识觉醒，从往日的理性认识逐渐化为现实需求，并越来越多地得到执政者的理解。然而要使权利真正成为调节社会生活的“权”（秤砣），还需要执政者与民众的互动。公民不是“清官”治下的臣民，不能期待“清官”施惠，争取落实法律赋予的权利是理直气壮的。公民权利的边界十分辽阔，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都可以去做（道德上应考虑到不要伤害他人的权利）。权利的实现是正常的文明生活的保障。
胡适讲到言论自由权时说，权利不会因为写在法律或宪法条文上，就可以得来，要得来还要积极争取，因为权力往往会设限妨碍权利的实现，这是从民众角度说的；从政府方面说，就是要尊重民众的权利，要依法行政，为公民实现权利提供必要的平台。
权利是等不来的
权利坐等不来，若公民不主动争取,权利就是子虚乌有；而权力却是实实在在的，它处于强势，是一种社会的控制力和支配力。公共权力每天都在运行，其运行固然是在为公众提供服务，但支配权力运行的是人，难免夹带个人利益。一些人为什么热衷于跑官、要官、买官，是争着做奉献吗？显然不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说：“人们追逐权力不仅是因为权力能满足个人的利益、价值或社会观念，而且还有权力自身的缘故，因为精神的和物质的报酬存在于权力的所有和使用之中。”一些有权的人不仅能借助权力发财致富，还可以任意扩张自己的意志，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如县委书记搞阅兵仪式、市委书记开会归来倾城欢迎之类，外人看来可笑，当事者却当作一种享受）。这双重利益的实现必然伤害或侵犯公共权利，从而伤害公民的权利。
权力还有一种自我扩张的特质，掌握权力的人往往越权办事，特别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态中，公共权力几乎囊括一切领域。严复说：“中国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这样，民众则“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严复编译甄克思《社会通诠》）在这种传统的支配下，公共权力实施过程中，只要不出现明显伤天害理之事一般不会受到质疑（如公安部门在自己门口设红绿灯，为自己的出行提供方便等）。权力越出行政领域，波及其他领域更被认为是常情。权力的这些特质如不加以限制、制约，就会形成“一权独大”，伤害民众权利。限制权力最重要的手段是法律，法律上没有准许的就不应去做。
民主社会里，权力出于公民的权利，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可在目前的任命制下，许多官员认为其手中的权力来自上级，“权为民所用”受到不应有的忽视。如何改变官员的产生机制、界定官员的权责应是目前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
权利和权力的内涵与外延迥然不同，一个软，一个硬；一个虚，一个实；一个为多数人拥有，一个为少数人掌握……权利实在起来、坚挺起来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保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权力”这个词古已有之，《汉书・货殖传》记载，成都大商人罗裒带着数十万银两在长安做生意，攀附权贵，“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那时便有商人与权力勾结获得利益的现象，而更早出现的“权利”一词，与现在所说的“权利”有着根本区别。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承认民众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建立是征得民众同意的，权力本质上属于民众，政府的权力是由民众的“权利”让渡出去的，政府工作人员应无条件承认民众的权利。这种观念古代中国没有。
自秦始皇以来，国家就成为“一家一姓”的私有物。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权利意识，现代权利意识是由西方传入的。
由西方引进的“权利”（right）概念如何翻译，至今仍有争议。依笔者的理解，所谓“权利”就是文明社会里人们应该享有的那份东西，它包括权力和利益。
历朝历代都有法律，但无论哪个朝代的法律都没有写入人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因此古代的法律是义务本位的，只规定人们应付出、遵守什么，不规定人们可以得到什么。在现代人看来，那时的人只是勉强活着，苟全性命而已。可是由于我们在皇权专制社会生活得太久，进入了现代，还不免有许多前现代的东西存在。中共十七大之所以强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公民合法权利，就是因为这些很早就写入宪法的权利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不仅有社会管理者践踏公民权利，就连民众本身也缺少权利意识。
没有“人理”我们就像古人一样
现代所说的权利分两部分：一是与生俱来的，如生存权、发展权等，这是“天理”，是生之为人所必有的；二是人们组成平等共和的社会时约定的产物，如民主社会中的种种公民权利，笔者称之为“人理”。说古人没有权利意识，并非说古代的统治者连“天理”都不承认。古人云“天之大德曰生”，不仅认同人的生命权，而且泽及万类，但他们不允许个人向统治者主张权利。儒家在设计不同层次的人群（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关系时也是这样认定的，即主导方面（君、父、夫、兄）要顾及臣、子、妻、弟的利益。然而儒家没有说如果主导方面不顾及处于下位者的权益，也就是违背了“天理”怎么办。看来“在下位者”只有逆来顺受了。
权利缺少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持，所以权利意识很难在人们心中生根。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权利意识觉醒，从往日的理性认识逐渐化为现实需求，并越来越多地得到执政者的理解。然而要使权利真正成为调节社会生活的“权”（秤砣），还需要执政者与民众的互动。公民不是“清官”治下的臣民，不能期待“清官”施惠，争取落实法律赋予的权利是理直气壮的。公民权利的边界十分辽阔，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都可以去做（道德上应考虑到不要伤害他人的权利）。权利的实现是正常的文明生活的保障。
胡适讲到言论自由权时说，权利不会因为写在法律或宪法条文上，就可以得来，要得来还要积极争取，因为权力往往会设限妨碍权利的实现，这是从民众角度说的；从政府方面说，就是要尊重民众的权利，要依法行政，为公民实现权利提供必要的平台。
权利是等不来的
权利坐等不来，若公民不主动争取,权利就是子虚乌有；而权力却是实实在在的，它处于强势，是一种社会的控制力和支配力。公共权力每天都在运行，其运行固然是在为公众提供服务，但支配权力运行的是人，难免夹带个人利益。一些人为什么热衷于跑官、要官、买官，是争着做奉献吗？显然不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说：“人们追逐权力不仅是因为权力能满足个人的利益、价值或社会观念，而且还有权力自身的缘故，因为精神的和物质的报酬存在于权力的所有和使用之中。”一些有权的人不仅能借助权力发财致富，还可以任意扩张自己的意志，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如县委书记搞阅兵仪式、市委书记开会归来倾城欢迎之类，外人看来可笑，当事者却当作一种享受）。这双重利益的实现必然伤害或侵犯公共权利，从而伤害公民的权利。
权力还有一种自我扩张的特质，掌握权力的人往往越权办事，特别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态中，公共权力几乎囊括一切领域。严复说：“中国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这样，民众则“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严复编译甄克思《社会通诠》）在这种传统的支配下，公共权力实施过程中，只要不出现明显伤天害理之事一般不会受到质疑（如公安部门在自己门口设红绿灯，为自己的出行提供方便等）。权力越出行政领域，波及其他领域更被认为是常情。权力的这些特质如不加以限制、制约，就会形成“一权独大”，伤害民众权利。限制权力最重要的手段是法律，法律上没有准许的就不应去做。
民主社会里，权力出于公民的权利，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可在目前的任命制下，许多官员认为其手中的权力来自上级，“权为民所用”受到不应有的忽视。如何改变官员的产生机制、界定官员的权责应是目前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
权利和权力的内涵与外延迥然不同，一个软，一个硬；一个虚，一个实；一个为多数人拥有，一个为少数人掌握……权利实在起来、坚挺起来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保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