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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是一种被没有任何智识和道德努力，并因此为廉价的最平庸的能力所占据的文化。——列奥·施特劳斯
悖谬的争论
时下，文化领域展开轰轰烈烈地反“庸俗、低俗、媚俗”运动，而郭德纲不辛成为靶子。对于更多的人而言，说到三俗，恐怕想起来的还是形形色色的选秀活动、露骨的相亲宣言、矫揉造作的芙蓉姐姐以及浅薄的凤姐。
海外舆论将反“三俗”称为“新道德运动”。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犀利的观察和准确的描述。“道德”这个词，在“以德治国”的口号退场之后，早已消失在中国政治乃至舆论的语境之中。
的确，近些年人们不遗余力地提倡和力图打造这样一个政府：一个经济上的守夜人、政治上的人权保卫者以及文化上的中立者。反“三俗”自然会遭到口诛笔伐。反对者言，保持中立是政府最大的美德，主张政治应当对人们一视同仁，亦即对各种价值观念、信仰追求或者学说、教义持一种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甚或是淡漠的态度。
然而，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真理吗?还是某些人自以为是的幻想和西方统治集团的另一种说教?
20世纪著名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对这种彻底的自由主义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他说，自由主义要求一视同仁地尊重所有的价值观念、信仰学说和历史文化传统，你好我好大家好，只会使得所有的价值观念、信仰学说和历史文化传统都失去意义，都变得可有可无，因为它们只在私人领域具有意义，而不具有公共意义；这就陷入了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是一种现代性危机。
这样批判或许过于哲学化，并没有直接回答民主政治与德性的关系，但却让美国道德文化保守派欣喜若狂。80年代美国保守派开始对自由派进行反攻，道德文化领域成为重要阵地，道德文化保守派几乎全面采纳了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90年代美国共和党在政治上取得胜利，施特劳斯也因此在去世20年后被尊奉为“共和党革命的教父”。现今即便是美国最激进的自由派也无法否认公共领域需要德性存在。
对照起来看，当今中国流行的对于反“三俗”运动的口诛笔伐，无非走的是半个世纪前美国自由派的套路。那么，套用施特劳斯的观点，甚至更进一步套用西方政治哲学家对于政治与德性关系的讨论，来理解反“三俗”运动，似乎也是可行的，尽管这么做屏蔽掉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别，无疑对问题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从而缺乏“知性的真诚”。
这场争论，本身就是极为悖谬的，却是不得不为之的。
政治驯化下的德性
施特劳斯对民主社会并没有太高的期待，他认为民主不是大众的统治，因为大众仍然统治于精英，民主其实是大众的文化，而“大众文化是一种被没有任何智识和道德努力，并因此为廉价的最平庸的能力所占据的文化。”因此，教育大众或者改造大众文化的问题，在民主社会无疑是政治问题。得出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在思想史上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步步转化而来。
将德性纳入政治的规训之中，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立场，滥觞于马基雅维利。在马基雅维利这里，德性不再是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最高的追求，而应当服从于政治，即：好公民的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而好的基督徒或者好人的问题是私人领域的事情。从此，对于好公民的公共标准的探讨即德性问题开始与政治社会联系起来。
谈政治必然会谈到政体。孟德斯鸠仔细区分了共和、君主、专制三种政体。他认为，在共和政体下，当全体人民拥有最高权力时，便是民主政治；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自我维护并无更多的道义可言，但是在平民政治的国家里，却需要一种更为强悍的原动力，这就是品德。而品德指的是对共和国的热爱，是一种感情，并非知识的产物。
卢梭接续了孟德斯鸠对于德性的看法。卢梭所指的德性，主要是指政治品德、爱国者的品德或者一整个民族的品德。不要忘记，当时正处在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大张旗鼓的年代，因此这种接续显得格外反叛。
卢梭曾愤慨地说：“古代政客们无休无止地谈论的是风尚和德性；今天的政客们除了贸易和钱，什么都不谈。”贸易、金钱、启蒙解放贪欲、奢侈、信仰立法万能，乃是现代国家的特征。然而，卢梭无意回归城邦，他要建立的乃是一个现代国家，但同时他又看到了现代文明对于人的败坏，因而他致力于为现代社会构建一个新的基础，一个更“自然”的基础。
卢梭曾将自由社会称为“民主制”，民主制比任何制度来说更接近于自然状态的平等。他强调：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过渡，不能借启蒙运动所要求的直接的、几乎是自动的方式来进行。自由社会无疑是需要道德的。一个由其成员进行统治的自由社会需要最细致的教育，以便公民们具备必要的德性来治理他们自己并在相互之间施行统治。因此，所有的道德和理智训练对这样一个整体的社会来说，都是正当的目标。
关乎幸福的文化
致力于构建自由社会的卢梭，在《关于戏剧演出给达朗贝尔的信》中却深感小城日内瓦在引进剧院后隐含盲目而危险的道德危机，他痛斥法国巴黎的风气让男人丧失真正的勇气，那里的人们谈论爱情、悲剧、女性的媚态，正是如此，男性因为谄媚的做作却愈发柔弱，它的最终后果是城邦风气的退化。
他写道：“一切无益的娱乐对于人都是坏事，因为人的一生太短促了，而时间太宝贵了。……只有对自己的不满、闲散的苦恼、对淳朴的正常口味的丧失才使邪门歪道的娱乐应运而生。……还没有一个民族因为酒消费过多而灭亡，但是所有的民族都因妇女的淫佚放荡的生活而遭到灭亡。”
对卢梭而言，文化的关怀和政治的关怀是不可分离的。这与我们熟知的观念不同，因为从19世纪开始，文化观念彻底和政治分离。事实上，“文化”在其现代意义上被使用，是康德从对卢梭的阐释中得来的。卢梭要在自然和文明之间寻求一种协调。文明所指的是人们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积得的需求和欲望，以及满足这些欲望和需要的手段。政治在其狭窄的意义上关系到国家，是就人们之间进行的交往而施行的最低程度的统治，并不关系到人的幸福。而文化是人们作为一个整体而生活的场所；它框定并塑造人们可能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们达到幸福的方式。
因此，卢梭意欲的立法者必须同时是文化的奠基者。立法者不仅需要神的权威，他还必须确立一种公民宗教，唯有公民宗教才能产生公民所需要的情感，能够支持并奖赏人们对公共的善的向往，给人们以服从法律的动力。
托克维尔更进一步发展了卢梭。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平等几乎成为某种上天注定的事实，没有人再相信划分等级或阶级界限和作为旧制度基础的那些原则是正义的。剩下的问题就是，自由将伴随平等而产生，卢梭和托克维尔所致力于的正是塑造自由人以及建立于平等原则基础之上的自由社会。
托克维尔重新阐释了自由社会以及其所需的公民德性，这些德性乃是能够从正当理解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中诞生的。自然环境、法制与民情都对美国的民主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
“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也就是说，在这三者之中，托克维尔最强调民情：“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
所谓民情，换算成我们通用的现代汉语便是“大众文化”。
悖谬的争论
时下，文化领域展开轰轰烈烈地反“庸俗、低俗、媚俗”运动，而郭德纲不辛成为靶子。对于更多的人而言，说到三俗，恐怕想起来的还是形形色色的选秀活动、露骨的相亲宣言、矫揉造作的芙蓉姐姐以及浅薄的凤姐。
海外舆论将反“三俗”称为“新道德运动”。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犀利的观察和准确的描述。“道德”这个词，在“以德治国”的口号退场之后，早已消失在中国政治乃至舆论的语境之中。
的确，近些年人们不遗余力地提倡和力图打造这样一个政府：一个经济上的守夜人、政治上的人权保卫者以及文化上的中立者。反“三俗”自然会遭到口诛笔伐。反对者言，保持中立是政府最大的美德，主张政治应当对人们一视同仁，亦即对各种价值观念、信仰追求或者学说、教义持一种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甚或是淡漠的态度。
然而，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真理吗?还是某些人自以为是的幻想和西方统治集团的另一种说教?
20世纪著名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对这种彻底的自由主义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他说，自由主义要求一视同仁地尊重所有的价值观念、信仰学说和历史文化传统，你好我好大家好，只会使得所有的价值观念、信仰学说和历史文化传统都失去意义，都变得可有可无，因为它们只在私人领域具有意义，而不具有公共意义；这就陷入了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是一种现代性危机。
这样批判或许过于哲学化，并没有直接回答民主政治与德性的关系，但却让美国道德文化保守派欣喜若狂。80年代美国保守派开始对自由派进行反攻，道德文化领域成为重要阵地，道德文化保守派几乎全面采纳了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90年代美国共和党在政治上取得胜利，施特劳斯也因此在去世20年后被尊奉为“共和党革命的教父”。现今即便是美国最激进的自由派也无法否认公共领域需要德性存在。
对照起来看，当今中国流行的对于反“三俗”运动的口诛笔伐，无非走的是半个世纪前美国自由派的套路。那么，套用施特劳斯的观点，甚至更进一步套用西方政治哲学家对于政治与德性关系的讨论，来理解反“三俗”运动，似乎也是可行的，尽管这么做屏蔽掉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别，无疑对问题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从而缺乏“知性的真诚”。
这场争论，本身就是极为悖谬的，却是不得不为之的。
政治驯化下的德性
施特劳斯对民主社会并没有太高的期待，他认为民主不是大众的统治，因为大众仍然统治于精英，民主其实是大众的文化，而“大众文化是一种被没有任何智识和道德努力，并因此为廉价的最平庸的能力所占据的文化。”因此，教育大众或者改造大众文化的问题，在民主社会无疑是政治问题。得出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在思想史上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步步转化而来。
将德性纳入政治的规训之中，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立场，滥觞于马基雅维利。在马基雅维利这里，德性不再是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最高的追求，而应当服从于政治，即：好公民的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而好的基督徒或者好人的问题是私人领域的事情。从此，对于好公民的公共标准的探讨即德性问题开始与政治社会联系起来。
谈政治必然会谈到政体。孟德斯鸠仔细区分了共和、君主、专制三种政体。他认为，在共和政体下，当全体人民拥有最高权力时，便是民主政治；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自我维护并无更多的道义可言，但是在平民政治的国家里，却需要一种更为强悍的原动力，这就是品德。而品德指的是对共和国的热爱，是一种感情，并非知识的产物。
卢梭接续了孟德斯鸠对于德性的看法。卢梭所指的德性，主要是指政治品德、爱国者的品德或者一整个民族的品德。不要忘记，当时正处在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大张旗鼓的年代，因此这种接续显得格外反叛。
卢梭曾愤慨地说：“古代政客们无休无止地谈论的是风尚和德性；今天的政客们除了贸易和钱，什么都不谈。”贸易、金钱、启蒙解放贪欲、奢侈、信仰立法万能，乃是现代国家的特征。然而，卢梭无意回归城邦，他要建立的乃是一个现代国家，但同时他又看到了现代文明对于人的败坏，因而他致力于为现代社会构建一个新的基础，一个更“自然”的基础。
卢梭曾将自由社会称为“民主制”，民主制比任何制度来说更接近于自然状态的平等。他强调：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过渡，不能借启蒙运动所要求的直接的、几乎是自动的方式来进行。自由社会无疑是需要道德的。一个由其成员进行统治的自由社会需要最细致的教育，以便公民们具备必要的德性来治理他们自己并在相互之间施行统治。因此，所有的道德和理智训练对这样一个整体的社会来说，都是正当的目标。
关乎幸福的文化
致力于构建自由社会的卢梭，在《关于戏剧演出给达朗贝尔的信》中却深感小城日内瓦在引进剧院后隐含盲目而危险的道德危机，他痛斥法国巴黎的风气让男人丧失真正的勇气，那里的人们谈论爱情、悲剧、女性的媚态，正是如此，男性因为谄媚的做作却愈发柔弱，它的最终后果是城邦风气的退化。
他写道：“一切无益的娱乐对于人都是坏事，因为人的一生太短促了，而时间太宝贵了。……只有对自己的不满、闲散的苦恼、对淳朴的正常口味的丧失才使邪门歪道的娱乐应运而生。……还没有一个民族因为酒消费过多而灭亡，但是所有的民族都因妇女的淫佚放荡的生活而遭到灭亡。”
对卢梭而言，文化的关怀和政治的关怀是不可分离的。这与我们熟知的观念不同，因为从19世纪开始，文化观念彻底和政治分离。事实上，“文化”在其现代意义上被使用，是康德从对卢梭的阐释中得来的。卢梭要在自然和文明之间寻求一种协调。文明所指的是人们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积得的需求和欲望，以及满足这些欲望和需要的手段。政治在其狭窄的意义上关系到国家，是就人们之间进行的交往而施行的最低程度的统治，并不关系到人的幸福。而文化是人们作为一个整体而生活的场所；它框定并塑造人们可能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们达到幸福的方式。
因此，卢梭意欲的立法者必须同时是文化的奠基者。立法者不仅需要神的权威，他还必须确立一种公民宗教，唯有公民宗教才能产生公民所需要的情感，能够支持并奖赏人们对公共的善的向往，给人们以服从法律的动力。
托克维尔更进一步发展了卢梭。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平等几乎成为某种上天注定的事实，没有人再相信划分等级或阶级界限和作为旧制度基础的那些原则是正义的。剩下的问题就是，自由将伴随平等而产生，卢梭和托克维尔所致力于的正是塑造自由人以及建立于平等原则基础之上的自由社会。
托克维尔重新阐释了自由社会以及其所需的公民德性，这些德性乃是能够从正当理解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中诞生的。自然环境、法制与民情都对美国的民主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
“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也就是说，在这三者之中，托克维尔最强调民情：“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
所谓民情，换算成我们通用的现代汉语便是“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