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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长假，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名为“你幸福吗”的街头调查。面对镜头，有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有人感觉突兀而不知所措，有人制造了无厘头效果。当记者问一名外来务工人员“你幸福吗”？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记者，淡定地说：“我姓曾。”此神来之笔，被媒体称为“神回复”。
这些年，关于幸福的话题，在中国被一再提及并非偶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了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9.8%的惊人纪录，经济总量连超日、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想象中人们的幸福感应该与日俱增。
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两年前，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结果显示，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
按常理，经济社会愈发达，生活改善愈显著，幸福指数应该愈高，可这项覆盖中国10个省区35个城市，涉及10万人的大型调查，却另有答案。“伪幸福”命题的提出，更反映了时下弥漫于相当人群中的对自身生存状态不满的焦虑情绪。
根据《纽约时报》记者最近的一项调查，从1990年起，在中国实际人均消费和GDP翻了两番之后，普通中国人的幸福感反而低于当初。“满意度降幅最大的，是那些处于财富金字塔最底层的三分之一人口。但即便对于顶层的三分之一人口，满意度的提升也相当有限。”
这种GDP增长辉煌与百姓不满现实生活呈现强烈反差的尴尬，可谓无处不在。官方统计数据愈是给出昂扬向上的幸福指数，人们愈是产生一种“被幸福”的欺骗感：究竟是数据出了毛病，还是感觉出了偏差？
当我们翻开《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下称《误测》）一书，惊讶地发现，远在欧洲的人们似乎也在为此烦恼。事实上，这本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亲自作序的著作，正是在他组织推动下由世界顶尖经济学家历时一年半，于2009年9月发布的一项全新研究成果。
萨科齐的感觉竟和普通中国人的感觉一样：“在世界各地，人们认为他们听到的是谎话，数字是虚假的，他们被利用。”“多年以来，那些生活得越来越困难的人被告知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他们怎么能不觉得被欺骗了？”
针对广泛流行的“数据崇拜”，這位作风花哨、不拘小节的法兰西大佬表示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的质疑。他一针见血直指要害，一再出现对生活误测这样的尴尬，全在于“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经济发生了改变，而衡量标准没有同步改变”。
为什么GDP上去了，人们并不感到幸福？说白了十分简单，因为传统GDP只是一个生产指标，而从生产（货币、社会财富以及政府通过市场征税提供的公共服务等）转化为家庭和个人的实际幸福还有很长的距离，其中既涉及到全体公民普遍的机会公平，又关系到社会非现金转让服务，同时也关乎个人对幸福的主客观评价。笼而统之地用一个未必可靠的数据，断定GDP增长一定伴随社会进步，一定提高生活质量，一定带来幸福，显然大有主观随意、思维僵化、表面文章之嫌，难免不靠谱。
在我看来，《误测》一书的最大贡献，是首次系统地对GDP作为全球最广泛采用的经济活动衡量标准，是否真是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可信指标，提出了“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这一振聋发聩的挑战。
全书倡导把重点从“面向生产”的衡量系统转向关注当前和未来世代幸福的衡量系统，即转向更广泛地衡量社会进步的构想，不仅对遭遇债务危机的发达国家是一种预后警示，对像中国这样正处在狂飙突进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构建真正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指标体系，以避免重蹈旧有经济增长模式之覆辙，尤其具有开创性意义。
幸福在国家层面，事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不同群体利益的平衡协调，在个人层面上，通常表现为一种非常私人化的体验，因而千差万别，但即便“幸福是主观感受”，也决非空洞无物而不可度量。
一个乞丐被施舍10元钱，那一刻的惊喜或许真有幸福感，可这种稍纵即逝的快意无论于社会于个人都毫无意义。一个合理的社会要消灭贫穷，进而缩小贫富差别，如果连起码的温饱都无法满足，或者肚子填饱了却并无体面尊严可言，此类所谓“幸福”根本就不值一谈。站在央视记者采访的话筒前，那位民工下意识地以姓氏回应关于幸福的催问并非装傻，实是他的日常生活与幸福隔膜太久，以至在其话语体系中很难找到这两个字。
《误测》的基本逻辑是，幸福不幸福自有客观标准，离开收入、消费和财富分布三个维度将难以界定幸福与否；同时又不能单纯依据经济产出考量幸福，还要把衡量生活质量的主观标准放在突出位置，而这同样可以进行客观度量。
按照《误测》开列的清单，这些指标涉及到健康、教育、个人活动、政治发言权和治理、社会关系、环境条件、人身不安全和经济不安全等八大方面。撇开这一切，幸福的情感活动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央视幸福调查的搞笑，恰恰是用镜头娱乐消解了达成幸福人生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比如，健康是一个既影响寿命长短又影响生活质量的基本因素。没有国民的健康，GDP何用？而尽管法国的人均GDP低于美国，其预期寿命反而高于美国，是因为中央政府每年耗费巨资向国民提供了包括公共医疗卫生在内的各种非现金转让服务，这可是中国的短板。
教育作为人们生活多维度的重要预测因子，与人们的生活评价高度相关。“而且受过更好教育的人通常健康状况也更好，失业率更低，有更多的社会关系，参与公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程度也更高。”谈论幸福而无视教育是难以想象的。
论及个人活动，《误测》作者认为，无论从享乐体验还是评估判断来看，人们从事的活动都影响自己的主观幸福。书中通过对美国和法国个人工作、通勤、消费、休闲、性爱等21项内容的列表比较，不但有趣，确也显示人们分配时间的方式及其个人活动的性质对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在政治方面，《误测》强调，“政治发言权是生活质量不可分割的一个维度”，特别是能否不带恐惧地提出异议，不仅是个体必不可少的自由，也为公共政策提供了校正，因而需要法律保障，这无疑关乎公民的幸福和正义。
不言而喻，“社会关系较多的人对生活评价更高，因为许多最为愉快的个人活动都涉及社交。”在欧美国家，社会关系有时被称为“社会资本”，尽管其外化表现有时是负面的，在更多情况下却有益于社区建设和人际关系平衡。在中国，如何通过引导发展社会组织以改善社会管理，是构建幸福指标体系中一个亟待探讨的话题。
至于环境条件以及人身不安全和经济不安全这些领域，对于个人生活质量的关联度更其显而易见。作者对当前和未来环境污染、犯罪、自然灾害、通胀、失业、养老保障等诸多不确定风险所表达的忧虑，在中国经济景气继续转弱的此刻，也是我们对幸福前景的担忧所在。
当然，《误测》既是写给广大公众的，更是首先写给负责制定政策的领导人的。《误测》开宗明义声明，“在发生危机的此刻，国家需要新的发展理念、增长方式来确定我们的社会应当往何处去。”正是有了这份呼吁，该书出版后立即受到了各国政要的关注。
在中国，《误测》甚至前所未有地吸引了高层领导的目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读了《误测》后，不但产生共鸣，而且向全省党政官员推荐此书，以作为寻找和建设幸福广东的方法论。汪洋反复强调，不能为发展而发展，见物不见人，经济总量上去了，而人民群众却感到不幸福；不能将“建设幸福广东”沦为幸福“政绩工程”，而要以民生和幸福的需求来倒逼经济转型优化，只有做好蛋糕，才能更好地分蛋糕。
不用说，这也应该成为所有中国经济决策者的观念共识，并真正付诸实施。《误测》写得好：“我们衡量什么影响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的衡量标准有缺陷，那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现在，弃旧图新的时刻已经来临。
这些年，关于幸福的话题，在中国被一再提及并非偶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了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9.8%的惊人纪录，经济总量连超日、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想象中人们的幸福感应该与日俱增。
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两年前，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结果显示，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
按常理，经济社会愈发达，生活改善愈显著，幸福指数应该愈高，可这项覆盖中国10个省区35个城市，涉及10万人的大型调查，却另有答案。“伪幸福”命题的提出，更反映了时下弥漫于相当人群中的对自身生存状态不满的焦虑情绪。
根据《纽约时报》记者最近的一项调查，从1990年起，在中国实际人均消费和GDP翻了两番之后，普通中国人的幸福感反而低于当初。“满意度降幅最大的，是那些处于财富金字塔最底层的三分之一人口。但即便对于顶层的三分之一人口，满意度的提升也相当有限。”
这种GDP增长辉煌与百姓不满现实生活呈现强烈反差的尴尬，可谓无处不在。官方统计数据愈是给出昂扬向上的幸福指数，人们愈是产生一种“被幸福”的欺骗感：究竟是数据出了毛病，还是感觉出了偏差？
当我们翻开《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下称《误测》）一书，惊讶地发现，远在欧洲的人们似乎也在为此烦恼。事实上，这本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亲自作序的著作，正是在他组织推动下由世界顶尖经济学家历时一年半，于2009年9月发布的一项全新研究成果。
萨科齐的感觉竟和普通中国人的感觉一样：“在世界各地，人们认为他们听到的是谎话，数字是虚假的，他们被利用。”“多年以来，那些生活得越来越困难的人被告知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他们怎么能不觉得被欺骗了？”
针对广泛流行的“数据崇拜”，這位作风花哨、不拘小节的法兰西大佬表示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的质疑。他一针见血直指要害，一再出现对生活误测这样的尴尬，全在于“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经济发生了改变，而衡量标准没有同步改变”。
为什么GDP上去了，人们并不感到幸福？说白了十分简单，因为传统GDP只是一个生产指标，而从生产（货币、社会财富以及政府通过市场征税提供的公共服务等）转化为家庭和个人的实际幸福还有很长的距离，其中既涉及到全体公民普遍的机会公平，又关系到社会非现金转让服务，同时也关乎个人对幸福的主客观评价。笼而统之地用一个未必可靠的数据，断定GDP增长一定伴随社会进步，一定提高生活质量，一定带来幸福，显然大有主观随意、思维僵化、表面文章之嫌，难免不靠谱。
在我看来，《误测》一书的最大贡献，是首次系统地对GDP作为全球最广泛采用的经济活动衡量标准，是否真是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可信指标，提出了“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这一振聋发聩的挑战。
全书倡导把重点从“面向生产”的衡量系统转向关注当前和未来世代幸福的衡量系统，即转向更广泛地衡量社会进步的构想，不仅对遭遇债务危机的发达国家是一种预后警示，对像中国这样正处在狂飙突进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构建真正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指标体系，以避免重蹈旧有经济增长模式之覆辙，尤其具有开创性意义。
幸福在国家层面，事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不同群体利益的平衡协调，在个人层面上，通常表现为一种非常私人化的体验，因而千差万别，但即便“幸福是主观感受”，也决非空洞无物而不可度量。
一个乞丐被施舍10元钱，那一刻的惊喜或许真有幸福感，可这种稍纵即逝的快意无论于社会于个人都毫无意义。一个合理的社会要消灭贫穷，进而缩小贫富差别，如果连起码的温饱都无法满足，或者肚子填饱了却并无体面尊严可言，此类所谓“幸福”根本就不值一谈。站在央视记者采访的话筒前，那位民工下意识地以姓氏回应关于幸福的催问并非装傻，实是他的日常生活与幸福隔膜太久，以至在其话语体系中很难找到这两个字。
《误测》的基本逻辑是，幸福不幸福自有客观标准，离开收入、消费和财富分布三个维度将难以界定幸福与否；同时又不能单纯依据经济产出考量幸福，还要把衡量生活质量的主观标准放在突出位置，而这同样可以进行客观度量。
按照《误测》开列的清单，这些指标涉及到健康、教育、个人活动、政治发言权和治理、社会关系、环境条件、人身不安全和经济不安全等八大方面。撇开这一切，幸福的情感活动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央视幸福调查的搞笑，恰恰是用镜头娱乐消解了达成幸福人生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比如，健康是一个既影响寿命长短又影响生活质量的基本因素。没有国民的健康，GDP何用？而尽管法国的人均GDP低于美国，其预期寿命反而高于美国，是因为中央政府每年耗费巨资向国民提供了包括公共医疗卫生在内的各种非现金转让服务，这可是中国的短板。
教育作为人们生活多维度的重要预测因子，与人们的生活评价高度相关。“而且受过更好教育的人通常健康状况也更好，失业率更低，有更多的社会关系，参与公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程度也更高。”谈论幸福而无视教育是难以想象的。
论及个人活动，《误测》作者认为，无论从享乐体验还是评估判断来看，人们从事的活动都影响自己的主观幸福。书中通过对美国和法国个人工作、通勤、消费、休闲、性爱等21项内容的列表比较，不但有趣，确也显示人们分配时间的方式及其个人活动的性质对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在政治方面，《误测》强调，“政治发言权是生活质量不可分割的一个维度”，特别是能否不带恐惧地提出异议，不仅是个体必不可少的自由，也为公共政策提供了校正，因而需要法律保障，这无疑关乎公民的幸福和正义。
不言而喻，“社会关系较多的人对生活评价更高，因为许多最为愉快的个人活动都涉及社交。”在欧美国家，社会关系有时被称为“社会资本”，尽管其外化表现有时是负面的，在更多情况下却有益于社区建设和人际关系平衡。在中国，如何通过引导发展社会组织以改善社会管理，是构建幸福指标体系中一个亟待探讨的话题。
至于环境条件以及人身不安全和经济不安全这些领域，对于个人生活质量的关联度更其显而易见。作者对当前和未来环境污染、犯罪、自然灾害、通胀、失业、养老保障等诸多不确定风险所表达的忧虑，在中国经济景气继续转弱的此刻，也是我们对幸福前景的担忧所在。
当然，《误测》既是写给广大公众的，更是首先写给负责制定政策的领导人的。《误测》开宗明义声明，“在发生危机的此刻，国家需要新的发展理念、增长方式来确定我们的社会应当往何处去。”正是有了这份呼吁，该书出版后立即受到了各国政要的关注。
在中国，《误测》甚至前所未有地吸引了高层领导的目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读了《误测》后，不但产生共鸣，而且向全省党政官员推荐此书，以作为寻找和建设幸福广东的方法论。汪洋反复强调，不能为发展而发展，见物不见人，经济总量上去了，而人民群众却感到不幸福；不能将“建设幸福广东”沦为幸福“政绩工程”，而要以民生和幸福的需求来倒逼经济转型优化，只有做好蛋糕，才能更好地分蛋糕。
不用说，这也应该成为所有中国经济决策者的观念共识，并真正付诸实施。《误测》写得好：“我们衡量什么影响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的衡量标准有缺陷，那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现在，弃旧图新的时刻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