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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事实上，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的领导权威有一个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坐冷板凳”处境的结束
1933年9月，南京政府以百万重兵对中共各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仅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万。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吸收了过去几次围剿失利的教训，采取了“涸泽而渔”的方略，军事上实行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经济上对中央苏区严加封锁。
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不懂军事，又死抱着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地理观念，怕承担责任，不敢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使熟悉游击战法的红军不能施展其长技。李德的顶头上司是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弗雷德，在上海遥控指挥。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国际路线”的威信降到低谷，成为各种意见的众矢之的，来自军队的意见最大。
到五次反围剿的后期，中央苏区失守已成定局，博古等人和毛泽东的关系似乎也有了某种转圜的苗头。1934年五六月份，博古派人到莫斯科，给王明捎口信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长征前，他们还让毛泽东给部队撰写关于游击战的小册子，把实地考察红军突围路线这样重大的事情也托付给他。这些都表达了“国际派”中央对毛泽东的倚重之意，尽管最初只是从游击战专家角度表达的倚重，但毛泽东坐冷板凳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随着中央蘇区的军事形势日益恶化，“国际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中央一、二号人物博古与张闻天之间在反围剿的许多问题上多有龃龉，政见分歧越来越大，以至发展到公开化的程度。
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在中革军委总结会议上，张闻天与博古发生了激烈争执。张闻天批评他们同敌人死拼，使红军主力遭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讥张闻天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当即反驳，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场争论使张闻天感到，博古不具备掌握中国革命大局面的能力。
后来，张闻天在闽赣巡视回来后，多次主动看望毛泽东，关心病情，嘘寒问暖，就当前局势交流看法，进一步沟通了双方的思想认识。
长征出发前，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曾决定将政治局成员作为中央代表分散在各军团，张闻天对此不满。毛泽东得知后，向中央建议，将他与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安排在一起。建议得到了批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先招。
鼎立三足的“国际派”折了两足
在红軍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其电台被国民党政府破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中断了联系。直到红军到达陕北，与莫斯科才恢复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事事须听命于莫斯科的代理人领导体制失效，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一切问题。在解决党和红军的生存危机中，李德、博古等人进退失措，领导权威不断流失，毛泽东以此说服许多高级干部。
毛泽东说服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路线图是这样的：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路同行，进入湘南以后，就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提出要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尔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张闻天不懂军事，只了解一些军事理论，写写文章，是纸上谈兵。毛泽东则是在游击战争的恶劣环境中历练出来的，实践经验丰富，深谙带兵打仗之道，对红军过去的各次战役战斗如数家珍，是“掌上谈兵”。在对付博古、李德的问题上，他们有着理论与实践的互补性。
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反围剿作战中就与李德多有冲突。黎川作战失利后，李德要严惩守将萧劲光，是王稼祥与毛泽东共同把萧劲光保了下来。在广昌会战等军事方针上，王稼祥也与李德相左，而与毛泽东接近。另外，王稼祥虽然有伤在身，但在军事上有发言权，有着做军队将领工作的方便。
毛泽东做通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工作，能够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国际派”的鼎立三足就折了两足。这样，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孤掌难鸣的局面就得到改变了。
敌人的电报证明毛泽东正确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强渡湘江时，遭到国民党军的夹击，损失极为惨重，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余人。部队军心浮动，怨声四起，对最高“三人团”的领导能力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博古本人也深感责任重大，十分内疚，心情非常沮丧。
在渡过湘江后，从过老山界起，中央政治局一路开会，讨论红军的行军方向。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问责博古、李德等人。博古、李德并不认账，反说是因为毛泽东、张闻天的中央纵队行动迟缓，有意拖延，给主力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经过渡江后十几天的奔波，1934年12月12日，红军占领了湖南西南的通道县，与尾追敌军暂时拉开了一段距离。中央临时决定召开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进军方向。会议参加者有博古、周恩来、李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朱德等人。
会上，李德提出了一个不无异想天开的建议：让追击红军的国民党部队赶到前面去，红军从他们背后转向北进，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赣川三省交界处创建一大片根据地。
毛泽东当即予以激烈反对。他说，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对毛泽东意见最有力的支持，应是来自红军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这份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敌人的电报证明了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会议通过了西进贵州的决定。通道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能作出转兵的决定已属不易，很难再有更大调整。但是，会议突破了过去最高“三人团”独断专行的决策方式，可以认为是中央权力转移的最初开端。
遵义会议前的一场过场戏
1934年12月15日，红军进入黎平。国民党追剿军一时失去方向，使红军获得了可贵的休整时间。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
通道会议讨论的是红军迂回行动的战术行动，黎平会议是要解决红军落脚的战略问题。博古等认为，红军绕道贵州已经避开敌人的追击了，应该继续执行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放下行李再去打击敌人。毛泽东马上表示反对，主张根本放弃原定会合计划，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境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积极赞成。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意见。周恩来的立场态度完全倒向毛泽东一方，是对已经焦头烂额的最高“三人团”的釜底抽薪，给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击。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公开活动，联合行动，共同商讨，提出意见。许多重大问题都由他们首先议定，形成意见后提交中央讨论通过并布置执行。
12月下旬，张闻天和王稼祥在行军途中交谈，分析当前形势，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张闻天说：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还是要让毛泽东出来。王稼祥把这个意見先后告訴了彭德怀和毛泽东，并与刘伯承等几位红军将领进行了沟通，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935年1月1日，周恩来找毛泽东商量并征得博古同意，在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黎平会议的继续延伸。
猴场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会议还作出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而使没有军职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有了军事上的发言权。
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前的一场过场戏。至此，最高“三人团”的最高决策权已是名存实亡，已经只是一个空壳了。
十几天以后，遵义会议召开，名正言顺地宣告了最高“三人团”的寿终正寝，宣告了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权威的实质确立。
毛泽东“坐冷板凳”处境的结束
1933年9月，南京政府以百万重兵对中共各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仅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万。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吸收了过去几次围剿失利的教训，采取了“涸泽而渔”的方略，军事上实行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经济上对中央苏区严加封锁。
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不懂军事，又死抱着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地理观念，怕承担责任，不敢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使熟悉游击战法的红军不能施展其长技。李德的顶头上司是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弗雷德，在上海遥控指挥。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国际路线”的威信降到低谷，成为各种意见的众矢之的，来自军队的意见最大。
到五次反围剿的后期，中央苏区失守已成定局，博古等人和毛泽东的关系似乎也有了某种转圜的苗头。1934年五六月份，博古派人到莫斯科，给王明捎口信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长征前，他们还让毛泽东给部队撰写关于游击战的小册子，把实地考察红军突围路线这样重大的事情也托付给他。这些都表达了“国际派”中央对毛泽东的倚重之意，尽管最初只是从游击战专家角度表达的倚重，但毛泽东坐冷板凳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随着中央蘇区的军事形势日益恶化，“国际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中央一、二号人物博古与张闻天之间在反围剿的许多问题上多有龃龉，政见分歧越来越大，以至发展到公开化的程度。
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在中革军委总结会议上，张闻天与博古发生了激烈争执。张闻天批评他们同敌人死拼，使红军主力遭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讥张闻天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当即反驳，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场争论使张闻天感到，博古不具备掌握中国革命大局面的能力。
后来，张闻天在闽赣巡视回来后，多次主动看望毛泽东，关心病情，嘘寒问暖，就当前局势交流看法，进一步沟通了双方的思想认识。
长征出发前，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曾决定将政治局成员作为中央代表分散在各军团，张闻天对此不满。毛泽东得知后，向中央建议，将他与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安排在一起。建议得到了批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先招。
鼎立三足的“国际派”折了两足
在红軍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其电台被国民党政府破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中断了联系。直到红军到达陕北，与莫斯科才恢复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事事须听命于莫斯科的代理人领导体制失效，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一切问题。在解决党和红军的生存危机中，李德、博古等人进退失措，领导权威不断流失，毛泽东以此说服许多高级干部。
毛泽东说服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路线图是这样的：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路同行，进入湘南以后，就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提出要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尔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张闻天不懂军事，只了解一些军事理论，写写文章，是纸上谈兵。毛泽东则是在游击战争的恶劣环境中历练出来的，实践经验丰富，深谙带兵打仗之道，对红军过去的各次战役战斗如数家珍，是“掌上谈兵”。在对付博古、李德的问题上，他们有着理论与实践的互补性。
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反围剿作战中就与李德多有冲突。黎川作战失利后，李德要严惩守将萧劲光，是王稼祥与毛泽东共同把萧劲光保了下来。在广昌会战等军事方针上，王稼祥也与李德相左，而与毛泽东接近。另外，王稼祥虽然有伤在身，但在军事上有发言权，有着做军队将领工作的方便。
毛泽东做通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工作，能够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国际派”的鼎立三足就折了两足。这样，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孤掌难鸣的局面就得到改变了。
敌人的电报证明毛泽东正确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强渡湘江时，遭到国民党军的夹击，损失极为惨重，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余人。部队军心浮动，怨声四起，对最高“三人团”的领导能力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博古本人也深感责任重大，十分内疚，心情非常沮丧。
在渡过湘江后，从过老山界起，中央政治局一路开会，讨论红军的行军方向。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问责博古、李德等人。博古、李德并不认账，反说是因为毛泽东、张闻天的中央纵队行动迟缓，有意拖延，给主力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经过渡江后十几天的奔波，1934年12月12日，红军占领了湖南西南的通道县，与尾追敌军暂时拉开了一段距离。中央临时决定召开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进军方向。会议参加者有博古、周恩来、李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朱德等人。
会上，李德提出了一个不无异想天开的建议：让追击红军的国民党部队赶到前面去，红军从他们背后转向北进，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赣川三省交界处创建一大片根据地。
毛泽东当即予以激烈反对。他说，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对毛泽东意见最有力的支持，应是来自红军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这份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敌人的电报证明了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会议通过了西进贵州的决定。通道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能作出转兵的决定已属不易，很难再有更大调整。但是，会议突破了过去最高“三人团”独断专行的决策方式，可以认为是中央权力转移的最初开端。
遵义会议前的一场过场戏
1934年12月15日，红军进入黎平。国民党追剿军一时失去方向，使红军获得了可贵的休整时间。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
通道会议讨论的是红军迂回行动的战术行动，黎平会议是要解决红军落脚的战略问题。博古等认为，红军绕道贵州已经避开敌人的追击了，应该继续执行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放下行李再去打击敌人。毛泽东马上表示反对，主张根本放弃原定会合计划，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境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积极赞成。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意见。周恩来的立场态度完全倒向毛泽东一方，是对已经焦头烂额的最高“三人团”的釜底抽薪，给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击。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公开活动，联合行动，共同商讨，提出意见。许多重大问题都由他们首先议定，形成意见后提交中央讨论通过并布置执行。
12月下旬，张闻天和王稼祥在行军途中交谈，分析当前形势，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张闻天说：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还是要让毛泽东出来。王稼祥把这个意見先后告訴了彭德怀和毛泽东，并与刘伯承等几位红军将领进行了沟通，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935年1月1日，周恩来找毛泽东商量并征得博古同意，在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黎平会议的继续延伸。
猴场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会议还作出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而使没有军职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有了军事上的发言权。
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前的一场过场戏。至此，最高“三人团”的最高决策权已是名存实亡，已经只是一个空壳了。
十几天以后，遵义会议召开，名正言顺地宣告了最高“三人团”的寿终正寝，宣告了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权威的实质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