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今的人们，或许早已忘记了当年西方走过的曲折道路：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骨痛病事件、日本米糠油事件、印度博帕尔事件、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剧毒物污染莱茵河事件。这些从上世纪引爆的“十大环境污染事件”，一遍遍向人类敲响警钟，也开启了另一个环保时代的大门。
不堪回首的“寂静之春”
恩格斯曾警告人们，“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训，充分验证了这一条训诫。
19世纪的美国，仍徘徊在前工业时代的激情与迷茫交织中。在这个繁荣的移民国家，到处充斥热情似火又不顾一切的拜金移民、乌烟瘴气和污水四溢的工厂，以及“把一切推平重来”的农场。这种疯狂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是对环境的恶性破坏。
1934年5月11日起，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一连串“黑风暴”，波及本土27个以上州，占整个国家75%。大平原一百多万英亩的农田上，2到12英寸肥沃表土全部丧失，变成一片沙漠。1934年一年，冬小麦减产51亿公斤，成千上万的人被赶出了家园。据当时的专家估计，除了大平原麦地上3亿多吨肥沃表土全部丧失外，密西西比河每年把4亿吨土壤冲进了墨西哥湾；风蚀和水蚀使美国每年丧失表土30亿吨。
然而，自然界的惩罚并未使美国真正醒悟，直到二战后，美国本土发生了多诺拉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污染等事件，美国人开始关注工业污染带来的环境变化。
1962年，根据卡逊的研究成果，一本名叫《寂静的春天》的书让美国化工业震撼。卡逊发现由于滥施农药，通过食物链积累整个生态系统濒临崩溃，鸟语花香的美好环境，其实存在着重重危机。从此，美国工业开始注重衡量化工产品全方位的效益，注重实施清洁生产，摆脱了工业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人们对影片《非诚勿扰》中日本北海道的风光赞叹不已，新鲜的空气，清澈的水流，茂密的森林，让人不禁沉醉在优美的自然风景中。然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腾飞时日本却并非重视环境保护。其时，大大小小的工厂拔地而起，大气和水环境因工厂排出的垃圾、废气、脏水开始迅速恶化。东京湾被称为“世界上最脏的海湾”，赤潮和青潮泛滥，鱼类和贝类大量死亡，海边臭气熏天。同时，日本各处不断出现鳍长在身体一侧的鱼、两个头的小猫、畸形婴儿等污染现象。
在富山县的神通川流域，一些铅锌矿在采矿和冶炼中排放废水，河流中积累了重金属“镉”。人长期饮用这样的河水，食用浇灌含镉河水生产的稻谷，就会得“骨痛病”。病人骨骼严重畸形、剧痛，身长缩短，骨脆易折。患者大多是妇女，发病时关节持续疼痛，然后全身发生神经痛、骨痛现象，行动困难，甚至呼吸都会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经过20多年的研究医生才发现，怪病的元凶是神通川上游的矿山，炼矿产生的镉随废水排入河里，进入人体内后引起了中毒。
另一种环境公害病是水俣病，罪魁祸首是化工生产企业。生产农药产生的有机水银随着废水排到河里，动物和人吃了含有水银的鱼之后发病。人如果患上这种怪病，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侵害，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面部痴呆、手足麻痹，重者精神失常，或酣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去。
环境污染的巨大危害迫使政府重视环保责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不断出台大量详细的环保法律，分门别类地制定了严格的废弃物排放标准，海湾、湖泊、河套等地区还更严格，社会对环保的关心和监督也不断加强，企业被迫向环保型生产转型，学校积极地向孩子们传播环保知识，环境终于向好的方向改善。
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生态环境一直遭人诟病。该国境内主要河流不仅没有生物存在，居民甚至无法在其中游泳；整个鲁尔地区昼同黑夜，树木都被煤灰粉尘染成黑色，栖息在树上的蝴蝶竟也将保护色演变成黑色。
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政府相继关闭污染严重的煤炭和化工企业，并投入巨资对废弃厂区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在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环保技术的直接推动下，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进行治理，用各种科学技术逐一清除渗透在德国土地上的各种重金属和化工有毒物质。经过十多年的生态修复，经过园区的地下水虽然还不可直接饮用，但是地表已经可以让植物存活。加之对国民进行全民生态教育、通过卫星、飞机、雷达、地面和水下传感系统，建立遍布全国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德国已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
作为早期工业发展国家，英国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也很严重。随着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意识增强，许多矿区早已停止了开采，但是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依然存在。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从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技术三方面，开展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治理研究，取得了良好效果。
荷兰在工业化初期，环境污染加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该国开始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土壤的环境管理，建立土壤可持续管理利用工作机制，完善土壤环境管理的法律及相关标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国不惜力气完成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土壤污染场地数据管理系统和土壤修复决策工具箱，为企业修复土壤提供技术支持。现在，荷兰每年要花费4亿欧元修复1500—2000个场地，预计到2015年基本能修复全部污染土壤。
同样有着深刻教训的，还有前苏联地区。比如，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白俄罗斯建立了370所地方公共中心对食品进行监控。人们为各种食品的铯137摄入量制定了详尽的限制。任何数量的食品，无论是蘑菇、牛奶、葛缕子籽、榛子、杏仁还是无花果，都能找到相应的官方铯137摄入量限制。为了测定菌类、蔬菜、鱼类和肉类中的铯137含量，人们进行了数十万次的采样。
197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有13个国家参加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建议：“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从此，环境权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
近乎苛刻的法律标准
破坏环境资源已成为世界各国公敌，拿起法律武器成为人们的普遍选择。
在法律制定方面，1970年，美国制定《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等多项法律，宣布了其进入了现代环保时代。
英国在环境保护法规中，詳细规定了各个环节责任。凡是环境违法行为与犯罪，都可以被处以无限度罚款，最高2年有期徒刑和相应民事赔偿。1990年以来，英国GDP增加了40%，但是污染急剧减少，能源消耗几乎持平，各种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皆为良好，这些与其法律的健全密不可分。
荷兰于1970年通过《土壤保护法》，1983年出台工业排放物法律规定，1994年制定第一个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以及工业活动土壤保护指导意见，规范土壤环境管理。值得赞叹的是，荷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涉及100多种污染物，而且对不同pH值条件下土壤重金属含量的标准作出了详细规定；对化工企业、加油站、化学物质储存设施等，也都提出了严格的土壤污染预防要求，严格农业生产中化肥、杀虫剂等农药使用标准和垃圾填埋要求等。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1989年通过《环境犯罪与惩治法》，规定法人犯罪的可处100万澳元以下的罚金，其他人犯罪可处25万澳元以下的罚金或7年监禁，或者两者并罚。
在司法实践方面，各国政府环保执法力度很大。比如，2010年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在美国墨西哥湾租用的钻井平台“深水地平线”发生爆炸，造成11人死亡，大量原油泄漏入海，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英国石油公司迄今投入了6650万个工时清除墨西哥湾海岸漏油，清除9500吨漏油残余物，清油费用达136亿美元。
即便如此，美国仍不罢休。该国司法部提起诉讼，被告包括英国石油公司、钻井平台所有者瑞士越洋钻探公司、拥有漏油油井部分权益的美国阿纳达科石油公司等共9家企业，要求被告为泄漏事件所造成的全部清理成本和损失承担责任，其中包括给美国自然资源带来的破坏，并且索赔金额不设上限。该公司不仅面临54亿至210亿美元的民事罚款，受影响的美国公民和企业还对其提出300多件民事诉讼。在事发后的6月16日，英国石油公司设立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用于应对漏油事件受害者的索赔请求，目前已经向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部分居民支付了4300万美元赔偿金。
以刑罚手段严惩环境污染行为，也早为世界发达国家所采用。以美国为例，早在1989年，美国环保局就打赢了71起对公民个人和公司的刑事诉讼，处罚累计达222个月的监禁和大约550万美元的罚金。1990年，美国环保局又赢得了95％的诉讼案件，其中对50％的违法者个人判刑。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我国渤海湾漏油事件中，康菲公司起初3个月避谈环境影响评估、生态损害赔偿。最近10年間，作为全美最大的炼油公司，康菲公司分别在路易斯安那州、华盛顿州、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牵扯多起环境诉讼或纠纷，最终或被各州地区法院判决赔偿，或被州政府部门责令罚款，或与联邦及州政府达成和解协议，共计偿付6.78亿美金，按照最新汇率6.3890，折合超过40亿元人民币。
在美国司法部和环保署曾与康菲公司达成的一项解决方案中，该公司必须斥资5.25亿美元，用于启动和执行创新性控制技术，年减排大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碳和颗粒物。此外，康菲公司还将支付民事赔偿450万美金，斥资1000万美金用于进一步减少废气排放的环保计划、支持相关社区活动。
为公众利益而斗争
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明确公益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对起诉原告“必须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资格的限制，成为公益人士和组织、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难以逾越的司法障碍。
2011年12月14日。浙江省嘉兴市5家公司将5000吨皮革污泥倾倒在平湖市，后被平湖市检察院提起诉讼时，就有被告质疑：法律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环保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地位，故平湖市检察院的主体不适合。
公益诉讼是西方国家保护环境的法宝利器。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代罗马法律上就曾出现过。不过，真正的环境公益诉讼却在20世纪后半期才出现。20世纪6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工业污染和环境公害危机日益严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开始萌芽，允许实体当事人之外的检察机关或其他机构与个人等提起公益诉讼，也成为世界诸多国家民事诉讼立法的共同趋向。
一般而言，各国法律通常将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赋予三种主体：检察机关、普通公民和公益团体。美国是现代公益诉讼制度的创始国，早在1863年该国《反欺骗政府法》中就规定，任何公民或公司有权以联邦政府的名义控告欺骗政府索取钱财行为，并可在胜诉后分得一部分罚金。《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克莱顿法》等法律等，也都对公益诉讼作了规定。
在《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7条中，规定“对于保护他人利益的案件可以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提起诉讼”，从而赋予了美国检察机关（司法部）政府律师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在美国法院进行的公益诉讼中，经常可以见到普通公民、检察官的身影。2000年美国电影《永不妥协》中，一个名为埃琳·布罗克维奇的普通美国人为环境公益诉讼而奋斗。尽管她既无财富也无天赋，离过两次婚还带着3个孩子，却为600多户社区居民赢得了堪称天文数字的3.33亿美元。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英国公共权益的司法救济被称为“以公法名义保护私权之诉”，以检察长提起民事公诉为主要方式，但又以公众诉讼制度作为补充。按照该国法律规定，检察总长代表国王，有权阻止一切违法行为，包括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检察长作为在法律上唯一能够代表公众的人员，在群体诉讼中可以代表政府起诉或应诉，某些组织经检察长同意也可以提起环境公害群体诉讼。英国《污染控制法》甚至规定：“对于公害，任何人都可提起诉讼”，建立了由公共卫生监察员个人代表公众进行群体诉讼的制度。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不允许公民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提起民事诉讼。原则上任何个人如果在其中没有任何个人利益，便不得行使诉权，诉权则应归属检察机关。但是，这种规定并非不变的铁板。
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曾规定，检察官可以通过起诉或其他方式介入“关于国之安宁之诉讼；关于官府之诉讼；关于属于官之土地、邑并公舍之诉讼；关于因贫人不公赠予之诉讼”等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197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条在规定“唯有当事人可以提起诉讼”之前，附加了“除法律另有规定之情形外”的条件，第421条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作为主要当事人，或者作为联合当事人参加起诉，检察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案件中，代表其他人。”第423条规定：“除上述案件外，在公法秩序受到损害时，它可以为维护公法秩序而提起诉讼。”
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对涉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可提起民事诉讼。另外，日本、俄罗斯等国家也在相关法律中赋予了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参加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
展望全球，环境公益诉讼不仅适用于美国、瑞士、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而且适用于巴西、南非、斯威士兰、利比里亚、坦桑尼亚、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
在印度的公益诉讼制度中，当公共利益受到影响时，任何个人都可提起公益诉讼，而不必证明其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过，公益诉讼的对象只能是邦政府、中央政府和市政当局等国家机构。
1988年，巴西联邦宪法通过环境权利保护新法规，该国公共检察官从此可以提起与环境及其他公共利益有关的案件。
这些国家的实践与探索，也为我国建立和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良好借鉴样本，对于我们正在与环境污染展开的不懈抗争，也不无裨益。
编辑：靳伟华 jinweihua1014@sohu.com
不堪回首的“寂静之春”
恩格斯曾警告人们，“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训，充分验证了这一条训诫。
19世纪的美国，仍徘徊在前工业时代的激情与迷茫交织中。在这个繁荣的移民国家，到处充斥热情似火又不顾一切的拜金移民、乌烟瘴气和污水四溢的工厂，以及“把一切推平重来”的农场。这种疯狂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是对环境的恶性破坏。
1934年5月11日起，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一连串“黑风暴”，波及本土27个以上州，占整个国家75%。大平原一百多万英亩的农田上，2到12英寸肥沃表土全部丧失，变成一片沙漠。1934年一年，冬小麦减产51亿公斤，成千上万的人被赶出了家园。据当时的专家估计，除了大平原麦地上3亿多吨肥沃表土全部丧失外，密西西比河每年把4亿吨土壤冲进了墨西哥湾；风蚀和水蚀使美国每年丧失表土30亿吨。
然而，自然界的惩罚并未使美国真正醒悟，直到二战后，美国本土发生了多诺拉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污染等事件，美国人开始关注工业污染带来的环境变化。
1962年，根据卡逊的研究成果，一本名叫《寂静的春天》的书让美国化工业震撼。卡逊发现由于滥施农药，通过食物链积累整个生态系统濒临崩溃，鸟语花香的美好环境，其实存在着重重危机。从此，美国工业开始注重衡量化工产品全方位的效益，注重实施清洁生产，摆脱了工业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人们对影片《非诚勿扰》中日本北海道的风光赞叹不已，新鲜的空气，清澈的水流，茂密的森林，让人不禁沉醉在优美的自然风景中。然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腾飞时日本却并非重视环境保护。其时，大大小小的工厂拔地而起，大气和水环境因工厂排出的垃圾、废气、脏水开始迅速恶化。东京湾被称为“世界上最脏的海湾”，赤潮和青潮泛滥，鱼类和贝类大量死亡，海边臭气熏天。同时，日本各处不断出现鳍长在身体一侧的鱼、两个头的小猫、畸形婴儿等污染现象。
在富山县的神通川流域，一些铅锌矿在采矿和冶炼中排放废水，河流中积累了重金属“镉”。人长期饮用这样的河水，食用浇灌含镉河水生产的稻谷，就会得“骨痛病”。病人骨骼严重畸形、剧痛，身长缩短，骨脆易折。患者大多是妇女，发病时关节持续疼痛，然后全身发生神经痛、骨痛现象，行动困难，甚至呼吸都会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经过20多年的研究医生才发现，怪病的元凶是神通川上游的矿山，炼矿产生的镉随废水排入河里，进入人体内后引起了中毒。
另一种环境公害病是水俣病，罪魁祸首是化工生产企业。生产农药产生的有机水银随着废水排到河里，动物和人吃了含有水银的鱼之后发病。人如果患上这种怪病，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侵害，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面部痴呆、手足麻痹，重者精神失常，或酣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去。
环境污染的巨大危害迫使政府重视环保责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不断出台大量详细的环保法律，分门别类地制定了严格的废弃物排放标准，海湾、湖泊、河套等地区还更严格，社会对环保的关心和监督也不断加强，企业被迫向环保型生产转型，学校积极地向孩子们传播环保知识，环境终于向好的方向改善。
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生态环境一直遭人诟病。该国境内主要河流不仅没有生物存在，居民甚至无法在其中游泳；整个鲁尔地区昼同黑夜，树木都被煤灰粉尘染成黑色，栖息在树上的蝴蝶竟也将保护色演变成黑色。
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政府相继关闭污染严重的煤炭和化工企业，并投入巨资对废弃厂区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在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环保技术的直接推动下，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进行治理，用各种科学技术逐一清除渗透在德国土地上的各种重金属和化工有毒物质。经过十多年的生态修复，经过园区的地下水虽然还不可直接饮用，但是地表已经可以让植物存活。加之对国民进行全民生态教育、通过卫星、飞机、雷达、地面和水下传感系统，建立遍布全国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德国已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
作为早期工业发展国家，英国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也很严重。随着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意识增强，许多矿区早已停止了开采，但是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依然存在。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从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技术三方面，开展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治理研究，取得了良好效果。
荷兰在工业化初期，环境污染加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该国开始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土壤的环境管理，建立土壤可持续管理利用工作机制，完善土壤环境管理的法律及相关标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国不惜力气完成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土壤污染场地数据管理系统和土壤修复决策工具箱，为企业修复土壤提供技术支持。现在，荷兰每年要花费4亿欧元修复1500—2000个场地，预计到2015年基本能修复全部污染土壤。
同样有着深刻教训的，还有前苏联地区。比如，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白俄罗斯建立了370所地方公共中心对食品进行监控。人们为各种食品的铯137摄入量制定了详尽的限制。任何数量的食品，无论是蘑菇、牛奶、葛缕子籽、榛子、杏仁还是无花果，都能找到相应的官方铯137摄入量限制。为了测定菌类、蔬菜、鱼类和肉类中的铯137含量，人们进行了数十万次的采样。
197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有13个国家参加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建议：“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从此，环境权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
近乎苛刻的法律标准
破坏环境资源已成为世界各国公敌，拿起法律武器成为人们的普遍选择。
在法律制定方面，1970年，美国制定《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等多项法律，宣布了其进入了现代环保时代。
英国在环境保护法规中，詳细规定了各个环节责任。凡是环境违法行为与犯罪，都可以被处以无限度罚款，最高2年有期徒刑和相应民事赔偿。1990年以来，英国GDP增加了40%，但是污染急剧减少，能源消耗几乎持平，各种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皆为良好，这些与其法律的健全密不可分。
荷兰于1970年通过《土壤保护法》，1983年出台工业排放物法律规定，1994年制定第一个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以及工业活动土壤保护指导意见，规范土壤环境管理。值得赞叹的是，荷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涉及100多种污染物，而且对不同pH值条件下土壤重金属含量的标准作出了详细规定；对化工企业、加油站、化学物质储存设施等，也都提出了严格的土壤污染预防要求，严格农业生产中化肥、杀虫剂等农药使用标准和垃圾填埋要求等。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1989年通过《环境犯罪与惩治法》，规定法人犯罪的可处100万澳元以下的罚金，其他人犯罪可处25万澳元以下的罚金或7年监禁，或者两者并罚。
在司法实践方面，各国政府环保执法力度很大。比如，2010年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在美国墨西哥湾租用的钻井平台“深水地平线”发生爆炸，造成11人死亡，大量原油泄漏入海，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英国石油公司迄今投入了6650万个工时清除墨西哥湾海岸漏油，清除9500吨漏油残余物，清油费用达136亿美元。
即便如此，美国仍不罢休。该国司法部提起诉讼，被告包括英国石油公司、钻井平台所有者瑞士越洋钻探公司、拥有漏油油井部分权益的美国阿纳达科石油公司等共9家企业，要求被告为泄漏事件所造成的全部清理成本和损失承担责任，其中包括给美国自然资源带来的破坏，并且索赔金额不设上限。该公司不仅面临54亿至210亿美元的民事罚款，受影响的美国公民和企业还对其提出300多件民事诉讼。在事发后的6月16日，英国石油公司设立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用于应对漏油事件受害者的索赔请求，目前已经向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部分居民支付了4300万美元赔偿金。
以刑罚手段严惩环境污染行为，也早为世界发达国家所采用。以美国为例，早在1989年，美国环保局就打赢了71起对公民个人和公司的刑事诉讼，处罚累计达222个月的监禁和大约550万美元的罚金。1990年，美国环保局又赢得了95％的诉讼案件，其中对50％的违法者个人判刑。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我国渤海湾漏油事件中，康菲公司起初3个月避谈环境影响评估、生态损害赔偿。最近10年間，作为全美最大的炼油公司，康菲公司分别在路易斯安那州、华盛顿州、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牵扯多起环境诉讼或纠纷，最终或被各州地区法院判决赔偿，或被州政府部门责令罚款，或与联邦及州政府达成和解协议，共计偿付6.78亿美金，按照最新汇率6.3890，折合超过40亿元人民币。
在美国司法部和环保署曾与康菲公司达成的一项解决方案中，该公司必须斥资5.25亿美元，用于启动和执行创新性控制技术，年减排大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碳和颗粒物。此外，康菲公司还将支付民事赔偿450万美金，斥资1000万美金用于进一步减少废气排放的环保计划、支持相关社区活动。
为公众利益而斗争
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明确公益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对起诉原告“必须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资格的限制，成为公益人士和组织、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难以逾越的司法障碍。
2011年12月14日。浙江省嘉兴市5家公司将5000吨皮革污泥倾倒在平湖市，后被平湖市检察院提起诉讼时，就有被告质疑：法律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环保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地位，故平湖市检察院的主体不适合。
公益诉讼是西方国家保护环境的法宝利器。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代罗马法律上就曾出现过。不过，真正的环境公益诉讼却在20世纪后半期才出现。20世纪6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工业污染和环境公害危机日益严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开始萌芽，允许实体当事人之外的检察机关或其他机构与个人等提起公益诉讼，也成为世界诸多国家民事诉讼立法的共同趋向。
一般而言，各国法律通常将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赋予三种主体：检察机关、普通公民和公益团体。美国是现代公益诉讼制度的创始国，早在1863年该国《反欺骗政府法》中就规定，任何公民或公司有权以联邦政府的名义控告欺骗政府索取钱财行为，并可在胜诉后分得一部分罚金。《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克莱顿法》等法律等，也都对公益诉讼作了规定。
在《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7条中，规定“对于保护他人利益的案件可以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提起诉讼”，从而赋予了美国检察机关（司法部）政府律师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在美国法院进行的公益诉讼中，经常可以见到普通公民、检察官的身影。2000年美国电影《永不妥协》中，一个名为埃琳·布罗克维奇的普通美国人为环境公益诉讼而奋斗。尽管她既无财富也无天赋，离过两次婚还带着3个孩子，却为600多户社区居民赢得了堪称天文数字的3.33亿美元。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英国公共权益的司法救济被称为“以公法名义保护私权之诉”，以检察长提起民事公诉为主要方式，但又以公众诉讼制度作为补充。按照该国法律规定，检察总长代表国王，有权阻止一切违法行为，包括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检察长作为在法律上唯一能够代表公众的人员，在群体诉讼中可以代表政府起诉或应诉，某些组织经检察长同意也可以提起环境公害群体诉讼。英国《污染控制法》甚至规定：“对于公害，任何人都可提起诉讼”，建立了由公共卫生监察员个人代表公众进行群体诉讼的制度。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不允许公民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提起民事诉讼。原则上任何个人如果在其中没有任何个人利益，便不得行使诉权，诉权则应归属检察机关。但是，这种规定并非不变的铁板。
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曾规定，检察官可以通过起诉或其他方式介入“关于国之安宁之诉讼；关于官府之诉讼；关于属于官之土地、邑并公舍之诉讼；关于因贫人不公赠予之诉讼”等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197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条在规定“唯有当事人可以提起诉讼”之前，附加了“除法律另有规定之情形外”的条件，第421条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作为主要当事人，或者作为联合当事人参加起诉，检察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案件中，代表其他人。”第423条规定：“除上述案件外，在公法秩序受到损害时，它可以为维护公法秩序而提起诉讼。”
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对涉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可提起民事诉讼。另外，日本、俄罗斯等国家也在相关法律中赋予了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参加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
展望全球，环境公益诉讼不仅适用于美国、瑞士、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而且适用于巴西、南非、斯威士兰、利比里亚、坦桑尼亚、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
在印度的公益诉讼制度中，当公共利益受到影响时，任何个人都可提起公益诉讼，而不必证明其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过，公益诉讼的对象只能是邦政府、中央政府和市政当局等国家机构。
1988年，巴西联邦宪法通过环境权利保护新法规，该国公共检察官从此可以提起与环境及其他公共利益有关的案件。
这些国家的实践与探索，也为我国建立和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良好借鉴样本，对于我们正在与环境污染展开的不懈抗争，也不无裨益。
编辑：靳伟华 jinweihua1014@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