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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丝绸之路是一条横通亚欧大陆的交通线路，丝绸之路河南段的发展历经兴衰。在东汉建都洛阳之后，丝绸之路河南段首次出现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河南段继续保持着繁荣的态势；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河南段再次走向繁荣。
［关键词］河南；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商业往来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37-04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原指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和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线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西岸，从而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
丝绸之路最早形成于张骞出使西域。西汉时期，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罗马帝国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至地中海沿岸一带。西域自从张骞凿空之后，和中原汉地的关系逐渐紧密。
东汉时期，随着长安废不为都，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丝绸之路交通格局随之发生新的变化。
一、东汉时期，丝绸之路起点东移至洛阳，丝绸之路河南段首次繁荣
东汉建立后，洛阳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史称当时洛阳“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①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外政治联系日益加强，文化交流、商业贸易往来逐渐发展，日趋繁荣。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朝廷派将军窦固、耿秉等率大军北击匈奴，大破呼衍王部于天山，夺取伊吾（今新疆自治区哈密县），驻军置屯，重新恢复与西域的联系，葱岭以东数十国皆来归附。公元92年，东汉政府正式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恢复了东汉对西域的统治。当时，西域都护驻龟兹，长史驻疏勒，同时以任尚为戊己校尉，领兵500人，驻守高昌壁，再一次实现了中原王朝和西域各国的联系。之后，顺帝永建元年（126），班勇又领西域诸国兵大破北匈奴呼衍王，俘其部2万余人，进一步巩固了东汉和西域各国的政治联系。
东汉时期，不少西域国家通过派遣使臣、遣子入侍方式加强和东汉政府的联系。《后汉书》卷2《明帝纪》载：永平十七年（75），“西域诸国遣子入侍”。《后汉书》卷4《和帝纪》载：永元七年（95），“五月，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后汉书》卷6《顺帝纪》载：永建五年（130），“春正月，疏勒王遣侍子及大宛、莎车皆奉使贡献”。这些政治联系，无论是出于被迫或是主动，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西域和中原内地的联系。
在政治联系加强的基础上，洛阳和西域各国的商业往来也日益兴盛。对于当时商业往来繁荣的盛况，《后汉书》卷88《西域传》曾有这样的记载：“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已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大量胡商奔走、往来于洛阳，使中原汉地的丝绸等物品得以源源不断地向洛阳汇集，运抵西方的中亚及罗马帝国等处。
对于中原地区的丝绸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运抵罗马，《后汉书》卷88《西域传》曾这样记载：“大秦国，以在海西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虽然这段文献记载的是罗马遣使中国的一个史实，但却透露出这样的一则信息，即东汉时期中国和罗马的丝绸贸易，曾长期被中亚的安息把持、垄断，来自中原地区的丝绸大部分通过安息人的周转运抵罗马。
古代罗马文献非常明确地记载了来自于中原地区的丝绸运抵罗马后的销售使用情况：“赛里斯人即处此。其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②可见，中原地区的丝绸历经艰险运抵罗马后，风靡一时，成为罗马贵妇人穿着炫耀的对象。
在中国的丝绸等物品大量输往西域的同时，西域等国的商品也大量输入中国。东汉时期，不少皇亲贵戚也卷入到和西域的商贸活动中。如质帝时大将军梁冀“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远致汗血名马”，③大肆罗致包括汗血宝马在内的西域异物。灵帝时，“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④中国输入西域的物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上行下效，服用西域物品竟成一时之风尚。
在西域输入中国的物品中，除了商业交易之外，朝贡是当时一种非常重要的物品输入形式。《后汉书》卷3《章帝纪》载：章和元年（87），“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后汉书》卷88《西域传》载：章和元年，（安息国）“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西域各国输入到中原的贡物，似以奇珍异物为主。如《后汉书》卷88《西域传》曾有这样一个记载，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因为这些所贡之物，并无“珍異”，所以就被是怀疑可能是商人假冒使者前来供奉。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河南段继续繁荣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分裂动荡的时期，不过由于这时洛阳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丝绸之路河南段依旧保持着往日的繁荣景象。
据《三国志》卷16《仓慈传》记载：“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表明在三国鼎立时期，不仅中原王朝在在西域的行政管理机构继续存在，而且西域和洛阳之间的贸易交通，在地方官员的努力下，仍继续保持畅通。
西晋时期国家统一，社会更加发达。《晋书》卷26《食货志》称“世属升平，物流仓府，宫闱增饰，服玩相辉”。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和西域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晋书》卷3《武帝纪》载：“（司马炎即皇帝位）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有不少西域诸国的使者应邀参加司马炎的即皇帝位仪式。《晋书》卷3《武帝纪》称司马炎当政时，晋朝“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虽有夸大其词之嫌，但也反映出西晋时期中原王朝的对外联系比较广泛。《晋书》卷97《四夷传》对西域各国和晋朝的联系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如“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大宛西去洛阳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大秦国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等等，诸如此类的记载不在少数。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在“伊、洛之间，夹御道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在悉在焉”。⑤洛阳恢复生机，和西域的交通往来重新兴盛，更加繁荣。
北魏重佛法，西域前来洛阳弘法传经的僧人前赴后继，络绎不绝。“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庑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堦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⑥来到洛阳的佛教人士，不仅人数众多，甚至连远在罗马的佛教人士也不远千里，跋涉而来。这些西域僧人不仅亲自来中国传教弘法，而且还亲自在洛阳设寺传法。如“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⑦ “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门僧昙摩罗所立也”。⑧
随着大量的西域胡人来到中原，来自于西域的舶来之品，大量出现在洛阳。其正如《资治通鉴》所载：“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境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贡篚相继，商贾交入，诸所献纳，倍多于常。”⑨《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称：“（河间王元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 金瓶银瓮百馀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
作为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在洛阳建立的政权，北魏十分重视丝绸的制造和生产。景明三年（502）十二月，宣武帝专门下诏指出：“民本农桑，国重蚕籍，粢盛所凭，冕织攸寄。比京邑初基，耕桑暂缺，遗规往旨，宜必祗修。今寝殿显成，移御维始，春郊无远，拂羽有辰。便可表营千亩，开设宫坛，秉耒援筐，躬劝亿兆。”⑩以诏令的形式要求大量发展农桑事业。在北魏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下，北魏的丝绸业十分发达。如在河间王元琛的府库中“锦罽珠玑，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绣、缬、、绫、丝、彩、越、葛、线、绢等不可数计”，[11]国家府库中丝绸的数量更多“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12]由于数量太多，以至于太后让百官，打开府库，任意自取。这些丝绸除了通过商业贸易传入到西域之外，有些是通过赠赐的形式传入西域的。如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下诏说：“今诸边君蕃胤，皆虔集象魏，趋锵紫庭。贡飨既毕，言旋无远。各可依秩赐车旗衣马，务令优厚。其武兴、宕昌，各赐锦缯纩一千；吐谷浑世子八百；邓至世子，虽因缘至都，亦宜赍及，可赐三百。”[13]北魏政权和西域朝贡关系频繁，当时应有不少丝绸通过这种方式，流通传入到西域。
三、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河南段再次繁荣
隋唐时期，中国结束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战争局面，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与经济上的繁荣、国家的统一相适应，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关系也再一次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虽然隋唐两朝均建都于长安，但洛阳却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隋唐时期，隋炀帝修建起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抵杭州、西至长安的大运河，洛阳成为全国交通的中心，史称“天下诸舟，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14]借助于大运河的修建，洛阳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隋唐两代，洛阳城中都设有规模巨大的商业市场，在隋代，洛阳设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市，而西京长安只有两市，多一市。隋唐时期，洛阳不仅市场数量较多，而且还十分繁华。以丰都市为例，它占据两坊之地。丰都市周围八里，通十二门，市内店肆林立，货物应有尽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像这样规模宏大、商业繁华的都市，在当时的世界上都十分少见。
作为隋唐两代的东都，洛阳的政治地位十分崇高。隋炀帝修建洛阳以后，长期在洛阳居住。隋炀帝在位的时间为13年，在洛阳的时间为4年，在长安的时间约为1年，在洛阳的时间比在长安的时间都长。进入到唐代，太宗和高宗两朝，皇帝频繁地往来于两京之間，高宗皇帝更是称洛阳和长安为其“东西二宅”。武则天时期，改洛阳为神都，正式取代长安成为政治中心。这样，洛阳在继长安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之后，又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隋唐两代，由于十分重视对西域边疆的开拓和经营，所以洛阳和西域的交通十分通畅。如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指出，当时从敦煌出发，通往西域的大道有南、中、北三道。北道“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硃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对于西域各国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具体。“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谅由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故诸国之事，罔不遍知。”[15]
隋唐时期，不少来自西方的商人和使者集聚于洛阳，使洛阳成为国外人居住的中心城市。隋大业年间（605～616），隋炀帝改洛阳为东都，派遣使者出使西域诸国，并置西域校尉接应之。从此，“西域诸蕃，往来相继”[16]大量地涌入到东都洛阳。史载：“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17]面对大量涌入洛阳的西域各国的使者、商人，隋炀帝好大喜功，竭中国之力以待之。
进入唐代，经济更加繁荣，使进入到洛阳的西方使者和商人更多。据《唐会要》卷7《封禅》载：“麟德二年十月丁卯、帝发东都、赴东岳。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数百里。列营置幕，弥亘郊原。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武则天时期，“武三思率蕃夷诸酋及耆老请作天枢，纪太后功德，以黜唐兴周，制可。使纳言姚璹护作。乃大裒铜铁合冶之，署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置端门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面别五尺，冶铁象山为之趾，负以铜龙，石镵怪兽环之。柱颠为云盖，出大珠，高丈，围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无虑用铜铁二百万斤。乃悉镂群臣、蕃酋名氏其上。”[18]亦有大量来自于西域的使臣、商人以及少数民族首领。
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在洛阳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招徕西域胡商进行商业贸易。隋炀帝时期，在洛阳的建国门外，设招待四方蛮夷属国酋长、贡使的四方馆。四方馆按方位分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馆。各置使者，掌其方国及互市之事。每一个使者衙署，又置典护录事主纲纪，监府掌贡献财货，监置掌安置其驼马车船，互市监、副掌互市，参军掌出入交易。唐代不置四方馆，招待蕃客的事务归鸿胪寺管辖。其职掌是：海外诸蕃朝贺贡使入朝，登录其所贡献的物品；蕃客回程时，则估计贡献物品的多少，量给回赐之物。鸿胪寺所属的典客署掌客，专门负责朝贡、宴享和往来迎送并安置馆舍食宿。
隋唐时期，洛阳市场上流通有西域珠宝、胡粉、香料及牲畜等。如1971年洛阳关林唐代18号墓曾出土了一件盛香料的玻璃瓶，瓶高11厘米，腹径18厘米。圆唇，小口，直颈，器身作球状圆形。玻璃表面有一层白色锈蚀薄膜，呈现出与玻璃相一致的平行波纹。这种形式的玻璃瓶为我国所罕见，是当时外商从国外来洛销售香料的遗物。另外，洛阳的龙门石刻留有唐代“北市香行”所刻的“北市香行社造像龛”，香行主要经营的香是安息香。经营香行的商人已结成行社，这说明外国香料在洛阳经营的规模应该很大。一些外国的奇珍异宝也纷纷在洛阳出现。如据《隋书•西域传》记载，隋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 使于西籓诸国，至罽宾得玛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 而还。”大业中，“修轮台之戍，筑乌垒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条支之鸟卵”等。
隋唐时期，洛阳的唐三彩制造业十分发达。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有黄、绿、白、褐、蓝、黑等色，而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 唐三彩制作工艺复杂，以经过精细加工的高岭土作为坯体，用含铜、铁、钴、锰、金等矿物作为釉料的着色剂，并在釉中加入适量的炼铅熔渣和铅灰作为助剂。先将素坯入窑焙烧，陶坯烧成后，再上釉彩，再次入窑烧至800℃左右而成。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在烧制的过程中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各色釉互相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绚丽的色彩，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离洛阳不远的河南巩县就是烧制唐三彩的故乡。距巩县县城约１０公里的大、小黄冶村，在唐代烧制以黄釉为主的三彩器，故称黄冶（瓷）。作为隋唐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除唐三彩制造之外，丝绸纺织也十分发达。当时洛阳设少府监和织染署，掌管纺织练染业。武则天垂拱初年少府监有“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19]就织染出来的绫、锦而言，有大张锦、软瑞锦、透背等。就花样而言，有盘龙、对凤、狮子、孔雀、仙鹤及许多差样文字等。总之，隋唐时期，洛阳的丝绸制品琳琅满目，争奇斗艳，数不胜数。
丝绸之路肇始于两汉，形成型于隋唐，借助于这条商业线路中西方之间进行着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丝绸之路河南段的兴衰发展，和汉唐时期的都城东移的关系十分密切。汉唐时期中国都城的向东迁移，不仅形成了中国政治和经济格局，同时也使丝绸之路河南段的发展不断兴盛。
［注释］
[1]《后汉书》卷49，中华书局2007年版。
[2]张星烺注、朱杰勤校定：《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0页。
[3]《后汉书》卷34《梁冀传》。
[4] 《后汉书》志13《五行志》。
[5] ⑦《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
[6]《洛阳伽蓝记》卷3《城西》。
[8][11][12]《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
[9]《资治通鉴》卷145
[10]《魏书》卷8《宣武帝纪》
[13]《魏书》卷7《高祖纪》下。
[14]《旧唐书》卷94《崔融传》。
[15][17]《隋书》卷67《裴矩传》。
[16]《隋书》卷24《食货志》。
[18]《新唐书》卷76《则天皇后传》。
[19]《新唐书》卷48《百官志》。
［关键词］河南；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商业往来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37-04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原指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和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线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西岸，从而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
丝绸之路最早形成于张骞出使西域。西汉时期，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罗马帝国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至地中海沿岸一带。西域自从张骞凿空之后，和中原汉地的关系逐渐紧密。
东汉时期，随着长安废不为都，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丝绸之路交通格局随之发生新的变化。
一、东汉时期，丝绸之路起点东移至洛阳，丝绸之路河南段首次繁荣
东汉建立后，洛阳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史称当时洛阳“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①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外政治联系日益加强，文化交流、商业贸易往来逐渐发展，日趋繁荣。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朝廷派将军窦固、耿秉等率大军北击匈奴，大破呼衍王部于天山，夺取伊吾（今新疆自治区哈密县），驻军置屯，重新恢复与西域的联系，葱岭以东数十国皆来归附。公元92年，东汉政府正式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恢复了东汉对西域的统治。当时，西域都护驻龟兹，长史驻疏勒，同时以任尚为戊己校尉，领兵500人，驻守高昌壁，再一次实现了中原王朝和西域各国的联系。之后，顺帝永建元年（126），班勇又领西域诸国兵大破北匈奴呼衍王，俘其部2万余人，进一步巩固了东汉和西域各国的政治联系。
东汉时期，不少西域国家通过派遣使臣、遣子入侍方式加强和东汉政府的联系。《后汉书》卷2《明帝纪》载：永平十七年（75），“西域诸国遣子入侍”。《后汉书》卷4《和帝纪》载：永元七年（95），“五月，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后汉书》卷6《顺帝纪》载：永建五年（130），“春正月，疏勒王遣侍子及大宛、莎车皆奉使贡献”。这些政治联系，无论是出于被迫或是主动，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西域和中原内地的联系。
在政治联系加强的基础上，洛阳和西域各国的商业往来也日益兴盛。对于当时商业往来繁荣的盛况，《后汉书》卷88《西域传》曾有这样的记载：“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已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大量胡商奔走、往来于洛阳，使中原汉地的丝绸等物品得以源源不断地向洛阳汇集，运抵西方的中亚及罗马帝国等处。
对于中原地区的丝绸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运抵罗马，《后汉书》卷88《西域传》曾这样记载：“大秦国，以在海西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虽然这段文献记载的是罗马遣使中国的一个史实，但却透露出这样的一则信息，即东汉时期中国和罗马的丝绸贸易，曾长期被中亚的安息把持、垄断，来自中原地区的丝绸大部分通过安息人的周转运抵罗马。
古代罗马文献非常明确地记载了来自于中原地区的丝绸运抵罗马后的销售使用情况：“赛里斯人即处此。其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②可见，中原地区的丝绸历经艰险运抵罗马后，风靡一时，成为罗马贵妇人穿着炫耀的对象。
在中国的丝绸等物品大量输往西域的同时，西域等国的商品也大量输入中国。东汉时期，不少皇亲贵戚也卷入到和西域的商贸活动中。如质帝时大将军梁冀“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远致汗血名马”，③大肆罗致包括汗血宝马在内的西域异物。灵帝时，“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④中国输入西域的物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上行下效，服用西域物品竟成一时之风尚。
在西域输入中国的物品中，除了商业交易之外，朝贡是当时一种非常重要的物品输入形式。《后汉书》卷3《章帝纪》载：章和元年（87），“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后汉书》卷88《西域传》载：章和元年，（安息国）“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西域各国输入到中原的贡物，似以奇珍异物为主。如《后汉书》卷88《西域传》曾有这样一个记载，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因为这些所贡之物，并无“珍異”，所以就被是怀疑可能是商人假冒使者前来供奉。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河南段继续繁荣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分裂动荡的时期，不过由于这时洛阳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丝绸之路河南段依旧保持着往日的繁荣景象。
据《三国志》卷16《仓慈传》记载：“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表明在三国鼎立时期，不仅中原王朝在在西域的行政管理机构继续存在，而且西域和洛阳之间的贸易交通，在地方官员的努力下，仍继续保持畅通。
西晋时期国家统一，社会更加发达。《晋书》卷26《食货志》称“世属升平，物流仓府，宫闱增饰，服玩相辉”。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和西域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晋书》卷3《武帝纪》载：“（司马炎即皇帝位）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有不少西域诸国的使者应邀参加司马炎的即皇帝位仪式。《晋书》卷3《武帝纪》称司马炎当政时，晋朝“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虽有夸大其词之嫌，但也反映出西晋时期中原王朝的对外联系比较广泛。《晋书》卷97《四夷传》对西域各国和晋朝的联系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如“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大宛西去洛阳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大秦国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等等，诸如此类的记载不在少数。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在“伊、洛之间，夹御道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在悉在焉”。⑤洛阳恢复生机，和西域的交通往来重新兴盛，更加繁荣。
北魏重佛法，西域前来洛阳弘法传经的僧人前赴后继，络绎不绝。“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庑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堦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⑥来到洛阳的佛教人士，不仅人数众多，甚至连远在罗马的佛教人士也不远千里，跋涉而来。这些西域僧人不仅亲自来中国传教弘法，而且还亲自在洛阳设寺传法。如“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⑦ “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门僧昙摩罗所立也”。⑧
随着大量的西域胡人来到中原，来自于西域的舶来之品，大量出现在洛阳。其正如《资治通鉴》所载：“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境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贡篚相继，商贾交入，诸所献纳，倍多于常。”⑨《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称：“（河间王元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 金瓶银瓮百馀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
作为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在洛阳建立的政权，北魏十分重视丝绸的制造和生产。景明三年（502）十二月，宣武帝专门下诏指出：“民本农桑，国重蚕籍，粢盛所凭，冕织攸寄。比京邑初基，耕桑暂缺，遗规往旨，宜必祗修。今寝殿显成，移御维始，春郊无远，拂羽有辰。便可表营千亩，开设宫坛，秉耒援筐，躬劝亿兆。”⑩以诏令的形式要求大量发展农桑事业。在北魏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下，北魏的丝绸业十分发达。如在河间王元琛的府库中“锦罽珠玑，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绣、缬、、绫、丝、彩、越、葛、线、绢等不可数计”，[11]国家府库中丝绸的数量更多“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12]由于数量太多，以至于太后让百官，打开府库，任意自取。这些丝绸除了通过商业贸易传入到西域之外，有些是通过赠赐的形式传入西域的。如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下诏说：“今诸边君蕃胤，皆虔集象魏，趋锵紫庭。贡飨既毕，言旋无远。各可依秩赐车旗衣马，务令优厚。其武兴、宕昌，各赐锦缯纩一千；吐谷浑世子八百；邓至世子，虽因缘至都，亦宜赍及，可赐三百。”[13]北魏政权和西域朝贡关系频繁，当时应有不少丝绸通过这种方式，流通传入到西域。
三、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河南段再次繁荣
隋唐时期，中国结束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战争局面，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与经济上的繁荣、国家的统一相适应，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关系也再一次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虽然隋唐两朝均建都于长安，但洛阳却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隋唐时期，隋炀帝修建起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抵杭州、西至长安的大运河，洛阳成为全国交通的中心，史称“天下诸舟，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14]借助于大运河的修建，洛阳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隋唐两代，洛阳城中都设有规模巨大的商业市场，在隋代，洛阳设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市，而西京长安只有两市，多一市。隋唐时期，洛阳不仅市场数量较多，而且还十分繁华。以丰都市为例，它占据两坊之地。丰都市周围八里，通十二门，市内店肆林立，货物应有尽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像这样规模宏大、商业繁华的都市，在当时的世界上都十分少见。
作为隋唐两代的东都，洛阳的政治地位十分崇高。隋炀帝修建洛阳以后，长期在洛阳居住。隋炀帝在位的时间为13年，在洛阳的时间为4年，在长安的时间约为1年，在洛阳的时间比在长安的时间都长。进入到唐代，太宗和高宗两朝，皇帝频繁地往来于两京之間，高宗皇帝更是称洛阳和长安为其“东西二宅”。武则天时期，改洛阳为神都，正式取代长安成为政治中心。这样，洛阳在继长安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之后，又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隋唐两代，由于十分重视对西域边疆的开拓和经营，所以洛阳和西域的交通十分通畅。如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指出，当时从敦煌出发，通往西域的大道有南、中、北三道。北道“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硃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对于西域各国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具体。“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谅由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故诸国之事，罔不遍知。”[15]
隋唐时期，不少来自西方的商人和使者集聚于洛阳，使洛阳成为国外人居住的中心城市。隋大业年间（605～616），隋炀帝改洛阳为东都，派遣使者出使西域诸国，并置西域校尉接应之。从此，“西域诸蕃，往来相继”[16]大量地涌入到东都洛阳。史载：“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17]面对大量涌入洛阳的西域各国的使者、商人，隋炀帝好大喜功，竭中国之力以待之。
进入唐代，经济更加繁荣，使进入到洛阳的西方使者和商人更多。据《唐会要》卷7《封禅》载：“麟德二年十月丁卯、帝发东都、赴东岳。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数百里。列营置幕，弥亘郊原。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武则天时期，“武三思率蕃夷诸酋及耆老请作天枢，纪太后功德，以黜唐兴周，制可。使纳言姚璹护作。乃大裒铜铁合冶之，署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置端门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面别五尺，冶铁象山为之趾，负以铜龙，石镵怪兽环之。柱颠为云盖，出大珠，高丈，围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无虑用铜铁二百万斤。乃悉镂群臣、蕃酋名氏其上。”[18]亦有大量来自于西域的使臣、商人以及少数民族首领。
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在洛阳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招徕西域胡商进行商业贸易。隋炀帝时期，在洛阳的建国门外，设招待四方蛮夷属国酋长、贡使的四方馆。四方馆按方位分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馆。各置使者，掌其方国及互市之事。每一个使者衙署，又置典护录事主纲纪，监府掌贡献财货，监置掌安置其驼马车船，互市监、副掌互市，参军掌出入交易。唐代不置四方馆，招待蕃客的事务归鸿胪寺管辖。其职掌是：海外诸蕃朝贺贡使入朝，登录其所贡献的物品；蕃客回程时，则估计贡献物品的多少，量给回赐之物。鸿胪寺所属的典客署掌客，专门负责朝贡、宴享和往来迎送并安置馆舍食宿。
隋唐时期，洛阳市场上流通有西域珠宝、胡粉、香料及牲畜等。如1971年洛阳关林唐代18号墓曾出土了一件盛香料的玻璃瓶，瓶高11厘米，腹径18厘米。圆唇，小口，直颈，器身作球状圆形。玻璃表面有一层白色锈蚀薄膜，呈现出与玻璃相一致的平行波纹。这种形式的玻璃瓶为我国所罕见，是当时外商从国外来洛销售香料的遗物。另外，洛阳的龙门石刻留有唐代“北市香行”所刻的“北市香行社造像龛”，香行主要经营的香是安息香。经营香行的商人已结成行社，这说明外国香料在洛阳经营的规模应该很大。一些外国的奇珍异宝也纷纷在洛阳出现。如据《隋书•西域传》记载，隋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 使于西籓诸国，至罽宾得玛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 而还。”大业中，“修轮台之戍，筑乌垒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条支之鸟卵”等。
隋唐时期，洛阳的唐三彩制造业十分发达。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有黄、绿、白、褐、蓝、黑等色，而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 唐三彩制作工艺复杂，以经过精细加工的高岭土作为坯体，用含铜、铁、钴、锰、金等矿物作为釉料的着色剂，并在釉中加入适量的炼铅熔渣和铅灰作为助剂。先将素坯入窑焙烧，陶坯烧成后，再上釉彩，再次入窑烧至800℃左右而成。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在烧制的过程中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各色釉互相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绚丽的色彩，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离洛阳不远的河南巩县就是烧制唐三彩的故乡。距巩县县城约１０公里的大、小黄冶村，在唐代烧制以黄釉为主的三彩器，故称黄冶（瓷）。作为隋唐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除唐三彩制造之外，丝绸纺织也十分发达。当时洛阳设少府监和织染署，掌管纺织练染业。武则天垂拱初年少府监有“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19]就织染出来的绫、锦而言，有大张锦、软瑞锦、透背等。就花样而言，有盘龙、对凤、狮子、孔雀、仙鹤及许多差样文字等。总之，隋唐时期，洛阳的丝绸制品琳琅满目，争奇斗艳，数不胜数。
丝绸之路肇始于两汉，形成型于隋唐，借助于这条商业线路中西方之间进行着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丝绸之路河南段的兴衰发展，和汉唐时期的都城东移的关系十分密切。汉唐时期中国都城的向东迁移，不仅形成了中国政治和经济格局，同时也使丝绸之路河南段的发展不断兴盛。
［注释］
[1]《后汉书》卷49，中华书局2007年版。
[2]张星烺注、朱杰勤校定：《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0页。
[3]《后汉书》卷34《梁冀传》。
[4] 《后汉书》志13《五行志》。
[5] ⑦《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
[6]《洛阳伽蓝记》卷3《城西》。
[8][11][12]《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
[9]《资治通鉴》卷145
[10]《魏书》卷8《宣武帝纪》
[13]《魏书》卷7《高祖纪》下。
[14]《旧唐书》卷94《崔融传》。
[15][17]《隋书》卷67《裴矩传》。
[16]《隋书》卷24《食货志》。
[18]《新唐书》卷76《则天皇后传》。
[19]《新唐书》卷48《百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