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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興、国家兴，此消彼长，国与国竞争的格局扭转才有实力和可行契机。19世纪兴起的机器化、20世纪兴起的电气化，使英、法、德、意、美、日等国先后在工业化大潮中崛起，而沉睡在小农经济摇篮里的中国，却被涤荡得满目疮痍。现在，信息化正由兴到起、化潮为流、浩荡向前，正以更加猛烈之力激荡着新一轮国家兴衰、再一次世界排序。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地位、推动性作用、革命性影响，准确把握科技创新与国际竞争格局演变的逻辑关系，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内生驱动力
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即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它推动社会发展、提升国家实力，外化为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历史辉煌和近代西方的崛起，都能印证这一真理。
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近代物理学的诞生和电磁、电子等发现，西方兴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为人类开启了利用自创科技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新路径，也为人类社会变革开启了新画卷，以致亲眼见证这一进程初始的恩格斯明言：“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以首次工业革命为例，它发端英国，始于机器化，不仅使偏安于欧洲大陆边沿的英岛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也使紧随其后的德、法、意、美等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以致为工业化所设计的资本主义制度，至今仍被西方奉为世界不二“典范”。就连抓住这一进程尾巴的日本，也通过明治维新而崛起为亚洲之强，在挤进列强俱乐部的同时，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和践踏。
继之，美国引领了以电气化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西方老牌工业化国家和日本紧随其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尾随跟进，在中国大陆周边形成了日本领先、“四小龙”随后的技术密集型经济格局和较发达经济体。这一局面让固有矛盾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按“理论推演”而“灭亡”，反而让其实现了“华丽转身”。尽管“华丽转身”难掩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缺陷，但科技创新、工具革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制度跟进的自我调整，确实再次证明社会发展规律可遵不可违。否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也不可能取得冷战“胜利”。
现在，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迅猛发展。它虽始于以美国为首的传统工业化国家，但以中国为代表的众多既补工业化“课” 又上信息化“学”的国家正在积极跟进，形成了传统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百舸争流的局面。一如前几次产业革命一样，信息化绝不仅是一个技术进程，而是波及社会全领域、全层面，包括经济形态、政治生态等的全方位社会转型。这一转型潮，所裹挟的力量更多元、更猛烈，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间的相互激荡也更全面、迅速、具体、激烈。它将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眼光、前所未有的举措予以应对。如其典型代表互联网，它能从技术上改变人与人的时空关系、利益关系，也能从技术上改变原料、资本、工具、劳动、产品、市场等经济要素的配置关系、交互关系。自然，它还将以前所未有的伟力，几乎是强制性地改变与这些关系不相适应的所有制度安排，即它将更具体地体现恩格斯所说“革命的力量”。所以，世界各国都要过网络这一关，除了技术关，更重要的是“基于网络”和“由于网络”的一系列思想关、制度关。
科技创新是军事变革内在推动力
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装备是科学技术的物化，武器装备的技术形态转变又直接促动着战争形态的转变。如冶金技术的诞生直接导致了战争形态的金属化，机械技术的诞生则直接导致战争形态的机械化。同样，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催动着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演进。能否在这一轮次的科技革命中实现新的军事变革、形成新质作战能力、改变力量对比，是能否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重要方面。
经过60多年，特别是近10余年的发展，我国在国防先进技术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基本实现了从跟踪模仿到在相当多领域和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同台竞技”甚至有所领先的历史性转变，一些“杀手锏”武器已成支撑大国地位的国之重器、运筹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砝码。总结这些年国防科技研发的经验教训，一个突出方面就是，凡是没有自我储备、没有自主能力的技术，都有引进“被敲竹杠”、关键节点“被卡脖子”的现象。即便是引进低技术也要付出高昂代价，试图引进核心技术、高新技术、基础技术、关键技术更是不可能。越是已有突破、站在前沿、自主可控的技术和领域，别国越愿合作、转让。“北斗”导航没有搞成之前，欧洲有意合作，美国坚决反对。精确授时技术，我方每提升一个量级，外方就放开该量级的输出。先进加工制造，即便民用也被西方、日本严控。新材料研发更是如此。当然，基于资本投入的技术创新是趋利的，资本无国界要赚钱、技术不任人可通用，但资本和技术持有人是有国别、讲政治的，也为利益最大化而垄断。落后者花钱买到的，将永远是二流以下的技术。那些“交钥匙”“能衍生”，特别是能引发作战能力质变跃升的国防技术是根本买不来的。这就证明，科技创新，特别是国防科技创新，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靠自己。只有切实拥有自主可控的先进科技，军事斗争才有底气。否则，就相当于“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无论市场竞争还是战场打仗，都不可能赢。
科技创新是国际竞争决定性实力
国与国进行竞争，说到底是基于国家综合实力进行博弈。底线是硬实力，灵活在软实力。而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源头都在科技创新力。没有科技创新力，难以获得国际博弈的持久力。
二战以前，西方列强主要是通过科技转化的硬实力来博取国际竞争优势，侵略、征服、掠夺是主要方式。大英帝国百余年“日不落”，支撑它的主要是以蒸汽动力为代表的技术，向工业、商业转移和武器装备物化，进而形成工商业与军事扩展、殖民占领与攫取更大利益的互溢。后因创新乏力，经一战、二战，这样的互溢败落致使辉煌不再。 二戰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进行国际竞争的惯常模式仍是基于科技创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手并举。只不过利用其在国际政治、货币、贸易、媒体等方面的既定优势地位，以更突显的方式展示了其产业升级、国际贸易的“功绩”，而以更隐蔽的方式掩盖了其他手段与工商业等的关系。但是，像美国那样坚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关键是赢在科技创新起跑线上，并通过制度设计和完善立法将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精神和文化基因予以秉持，对其他国家确有启示意义。像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重大科技之所以发源于美国，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美国，与其浓厚而富有特色的科技创新文化和周密而重视激励的科技创新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鼓励质疑求异、容忍探索失败，是美国的科技创新特色之一。这一点在军事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美国国防部的高技术局，长期致力于“改变游戏规则”的颠覆性学科和技术研究，其《2013—2017年科技发展计划》，就致力于超级材料、量子信息、脑控、纳米、合成生物、人类行为计算机研究。此前已经在高隐身飞机、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空间态势感知和超高速全球打击等能够改变作战“时空规则”的重大技术上寻求突破。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科学技术的流动性显著提高，基于科技创新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将不得不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才能继续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美国的“国家创新战略”，将GDP的3%用于科技创新;将投入数千亿支持“材料基因组”“大数据”“脑科学”等研发。同时，他们也采取措施，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进行着越来越严格的技术防范甚至专门遏制。他们虽对中国倡导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表示赞同，但也以各种名义、打着种种旗号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和防控，甚至把与中国的科技创新竞争上升到两种制度、两类价值观的比拼，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军事的多种手段，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和遏制战略。早前压制以色列取消与中国的预警机研制合作，近来压制土耳其取消向中国采购防空导弹，专门针对中国开展所谓“黑客”调查，甚至筹划对中国的“网络战”，就是这一战略的组成。
用科技创新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民高举技术创新的火炬创造过古代辉煌文明，也能高举科技创新的火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的“12年科技规划”，曾取得“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使中国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为国家长期和平发展赢得重大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后，继续实施科教兴国、科技强国战略和863等科技攻关计划及重大专项，取得的一大批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有重大意义的成果，使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到2012年，全社会用于研究开发的总支出超过1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97%;全国105个高新区总收入超过16万亿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以来，累计新增产值超过11000亿元。据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测算，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全球排名升至28位，大幅领先其他“金砖国家”。如今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全球第一贸易大国，超过美国成为12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无疑，这背后有着科技创新做出的巨大贡献。但实事求是地看，我国的自主性科技创新力还不强，无论是在技术积累，还是管理体制、产业政策、市场机制、人才队伍等方面，仍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差距，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综合竞争和角力，还受制于科技创新力。现在的美国副总统拜登曾这样评价：“中国不缺富人，但缺乏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富人”。不论其观点是否带有偏见，是否有失公允，但对处于民族复兴关键期的中国来说，应该予以深思。
洋务运动曾使远离近代科技的中国，靠赎买予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但“师夷长技”并未让当时的中国认识到科技创新的真谛和伟力。今天的中国最为接近民族复兴，在这样的历史机遇和阶段上，能否按照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机理，有效激发全民科技创新活力、发挥科技创新伟力，事关国家、民族长远发展。不然，在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中国仍有被甩在时代后面、拉大与强国差距的危险。中国仍需增强创新精神，紧紧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脉动，通过超前谋划，科学部署，顺势而为，努力赢得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主动权。仍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与科技发展规律相符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科技体制，让科技创新更好地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持续推动军民融合向深度发展，继续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在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大力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努力培育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双优势，以实现中国制造从“制”到“创”、由大到强的质变。只有把中国建成科技强国、创新大国，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今年国家出台“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励政策，仅上半年就新增企业营收8000多亿，拉动GDP增速达到0.4个百分点，已经呈现稳增长、促就业、调结构的积极效果，创新驱动的巨大能量正在涌现。
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内生驱动力
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即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它推动社会发展、提升国家实力，外化为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历史辉煌和近代西方的崛起，都能印证这一真理。
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近代物理学的诞生和电磁、电子等发现，西方兴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为人类开启了利用自创科技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新路径，也为人类社会变革开启了新画卷，以致亲眼见证这一进程初始的恩格斯明言：“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以首次工业革命为例，它发端英国，始于机器化，不仅使偏安于欧洲大陆边沿的英岛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也使紧随其后的德、法、意、美等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以致为工业化所设计的资本主义制度，至今仍被西方奉为世界不二“典范”。就连抓住这一进程尾巴的日本，也通过明治维新而崛起为亚洲之强，在挤进列强俱乐部的同时，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和践踏。
继之，美国引领了以电气化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西方老牌工业化国家和日本紧随其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尾随跟进，在中国大陆周边形成了日本领先、“四小龙”随后的技术密集型经济格局和较发达经济体。这一局面让固有矛盾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按“理论推演”而“灭亡”，反而让其实现了“华丽转身”。尽管“华丽转身”难掩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缺陷，但科技创新、工具革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制度跟进的自我调整，确实再次证明社会发展规律可遵不可违。否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也不可能取得冷战“胜利”。
现在，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迅猛发展。它虽始于以美国为首的传统工业化国家，但以中国为代表的众多既补工业化“课” 又上信息化“学”的国家正在积极跟进，形成了传统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百舸争流的局面。一如前几次产业革命一样，信息化绝不仅是一个技术进程，而是波及社会全领域、全层面，包括经济形态、政治生态等的全方位社会转型。这一转型潮，所裹挟的力量更多元、更猛烈，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间的相互激荡也更全面、迅速、具体、激烈。它将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眼光、前所未有的举措予以应对。如其典型代表互联网，它能从技术上改变人与人的时空关系、利益关系，也能从技术上改变原料、资本、工具、劳动、产品、市场等经济要素的配置关系、交互关系。自然，它还将以前所未有的伟力，几乎是强制性地改变与这些关系不相适应的所有制度安排，即它将更具体地体现恩格斯所说“革命的力量”。所以，世界各国都要过网络这一关，除了技术关，更重要的是“基于网络”和“由于网络”的一系列思想关、制度关。
科技创新是军事变革内在推动力
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装备是科学技术的物化，武器装备的技术形态转变又直接促动着战争形态的转变。如冶金技术的诞生直接导致了战争形态的金属化，机械技术的诞生则直接导致战争形态的机械化。同样，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催动着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演进。能否在这一轮次的科技革命中实现新的军事变革、形成新质作战能力、改变力量对比，是能否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重要方面。
经过60多年，特别是近10余年的发展，我国在国防先进技术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基本实现了从跟踪模仿到在相当多领域和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同台竞技”甚至有所领先的历史性转变，一些“杀手锏”武器已成支撑大国地位的国之重器、运筹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砝码。总结这些年国防科技研发的经验教训，一个突出方面就是，凡是没有自我储备、没有自主能力的技术，都有引进“被敲竹杠”、关键节点“被卡脖子”的现象。即便是引进低技术也要付出高昂代价，试图引进核心技术、高新技术、基础技术、关键技术更是不可能。越是已有突破、站在前沿、自主可控的技术和领域，别国越愿合作、转让。“北斗”导航没有搞成之前，欧洲有意合作，美国坚决反对。精确授时技术，我方每提升一个量级，外方就放开该量级的输出。先进加工制造，即便民用也被西方、日本严控。新材料研发更是如此。当然，基于资本投入的技术创新是趋利的，资本无国界要赚钱、技术不任人可通用，但资本和技术持有人是有国别、讲政治的，也为利益最大化而垄断。落后者花钱买到的，将永远是二流以下的技术。那些“交钥匙”“能衍生”，特别是能引发作战能力质变跃升的国防技术是根本买不来的。这就证明，科技创新，特别是国防科技创新，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靠自己。只有切实拥有自主可控的先进科技，军事斗争才有底气。否则，就相当于“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无论市场竞争还是战场打仗，都不可能赢。
科技创新是国际竞争决定性实力
国与国进行竞争，说到底是基于国家综合实力进行博弈。底线是硬实力，灵活在软实力。而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源头都在科技创新力。没有科技创新力，难以获得国际博弈的持久力。
二战以前，西方列强主要是通过科技转化的硬实力来博取国际竞争优势，侵略、征服、掠夺是主要方式。大英帝国百余年“日不落”，支撑它的主要是以蒸汽动力为代表的技术，向工业、商业转移和武器装备物化，进而形成工商业与军事扩展、殖民占领与攫取更大利益的互溢。后因创新乏力，经一战、二战，这样的互溢败落致使辉煌不再。 二戰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进行国际竞争的惯常模式仍是基于科技创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手并举。只不过利用其在国际政治、货币、贸易、媒体等方面的既定优势地位，以更突显的方式展示了其产业升级、国际贸易的“功绩”，而以更隐蔽的方式掩盖了其他手段与工商业等的关系。但是，像美国那样坚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关键是赢在科技创新起跑线上，并通过制度设计和完善立法将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精神和文化基因予以秉持，对其他国家确有启示意义。像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重大科技之所以发源于美国，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美国，与其浓厚而富有特色的科技创新文化和周密而重视激励的科技创新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鼓励质疑求异、容忍探索失败，是美国的科技创新特色之一。这一点在军事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美国国防部的高技术局，长期致力于“改变游戏规则”的颠覆性学科和技术研究，其《2013—2017年科技发展计划》，就致力于超级材料、量子信息、脑控、纳米、合成生物、人类行为计算机研究。此前已经在高隐身飞机、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空间态势感知和超高速全球打击等能够改变作战“时空规则”的重大技术上寻求突破。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科学技术的流动性显著提高，基于科技创新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将不得不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才能继续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美国的“国家创新战略”，将GDP的3%用于科技创新;将投入数千亿支持“材料基因组”“大数据”“脑科学”等研发。同时，他们也采取措施，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进行着越来越严格的技术防范甚至专门遏制。他们虽对中国倡导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表示赞同，但也以各种名义、打着种种旗号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和防控，甚至把与中国的科技创新竞争上升到两种制度、两类价值观的比拼，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军事的多种手段，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和遏制战略。早前压制以色列取消与中国的预警机研制合作，近来压制土耳其取消向中国采购防空导弹，专门针对中国开展所谓“黑客”调查，甚至筹划对中国的“网络战”，就是这一战略的组成。
用科技创新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民高举技术创新的火炬创造过古代辉煌文明，也能高举科技创新的火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的“12年科技规划”，曾取得“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使中国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为国家长期和平发展赢得重大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后，继续实施科教兴国、科技强国战略和863等科技攻关计划及重大专项，取得的一大批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有重大意义的成果，使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到2012年，全社会用于研究开发的总支出超过1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97%;全国105个高新区总收入超过16万亿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以来，累计新增产值超过11000亿元。据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测算，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全球排名升至28位，大幅领先其他“金砖国家”。如今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全球第一贸易大国，超过美国成为12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无疑，这背后有着科技创新做出的巨大贡献。但实事求是地看，我国的自主性科技创新力还不强，无论是在技术积累，还是管理体制、产业政策、市场机制、人才队伍等方面，仍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差距，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综合竞争和角力，还受制于科技创新力。现在的美国副总统拜登曾这样评价：“中国不缺富人，但缺乏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富人”。不论其观点是否带有偏见，是否有失公允，但对处于民族复兴关键期的中国来说，应该予以深思。
洋务运动曾使远离近代科技的中国，靠赎买予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但“师夷长技”并未让当时的中国认识到科技创新的真谛和伟力。今天的中国最为接近民族复兴，在这样的历史机遇和阶段上，能否按照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机理，有效激发全民科技创新活力、发挥科技创新伟力，事关国家、民族长远发展。不然，在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中国仍有被甩在时代后面、拉大与强国差距的危险。中国仍需增强创新精神，紧紧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脉动，通过超前谋划，科学部署，顺势而为，努力赢得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主动权。仍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与科技发展规律相符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科技体制，让科技创新更好地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持续推动军民融合向深度发展，继续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在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大力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努力培育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双优势，以实现中国制造从“制”到“创”、由大到强的质变。只有把中国建成科技强国、创新大国，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今年国家出台“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励政策，仅上半年就新增企业营收8000多亿，拉动GDP增速达到0.4个百分点，已经呈现稳增长、促就业、调结构的积极效果，创新驱动的巨大能量正在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