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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是江西省北部的一座名山。它屹立在鄱阳湖畔,长江之滨。相传周定王时有匡氏七兄弟上山修道,草庐为舍,故名匡庐。它集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氛围于一身,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它不仅是供人们游览、避暑和疗养的胜地,而且也是新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之一。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庐山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场所,它宛如一个政治大舞台,共和国的众多领导人和重要干部都曾经在这一大舞台上亮过相,经受了政治考验。共和国开国元帅叶剑英生前也曾经几次到过庐山,有的是顺道路过,行色匆匆,短暂停留;有的是出席党的重要会议,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他与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在庐山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也镌刻下了自己的履痕印迹。
一
凡到过庐山的人,都会为庐山那雄奇的峰峦,秀丽的风光,奔涌的泻瀑,变幻的云雾所倾倒、陶醉。然而,庐山除了其奇妙的自然景色之外,还有与其它不同的独特之处。那就是庐山与中国现代历史风云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人说,庐山是中国现代战争变迁图景的缩影。这话说的一点没错,的确是如此。在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与毛泽东这两位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的领袖人物,均曾在庐山留下足迹,引发了许多传奇的历史故事。蒋介石把庐山当作他的“夏宫”,在他执政期间,几乎每年的夏天都在庐山度过。他调遣重兵“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西中央红色苏区时,也曾以庐山作为他的前线指挥部。而毛泽东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到过庐山的。尽管他到庐山的次数不多,毕生仅有3次,但他却以政治家的气魄,在这里演绎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页页发人深思的篇章,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当中,叶剑英上庐山的次数还是算比较多的。仅从1949年至1970年的21年中,有据可查的就有三次上过庐山。难怪叶帅自己也说:我也算是一个“老庐山”。早在1927年7月,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就曾到过江西省的九江,密送汪精卫等企图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党”,扣押贺龙、叶挺的情报,参加了九江甘棠湖的“小划子会议”。这一次,叶剑英虽然来到了庐山的脚下,但因军务在身,军情紧急,没有来得及上庐山,就跟随张发奎的部队南下广东。
叶剑英第一次上庐山的时间是1949年8月。这是他奉命离开他担任8个月市长的北平,启程南下,正赶赴江西省的赣州接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职务的途中。当时,他带着党中央的重托,即将领导和部署人民解放军进军华南、解放广东的各项工作,故也是重任在身,不能延搁。他在庐山上仅住了一宿,就继续南下,一路颠簸,日夜兼程,风尘仆仆,赶抵赣州。
对于此次叶剑英夜宿庐山的详细情况,当年跟随叶剑英南下的原广州市副市长林西就曾有这样的回忆:
1949年8月,叶剑英率领一批干部从北平出发,因连日暴雨,平汉铁路不少地段被水冲毁,运输中断,故改道先乘车到天津,尔后经徐州、郑州,到达汉口,再从汉口乘船沿长江东下,经九江,登庐山,过南昌,然后抵达赣州。在南下路经江西庐山时,随行人员怕他走不动,曾备了一台轿子,但叶剑英始终没有坐,坚持同大家一起一步一步走到山顶。在庐山上,叶剑英和随行人员住进了当年蒋介石的别墅——“美庐”……
这里所说到的蒋介石的别墅“美庐”,曾经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这是庐山上一座别具一格的建筑物,始建于1922年,整体均用乱石砌成,并与身后的山岩融为一体,其风格凝重而高雅。该别墅原是英国人赫莉太太的私宅。赫莉太太和她的丈夫都是医生,曾在庐山开设“赫莉医院”。赫莉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交谊甚深,于1934年将别墅赠送给宋美龄。于是,蒋介石夫妇来庐山多住于此。1948年8月,蒋介石离开庐山之前,曾题写了“美庐”二字,镌刻在别墅院内的一块裸露的巨石上,该别墅由此而得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庐山上一座座别墅都换了主人,有的成为普通劳动者的宿舍,有的成为公办招待所。即使是蒋介石夫妇心爱的别墅“美庐”,也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下榻之处……
林西对当年叶剑英及随行人员夜宿庐山的情景,时隔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回忆说:
叶剑英对庐山比较熟悉。他向随行人员讲庐山的风土人情,并特别交待随行人员,不许动住地里的东西。当时,蒋介石在庐山的别墅里有许多文物与工艺品,如盛世才送给蒋介石的象牙,又粗又长,十分珍贵。当他们离开“美庐”时,里面所有文物和用品丝毫未动,充分显示了我们部队的严明纪律,这也与叶帅的以身作则和深切教导分不开的……。
从上述的回忆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叶剑英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注意保护历史文物的良好作风和优秀品质。他不但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而且还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遵守纪律,洁身自好,“不许动住地里的东西”,要保护好历史文物。叶剑英的这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和作风,很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光大。
二
叶剑英第二次上庐山,是参加1959年的庐山会议。
我们现在所称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实际上是两个会议。一个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另一个是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这两次会议均在现在的庐山人民剧院召开。该剧院位于庐山牯岭镇东面,原是蒋介石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的三大建筑之一,于1937年落成,名庐山大礼堂,解放后改名“人民剧院”。这里青松翠柏,浓荫障日,环境优美,是一个适宜集会议事的理想之地。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叶剑英,原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自7月14日彭德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了信以后,会议风向逆转,气氛大变,形势急转直下,本来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的主题是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并指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是,会议急剧转向了反右倾。在这种情况之下,党中央又决定从8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接着召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知在京的中央委员赶往庐山出席会议。7月29日,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通知,与刘伯承等一起从北京赶赴江西庐山,参加后半段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在叶剑英上庐山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气氛已经变得“异常激烈”,由会议初期的轻松、融合,逐渐变为紧张、压抑。原定的会议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提出19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然而,在毛泽东讲话后的分组讨论中,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对如何估价国内形势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农村“共产风”、公共食堂、供给制等损害了农民积极 性,对“大跃进”的许多错误提出批评;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样看待“大跃进”,是泼冷水,是右倾。在这样的情况下,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工作的成绩,但重点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批判了信中的一些观点,指责这封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批判。叶剑英就是在会议“讨彭”浓烈的火药味中,奉命风尘仆仆从千里之外的北京赶来江西庐山的。
7月30日上午,叶剑英与聂荣臻元帅一起前往庐山176别墅彭德怀的住处,劝彭作检讨。叶剑英对彭德怀说:“我们是30年的老战友了,应该诚恳地谈一下,应该把问题扯开。问题是从你的意见书发生的,必须由此出发,联系历史,联系目前的现实。”聂荣臻元帅也从中进行了规劝,说: “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但是,两人的劝说已难以改变现状。
对于叶剑英、聂荣臻劝说彭德怀之事,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曾有所记述:
第二天,即二十四日(应为三十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 “除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我准备写封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提起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 “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 “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彭德怀的忆述,虽然没有说出来其住处交谈的这“两个同志”的真实名字,但我们从其他同志的回忆和另外的书刊中,可以得知这“两个同志”就是彭总的老战友叶剑英和聂荣臻两位元帅。
对于这一点,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也有记述,而且还较为详细。李锐在该书中说:
为了促动彭总作检讨,主席让聂荣臻、叶剑英去进行劝说。七月三十日上午,两位元帅来到彭的住处,在彭德怀后来写的笔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和他自己当时沉痛的心情: “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8月3日的小组会上,聂荣臻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况:“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
从上面的记述来看,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叶剑英心里是十分难过的。他含着眼泪劝说彭德怀,就是很好的证明。
根据有关档案记载:这次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91人,到会147人,列席15人,共162人。另据陈诗惠同志所撰的《1959年庐山会议纪事》一文说: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其他负责人14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开始原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因批判彭德怀,故又在后半段改为召开全会。于是,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是在7月29日这一天晚上庐山的。当时身为中央委员的叶剑英元帅上庐山后,被安排在庐山疗养院365别墅,与刘伯承元帅所住的364别墅紧邻,与肖华上将的住处367别墅、甘泗淇上将的住处369别墅相距也很近。
据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专门接待叶剑英等人的庐山管理局管理员肖礼全同志的回忆,他记得刘伯承有一次晚饭后到叶剑英住处走动,问“你们组讨论怎么样?”叶剑英回答: “野心家嘛!”由于大会所有的内容都是保密的,作为管理员的肖礼全不清楚会议的情况,也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听了两位元帅之间的上述对话,感到一头雾水,莫名其妙。但是两位元帅的这一问一答,神情的异样,言语的特别,在肖礼全的脑子里打下了烙印,印象极为深刻。虽然时隔了几十年,他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肖礼全还回忆说:在这次会议期间,有许多领导干部经常参加舞会、搞娱乐活动,而叶剑英晚上却不爱串门,喜欢一个人坐在屋里或看文件,或吹箫。本来叶剑英是一个性格开朗、兴趣广泛、比较活跃的人,但这时候却不爱走动,想必心情不佳。要探知叶剑英这时候的心情,也许能从他那时而萧索、时而欢快的箫声中去揣摩得到。
叶剑英喜欢写诗。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他曾经写了一首“七绝”诗。其诗曰:
庐山云雾弄阴晴,伐木丁丁听有声。
五老峰头偏向右,东方红后见分明。
对于叶剑英的这首“七绝”诗,如今已有不少人对其进行了解读,解读者根据个人的理解,从不同的角度去领会,敞开联想,各抒己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恕不——赘述。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叶剑英“送诗”的一些趣事。根据曾经接待过1959年庐山会议代表的亲历者的回忆,在当年庐山管理局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中,大家都知道叶剑英元帅“善诗”,因此,在大会结束时,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向叶帅索讨诗词,以作纪念。虽然他们索讨的方式比较“文明”,强调“自觉自愿”。但是,叶剑英想到自己上山之后,受到庐山管理局的同志的热情接待,特别是负责照顾自己的管理员肖礼全,更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给他们题写一点东西也是应该的。写什么呢?想来想去,他想到了自己在庐山会议期间所写的上述这首诗,于是他提笔将其书写在新的笔记本上,送给了工作人员肖礼全。肖礼全如获至宝,珍爱不已,将叶剑英的这幅手迹细心珍藏。现时隔40多年,至今仍保存完好。每当肖礼全拿出叶帅的手迹观看时,都会想起当年叶帅“赠诗”时的感人情景。
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 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决议》历数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错误”,并决定把他们调离国防、外交和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岗位,同时保留他们在政治局中原来的职务,以观后效。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给他们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三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时值“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叶剑英,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应邀前往参加会议。8月20日,叶剑英与董必武、朱德、陈伯达等从北京乘坐飞机先飞往江西省的九江,然后转乘汽车上了“葱茏四百旋”的庐山。这是叶剑英第三次上庐三。
由于这一次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8月23日开幕,叶剑英上庐山的那一天距会议召开还有两天的时间,故在8月21日下午,叶剑英和聂荣臻一起,利用会前的余暇,顺便游览了闻名遐迩的匡庐胜景——仙人洞。
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周恩来宣布会议三项议程: (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 (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三)讨论战备问题。在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也曾经说明这次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研究国民经济方面的问题。然而,会上林彪、陈伯达搞突然袭击,提出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陈伯达还拟了“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并与叶群连夜选编称天才的语录,迫不及待地进行抢班夺权,当即受到毛泽东以及与会多数同志的揭发批判。叶剑英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边,旗帜鲜明地与林彪、陈伯达进行斗争。
有关叶剑英参加会议的情况,当年陪同叶剑英一起上庐山的秘书王守江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
叶剑英每次参加完小组会回来,话语很少,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有一次,叶帅说: “你看看这几份简报。”我看后,感到 很意外。因为开这次中央全会,毛主席本来说主要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从简报上看,各组首先发言的却都是大讲“天才论”、 “国家应设主席”。这同主席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完全不一样。于是,我向叶帅汇报了我对简报中发言的看法。叶帅说: “你也看出来问题了。看来这股风还不小!以后要注意看简报。”
过了两天,会议上通知,政治局成员秘书可以随首长参加小组会议。我就随叶帅参加了两次小组会。会上多数人发言说,前几天的会议,是转移会议大方向;有的评评“天才论”是唯心论;有的则不发言,情绪很沉闷……从上述回忆文字来看,1970年的庐山会议的确不寻常。由于林彪、陈伯达一伙“抢班夺权”的公开化,因而斗争颇为激烈。一方面是林彪、陈伯达一伙为了抢班夺权,公然擅自改变会议主题,在大会上大谈特谈“天才论”,蓄意叫嚷“国家应设主席”,心怀鬼胎,气焰嚣张;另一方面是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识破林彪、陈伯达等人的阴谋,不为所动,都在与林彪、陈伯达的这种“抢班夺权”的不轨行为进行斗争。正由于双方针锋相对,斗争激烈,故会议的气氛也同以往不一样,显得十分紧张。据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这次会议期间的“小组会场连窗户都关着,有人进出会场时,可以从门口看见里面烟雾腾腾”。可见,会议气氛的紧张和激烈程度。
8月26日,各小组暂停开会。大会宣布大家分头看文件,为修改《宪法》补充意见。同时,也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看戏剧等休闲活动。叶剑英和聂荣臻一起,参观了庐山植物园,游览了庐山的有名景点含鄱口。叶剑英曾两次来过庐山,故这次他旧地重游,别有一番感慨。在游览过程中,叶剑英和聂荣臻曾经议论前几天会议的情况。他们对会议期间各小组讨论的气氛感到不对劲,认为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在小组会的发言中,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揪人,又不点名,不知搞什么名堂。这不是又要改变全会方向了吗?
8月27、28日两天,叶剑英出席华东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宪法问题。8月29日,叶剑英和朱德一起游览仙人洞,途中遇到聂荣臻,三人并排坐在石凳上合影留念,同时也谈起对会议某些现象的看法,大家心中都感到沉甸甸的。朱德笑着对叶、聂两位老友说:1959年自己在庐山还做诗,这一次是做不出来了。他提议叶帅来一首吧?叶剑英摇摇头说:我也做不出来。而旁边的聂荣臻更是满腹心事,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8月30日,叶剑英继续参加华东小组会议,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开会录音。其内容是:毛泽东于8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陈伯达等在小组会上要揪人的发言,以及散发论天才的语录等错误做法。8月31日,会议暂时休会。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进一步严厉批判陈伯达的错误。此后,从9月2日至5日,一连四天,叶剑英按照会议的安排,继续出席华东小组会议。前两天(2日、3日)在小组会议上学习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并在小组会上发言,对陈伯达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判。后两天(4日、5日)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叶剑英对陈伯达的批判,会议的简报曾有所登载,但只登了叶剑英的发言摘要,而且发言的主题也没有写清楚。叶剑英于9月4日看过简报后,打电话问小组组长:为什么会议简报不登我发言的全文?小组长说,发稿之前,我没有看,我马上叫他们登全文。后来,这位小组长对叶剑英说:那份简报的事,是我失职了。叶剑英说:不是你的问题,我怀疑是有人叫这样干的。
在1970年的这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专门接见叶剑英。那是在会议结束前一天(即9月5日),周恩来打电话给叶剑英的秘书王守江:告诉叶帅,会议结束后,请他不要走,毛主席可能还有事情找他。时过两天之后,叶剑英遵嘱到毛泽东的住处开会。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调查陈伯达历史问题的小组,由周恩来负责,叶剑英当顾问,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离开庐山返回北京以后,叶剑英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于同年11月至1971年1月间,率领调查组前往福建、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等地,走访有关的老干部和群众,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经过了几个月艰苦细致的深入调查,终于查清了陈伯达这个政治骗子的反动历史情况,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所谓“红色理论家”的反革命真面目,圆满地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交给的任务。
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决定着党和国家命运的极其重要的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会议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猖狂进攻,击败了他们所策划的反革命阴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叶剑英在这场批判林彪、陈伯达的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对林彪、陈伯达进行揭发批判,为中央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做出了重要贡献。
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如今,历史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尽管时隔三四十年,当年出席庐山会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都已经作古,但是当年庐山会议的场景通过各种文字记载在史册上,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庐山上的履迹也仍然清晰可辨……
一
凡到过庐山的人,都会为庐山那雄奇的峰峦,秀丽的风光,奔涌的泻瀑,变幻的云雾所倾倒、陶醉。然而,庐山除了其奇妙的自然景色之外,还有与其它不同的独特之处。那就是庐山与中国现代历史风云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人说,庐山是中国现代战争变迁图景的缩影。这话说的一点没错,的确是如此。在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与毛泽东这两位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的领袖人物,均曾在庐山留下足迹,引发了许多传奇的历史故事。蒋介石把庐山当作他的“夏宫”,在他执政期间,几乎每年的夏天都在庐山度过。他调遣重兵“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西中央红色苏区时,也曾以庐山作为他的前线指挥部。而毛泽东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到过庐山的。尽管他到庐山的次数不多,毕生仅有3次,但他却以政治家的气魄,在这里演绎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页页发人深思的篇章,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当中,叶剑英上庐山的次数还是算比较多的。仅从1949年至1970年的21年中,有据可查的就有三次上过庐山。难怪叶帅自己也说:我也算是一个“老庐山”。早在1927年7月,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就曾到过江西省的九江,密送汪精卫等企图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党”,扣押贺龙、叶挺的情报,参加了九江甘棠湖的“小划子会议”。这一次,叶剑英虽然来到了庐山的脚下,但因军务在身,军情紧急,没有来得及上庐山,就跟随张发奎的部队南下广东。
叶剑英第一次上庐山的时间是1949年8月。这是他奉命离开他担任8个月市长的北平,启程南下,正赶赴江西省的赣州接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职务的途中。当时,他带着党中央的重托,即将领导和部署人民解放军进军华南、解放广东的各项工作,故也是重任在身,不能延搁。他在庐山上仅住了一宿,就继续南下,一路颠簸,日夜兼程,风尘仆仆,赶抵赣州。
对于此次叶剑英夜宿庐山的详细情况,当年跟随叶剑英南下的原广州市副市长林西就曾有这样的回忆:
1949年8月,叶剑英率领一批干部从北平出发,因连日暴雨,平汉铁路不少地段被水冲毁,运输中断,故改道先乘车到天津,尔后经徐州、郑州,到达汉口,再从汉口乘船沿长江东下,经九江,登庐山,过南昌,然后抵达赣州。在南下路经江西庐山时,随行人员怕他走不动,曾备了一台轿子,但叶剑英始终没有坐,坚持同大家一起一步一步走到山顶。在庐山上,叶剑英和随行人员住进了当年蒋介石的别墅——“美庐”……
这里所说到的蒋介石的别墅“美庐”,曾经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这是庐山上一座别具一格的建筑物,始建于1922年,整体均用乱石砌成,并与身后的山岩融为一体,其风格凝重而高雅。该别墅原是英国人赫莉太太的私宅。赫莉太太和她的丈夫都是医生,曾在庐山开设“赫莉医院”。赫莉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交谊甚深,于1934年将别墅赠送给宋美龄。于是,蒋介石夫妇来庐山多住于此。1948年8月,蒋介石离开庐山之前,曾题写了“美庐”二字,镌刻在别墅院内的一块裸露的巨石上,该别墅由此而得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庐山上一座座别墅都换了主人,有的成为普通劳动者的宿舍,有的成为公办招待所。即使是蒋介石夫妇心爱的别墅“美庐”,也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下榻之处……
林西对当年叶剑英及随行人员夜宿庐山的情景,时隔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回忆说:
叶剑英对庐山比较熟悉。他向随行人员讲庐山的风土人情,并特别交待随行人员,不许动住地里的东西。当时,蒋介石在庐山的别墅里有许多文物与工艺品,如盛世才送给蒋介石的象牙,又粗又长,十分珍贵。当他们离开“美庐”时,里面所有文物和用品丝毫未动,充分显示了我们部队的严明纪律,这也与叶帅的以身作则和深切教导分不开的……。
从上述的回忆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叶剑英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注意保护历史文物的良好作风和优秀品质。他不但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而且还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遵守纪律,洁身自好,“不许动住地里的东西”,要保护好历史文物。叶剑英的这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和作风,很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光大。
二
叶剑英第二次上庐山,是参加1959年的庐山会议。
我们现在所称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实际上是两个会议。一个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另一个是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这两次会议均在现在的庐山人民剧院召开。该剧院位于庐山牯岭镇东面,原是蒋介石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的三大建筑之一,于1937年落成,名庐山大礼堂,解放后改名“人民剧院”。这里青松翠柏,浓荫障日,环境优美,是一个适宜集会议事的理想之地。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叶剑英,原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自7月14日彭德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了信以后,会议风向逆转,气氛大变,形势急转直下,本来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的主题是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并指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是,会议急剧转向了反右倾。在这种情况之下,党中央又决定从8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接着召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知在京的中央委员赶往庐山出席会议。7月29日,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通知,与刘伯承等一起从北京赶赴江西庐山,参加后半段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在叶剑英上庐山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气氛已经变得“异常激烈”,由会议初期的轻松、融合,逐渐变为紧张、压抑。原定的会议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提出19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然而,在毛泽东讲话后的分组讨论中,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对如何估价国内形势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农村“共产风”、公共食堂、供给制等损害了农民积极 性,对“大跃进”的许多错误提出批评;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样看待“大跃进”,是泼冷水,是右倾。在这样的情况下,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工作的成绩,但重点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批判了信中的一些观点,指责这封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批判。叶剑英就是在会议“讨彭”浓烈的火药味中,奉命风尘仆仆从千里之外的北京赶来江西庐山的。
7月30日上午,叶剑英与聂荣臻元帅一起前往庐山176别墅彭德怀的住处,劝彭作检讨。叶剑英对彭德怀说:“我们是30年的老战友了,应该诚恳地谈一下,应该把问题扯开。问题是从你的意见书发生的,必须由此出发,联系历史,联系目前的现实。”聂荣臻元帅也从中进行了规劝,说: “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但是,两人的劝说已难以改变现状。
对于叶剑英、聂荣臻劝说彭德怀之事,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曾有所记述:
第二天,即二十四日(应为三十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 “除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我准备写封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提起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 “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 “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彭德怀的忆述,虽然没有说出来其住处交谈的这“两个同志”的真实名字,但我们从其他同志的回忆和另外的书刊中,可以得知这“两个同志”就是彭总的老战友叶剑英和聂荣臻两位元帅。
对于这一点,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也有记述,而且还较为详细。李锐在该书中说:
为了促动彭总作检讨,主席让聂荣臻、叶剑英去进行劝说。七月三十日上午,两位元帅来到彭的住处,在彭德怀后来写的笔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和他自己当时沉痛的心情: “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8月3日的小组会上,聂荣臻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况:“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
从上面的记述来看,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叶剑英心里是十分难过的。他含着眼泪劝说彭德怀,就是很好的证明。
根据有关档案记载:这次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91人,到会147人,列席15人,共162人。另据陈诗惠同志所撰的《1959年庐山会议纪事》一文说: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其他负责人14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开始原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因批判彭德怀,故又在后半段改为召开全会。于是,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是在7月29日这一天晚上庐山的。当时身为中央委员的叶剑英元帅上庐山后,被安排在庐山疗养院365别墅,与刘伯承元帅所住的364别墅紧邻,与肖华上将的住处367别墅、甘泗淇上将的住处369别墅相距也很近。
据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专门接待叶剑英等人的庐山管理局管理员肖礼全同志的回忆,他记得刘伯承有一次晚饭后到叶剑英住处走动,问“你们组讨论怎么样?”叶剑英回答: “野心家嘛!”由于大会所有的内容都是保密的,作为管理员的肖礼全不清楚会议的情况,也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听了两位元帅之间的上述对话,感到一头雾水,莫名其妙。但是两位元帅的这一问一答,神情的异样,言语的特别,在肖礼全的脑子里打下了烙印,印象极为深刻。虽然时隔了几十年,他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肖礼全还回忆说:在这次会议期间,有许多领导干部经常参加舞会、搞娱乐活动,而叶剑英晚上却不爱串门,喜欢一个人坐在屋里或看文件,或吹箫。本来叶剑英是一个性格开朗、兴趣广泛、比较活跃的人,但这时候却不爱走动,想必心情不佳。要探知叶剑英这时候的心情,也许能从他那时而萧索、时而欢快的箫声中去揣摩得到。
叶剑英喜欢写诗。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他曾经写了一首“七绝”诗。其诗曰:
庐山云雾弄阴晴,伐木丁丁听有声。
五老峰头偏向右,东方红后见分明。
对于叶剑英的这首“七绝”诗,如今已有不少人对其进行了解读,解读者根据个人的理解,从不同的角度去领会,敞开联想,各抒己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恕不——赘述。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叶剑英“送诗”的一些趣事。根据曾经接待过1959年庐山会议代表的亲历者的回忆,在当年庐山管理局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中,大家都知道叶剑英元帅“善诗”,因此,在大会结束时,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向叶帅索讨诗词,以作纪念。虽然他们索讨的方式比较“文明”,强调“自觉自愿”。但是,叶剑英想到自己上山之后,受到庐山管理局的同志的热情接待,特别是负责照顾自己的管理员肖礼全,更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给他们题写一点东西也是应该的。写什么呢?想来想去,他想到了自己在庐山会议期间所写的上述这首诗,于是他提笔将其书写在新的笔记本上,送给了工作人员肖礼全。肖礼全如获至宝,珍爱不已,将叶剑英的这幅手迹细心珍藏。现时隔40多年,至今仍保存完好。每当肖礼全拿出叶帅的手迹观看时,都会想起当年叶帅“赠诗”时的感人情景。
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 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决议》历数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错误”,并决定把他们调离国防、外交和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岗位,同时保留他们在政治局中原来的职务,以观后效。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给他们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三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时值“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叶剑英,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应邀前往参加会议。8月20日,叶剑英与董必武、朱德、陈伯达等从北京乘坐飞机先飞往江西省的九江,然后转乘汽车上了“葱茏四百旋”的庐山。这是叶剑英第三次上庐三。
由于这一次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8月23日开幕,叶剑英上庐山的那一天距会议召开还有两天的时间,故在8月21日下午,叶剑英和聂荣臻一起,利用会前的余暇,顺便游览了闻名遐迩的匡庐胜景——仙人洞。
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周恩来宣布会议三项议程: (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 (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三)讨论战备问题。在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也曾经说明这次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研究国民经济方面的问题。然而,会上林彪、陈伯达搞突然袭击,提出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陈伯达还拟了“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并与叶群连夜选编称天才的语录,迫不及待地进行抢班夺权,当即受到毛泽东以及与会多数同志的揭发批判。叶剑英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边,旗帜鲜明地与林彪、陈伯达进行斗争。
有关叶剑英参加会议的情况,当年陪同叶剑英一起上庐山的秘书王守江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
叶剑英每次参加完小组会回来,话语很少,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有一次,叶帅说: “你看看这几份简报。”我看后,感到 很意外。因为开这次中央全会,毛主席本来说主要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从简报上看,各组首先发言的却都是大讲“天才论”、 “国家应设主席”。这同主席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完全不一样。于是,我向叶帅汇报了我对简报中发言的看法。叶帅说: “你也看出来问题了。看来这股风还不小!以后要注意看简报。”
过了两天,会议上通知,政治局成员秘书可以随首长参加小组会议。我就随叶帅参加了两次小组会。会上多数人发言说,前几天的会议,是转移会议大方向;有的评评“天才论”是唯心论;有的则不发言,情绪很沉闷……从上述回忆文字来看,1970年的庐山会议的确不寻常。由于林彪、陈伯达一伙“抢班夺权”的公开化,因而斗争颇为激烈。一方面是林彪、陈伯达一伙为了抢班夺权,公然擅自改变会议主题,在大会上大谈特谈“天才论”,蓄意叫嚷“国家应设主席”,心怀鬼胎,气焰嚣张;另一方面是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识破林彪、陈伯达等人的阴谋,不为所动,都在与林彪、陈伯达的这种“抢班夺权”的不轨行为进行斗争。正由于双方针锋相对,斗争激烈,故会议的气氛也同以往不一样,显得十分紧张。据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这次会议期间的“小组会场连窗户都关着,有人进出会场时,可以从门口看见里面烟雾腾腾”。可见,会议气氛的紧张和激烈程度。
8月26日,各小组暂停开会。大会宣布大家分头看文件,为修改《宪法》补充意见。同时,也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看戏剧等休闲活动。叶剑英和聂荣臻一起,参观了庐山植物园,游览了庐山的有名景点含鄱口。叶剑英曾两次来过庐山,故这次他旧地重游,别有一番感慨。在游览过程中,叶剑英和聂荣臻曾经议论前几天会议的情况。他们对会议期间各小组讨论的气氛感到不对劲,认为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在小组会的发言中,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揪人,又不点名,不知搞什么名堂。这不是又要改变全会方向了吗?
8月27、28日两天,叶剑英出席华东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宪法问题。8月29日,叶剑英和朱德一起游览仙人洞,途中遇到聂荣臻,三人并排坐在石凳上合影留念,同时也谈起对会议某些现象的看法,大家心中都感到沉甸甸的。朱德笑着对叶、聂两位老友说:1959年自己在庐山还做诗,这一次是做不出来了。他提议叶帅来一首吧?叶剑英摇摇头说:我也做不出来。而旁边的聂荣臻更是满腹心事,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8月30日,叶剑英继续参加华东小组会议,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开会录音。其内容是:毛泽东于8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陈伯达等在小组会上要揪人的发言,以及散发论天才的语录等错误做法。8月31日,会议暂时休会。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进一步严厉批判陈伯达的错误。此后,从9月2日至5日,一连四天,叶剑英按照会议的安排,继续出席华东小组会议。前两天(2日、3日)在小组会议上学习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并在小组会上发言,对陈伯达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判。后两天(4日、5日)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叶剑英对陈伯达的批判,会议的简报曾有所登载,但只登了叶剑英的发言摘要,而且发言的主题也没有写清楚。叶剑英于9月4日看过简报后,打电话问小组组长:为什么会议简报不登我发言的全文?小组长说,发稿之前,我没有看,我马上叫他们登全文。后来,这位小组长对叶剑英说:那份简报的事,是我失职了。叶剑英说:不是你的问题,我怀疑是有人叫这样干的。
在1970年的这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专门接见叶剑英。那是在会议结束前一天(即9月5日),周恩来打电话给叶剑英的秘书王守江:告诉叶帅,会议结束后,请他不要走,毛主席可能还有事情找他。时过两天之后,叶剑英遵嘱到毛泽东的住处开会。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调查陈伯达历史问题的小组,由周恩来负责,叶剑英当顾问,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离开庐山返回北京以后,叶剑英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于同年11月至1971年1月间,率领调查组前往福建、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等地,走访有关的老干部和群众,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经过了几个月艰苦细致的深入调查,终于查清了陈伯达这个政治骗子的反动历史情况,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所谓“红色理论家”的反革命真面目,圆满地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交给的任务。
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决定着党和国家命运的极其重要的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会议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猖狂进攻,击败了他们所策划的反革命阴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叶剑英在这场批判林彪、陈伯达的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对林彪、陈伯达进行揭发批判,为中央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做出了重要贡献。
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如今,历史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尽管时隔三四十年,当年出席庐山会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都已经作古,但是当年庐山会议的场景通过各种文字记载在史册上,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庐山上的履迹也仍然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