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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念曾顶着的头衔太多，最吓人的是“香港文化之父”。盛名在外，真正看过他的戏、书、画的人却不是很多。文青们提到他经常带着高山仰止的表情，也许是因为他创立的“进念·二十面体”里有太多耳熟能详的文化标本：林奕华、黄耀明、《石头记》。
荣念曾的新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把他的创作笔记、书信、回忆文章、漫画集结在一起。这是一个回顾，当荣念曾回顾自己过去的30年，最常说的就是：“要伤到大雅。”而他本人一直保持着提问的习惯，跟他做采访，他先问记者，你要写多少字，你准备怎么写，你的编辑会干涉你吗，你注重读者的反馈吗，你想过给自己的刊物提出突破的建议吗。
天天向上的小人儿
荣念曾的“荣”，和荣毅仁是一个“荣”，他们是亲戚。荣念曾生于上海，1948年全家人坐船从台湾到了香港，高中毕业后就去美国——很多人眼中，这是一帆风顺的人生。他小时候就跟父母长辈泡夜总会，10岁时和明星李丽华跳过舞。问荣念曾：“你那个‘荣’算名门吧？”他张大嘴巴，一副“太夸张”的表情：“当然不是，我只是普通人。”
如果说自己的童年真有什么与众不同，荣念曾觉得是父母的教育方式，用他的话说是“比较liberal”：没有补习，没有功课上的催促。他说要画画，父母就四处打听帮他找绘画老师，国画和西洋画都学。童年的荣念曾觉得教科书“实在太闷”，就开始画小人，这个习惯延续到他成年。开无聊会议时，他在给小人画表示说话的气泡，但是没有对白，因为他觉得“许多人发言空有姿态没有内容”。
1972年荣念曾第一次回国，去参观内地的学校，发现学校墙壁上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知道这是毛泽东写给小朋友的勉励词。“我有一点叛逆的，教条性的文字我也会去看，我觉得‘好好学习’是很唯物的，‘天天向上’是很唯心的，唯心的就有很多空间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天天向上’有非常多空间让我可以去尝试。”因为画的都是不好好学习、乱问问题的小朋友，荣念曾最终将这小人儿命名为“天天”。
今天的荣念曾被称为“香港文化之父”、“话剧大师”、“艺术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最早是个漫画家。上世纪70年代荣念曾认识了陈冠中，后者让他帮《号外》画画，荣念曾画了很多三格漫画，1979年就办了漫画展。当时香港流行的漫画是《老夫子》和《龙虎门》，荣念曾搞的却是“概念漫画展”。
拒绝标准答案
荣念曾这次到北京，带来了自己新戏《文化大革命》在新加坡演出的前20分钟视频。白衣的年轻人在舞台上起舞、爬行、奔跑、指责别人。舞台上的字幕提了很多问题。第一场戏结束，一个披着红盖头的女人在哭。
他在新书分享会上放这段视频，现场的读者看完都有点蒙。在场的洪晃替他问：“大家看懂了吗？”观众稀稀拉拉有几声回应却不敢说话。最终有女孩问：“那个结婚的场景，是什么在和什么结婚？”荣念曾回答：“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又有人问：“你在舞台上提了那么多问题，你为什么不给答案？”他说：“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
荣念曾的戏是出了名的“难看”——难以进入。很多人会觉得无聊。洪晃第一次看荣念曾的戏，一头雾水，问边上的朋友：“什么意思啊？”对方答：“你觉得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她又问：“他的戏都是这样吗？”对方说，“差不多都是这样，就是一批人在那走来走去，有时候互相抽嘴巴子，有时候哭哭闹闹的，永远是这样的。”荣念曾自己也说，很多人看了会睡着或者半途离场。有时候亲戚听说他在做话剧，高高兴兴去捧场，结果都坐在观众席里仰面大睡，直到被忽的一声剧烈的音响效果吓醒。
荣念曾把观众对舞台的假象概括为两种：一是假定台上的人都要唱歌跳舞讲故事来取悦自己；二是做好了这是一个课堂，自己要被教育的准备。这样的假想在他看来都是“目的性”、“功能性”的：“如果舞台上又不是娱乐又不是教书，他就不知道要干什么。要有足够的好奇心和耐心，放松一点真的去看。”
至于看懂与否、含义到底在哪里，荣念曾只是笑笑，“学校都只给我们答案，由小到大我们接触的都是标准答案，你在这个标准答案里面找一个标准的给答案的人，他就变成权威了。”
“荣念曾你很政治”
荣念曾小时候，妈妈给他买杂志《新儿童》，里面很多丰子恺作品，他很喜欢。后来《新儿童》越来越“左”，荣念曾称自己小时候“已经讨厌propaganda（宣传）”，就不再看。
上世纪70年代荣念曾到北京，经常看到很大的标语，措辞都是“认真”、“积极”、“绝对”。他觉得“宣传”也需要研究：“根本没有人跟这种宣传竞争，所以力量全放进去，要做到最好、最厉害的社会心理学效果，影响大家的，所以宣传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你分析之后就可以慢慢了解自己的机构、自己的文化。”
荣念曾1980年开始做实验话剧，四部作品加在一起叫《中国旅程》。讲马可·波罗、安东尼奥尼怎么阅读中国。第二部戏受当时的港英政府委托而做，他在剧本《长征》里写红军过夜，早上出发，转头天上下了红色的雪。结果香港话剧团和政府都觉得“很政治”。几经交涉，《长征》改名叫《大路》。
到了1983年的《列女传》，荣念曾讨论女性。而在1984年前夕的香港，“讨论什么都被阅读成位置之争”，有人说“荣念曾你很政治”，他的想法是“我倒觉得批评我政治的人很政治”。有人跟荣念曾说，政府派人看了演出，也许要开始检查剧本了，进念开始开讨论会，请官员来对话，最终港英政府让步。
荣念曾现在提到这些事情，对“限制”很不屑一顾：“时间是往前走的，你不推动它就不会变。我也跟做小剧场的朋友说，不要一天到晚埋怨，有什么好埋怨的？找到可以做的边缘，你就去做。”
“有伤大雅”
问：你很喜欢琢磨成语？
荣念曾：我17岁离开香港。17岁到37岁在美国。头几年全是英语，我回到香港之后突然之间变得不断在中英文之间翻译，我发觉这个过程很有趣很重要。我重新在审视我们既有的文化结构。中国文字太厉害了。我每看一个字就要想很久。大家处理文字太多了，就不去想文字背后的东西，这个字有多少种解释。为什么用这个字，不用那个字？如果我一定全用中文说话，怎么选字？跨文化和跨语言对创作是很重要的。
问：“伤大雅”这个典故是怎么来的？
荣念曾：“大雅”是以前祖宗留下来给我们一个准则。我们是不是能给下一代人创作一个新的大雅？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无伤大雅”，那做来干嘛？所以我们要跟这个大雅有一个关系，其实我们做的事情都有点伤到大雅。又比如，我觉得好的设计艺术家都是“不安本分”的，会“不务正业”的，他们会有很多副业。有一阵子我会专门在框外面画画。因为我想，为什么一定要有个框呢？为什么不能在框外面画画？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画廊，所有画都在框外面。
以前，《列女传》演完之后很多争议。我就想到，原来以前做的都是“无伤大雅”的小圈子里的消费品，这次真的触动到了“大雅”。
问：你很喜欢提问题？
荣念曾：年纪越轻，提问题越多，因为很好奇，小孩不断问成年人。小孩进房间，他会觉得有窗户、有光，有很多材料和颜色，好多信息在里面，但是我们已经一点都感觉不到。除非你说外面有火灾，我们才想，窗户在哪里，我要知道逃生的路怎么走，这是有需求的，功能性的。我们的敏锐度和敏感度越来越低了。这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一来就要标准答案。所以我们就要问，学校怎么变成这样？而不是我们有孩子要上学的时候再去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问：刚回到香港的时候觉得感觉如何？刚到内地的时候呢？
荣念曾：1984年以前的相关，像“八国联军”，这不是贬义，我是说，每个礼拜都能找到不同的文化活动。那时候很多年轻人想尝试新的东西。到了上世纪90年代，2000年之后，实验性的东西是不是越来越淡化了？我也不知道。我不是社会学家。
70年代我到内地来看亲戚，都会包一包礼物。他们会把礼物拆开，把纸头、绳子全部都放好，说以后用。那时候我感觉到大家对环境里面所有东西都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现在没有了，包装就是包装，拆了就扔掉了，马上就消费掉了。我会觉得物资多了，人就不去了解它，不去用它。
最近这几年其实国内变化蛮重要的，政策会影响国内的文化产业和搞文化的人。但如果整个事业是现在这样运行的话，多元化的文化会变得单元化。怎样保持文化，是个挑战。
问：看你书里对剧场的讨论，就会觉得北京看到的对剧场的讨论还处在很初步的阶段，大家都关心剧场能不能活下去，能活下去就是现在形势很好，活不下去就说我们的文化环境太差，然后就没有了？
荣念曾：你说的那些讨论，只是走了半步，没有再走第二步、第三步，因为大家都不做功课，走了半步就停在那里，埋怨的很多，埋怨完了就发泄，发泄完了就完了，过了一阵子再开始埋怨。
这个常常回到，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学习？可能大家对这个话题不是好好学习，只是好好消费。
荣念曾的新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把他的创作笔记、书信、回忆文章、漫画集结在一起。这是一个回顾，当荣念曾回顾自己过去的30年，最常说的就是：“要伤到大雅。”而他本人一直保持着提问的习惯，跟他做采访，他先问记者，你要写多少字，你准备怎么写，你的编辑会干涉你吗，你注重读者的反馈吗，你想过给自己的刊物提出突破的建议吗。
天天向上的小人儿
荣念曾的“荣”，和荣毅仁是一个“荣”，他们是亲戚。荣念曾生于上海，1948年全家人坐船从台湾到了香港，高中毕业后就去美国——很多人眼中，这是一帆风顺的人生。他小时候就跟父母长辈泡夜总会，10岁时和明星李丽华跳过舞。问荣念曾：“你那个‘荣’算名门吧？”他张大嘴巴，一副“太夸张”的表情：“当然不是，我只是普通人。”
如果说自己的童年真有什么与众不同，荣念曾觉得是父母的教育方式，用他的话说是“比较liberal”：没有补习，没有功课上的催促。他说要画画，父母就四处打听帮他找绘画老师，国画和西洋画都学。童年的荣念曾觉得教科书“实在太闷”，就开始画小人，这个习惯延续到他成年。开无聊会议时，他在给小人画表示说话的气泡，但是没有对白，因为他觉得“许多人发言空有姿态没有内容”。
1972年荣念曾第一次回国，去参观内地的学校，发现学校墙壁上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知道这是毛泽东写给小朋友的勉励词。“我有一点叛逆的，教条性的文字我也会去看，我觉得‘好好学习’是很唯物的，‘天天向上’是很唯心的，唯心的就有很多空间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天天向上’有非常多空间让我可以去尝试。”因为画的都是不好好学习、乱问问题的小朋友，荣念曾最终将这小人儿命名为“天天”。
今天的荣念曾被称为“香港文化之父”、“话剧大师”、“艺术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最早是个漫画家。上世纪70年代荣念曾认识了陈冠中，后者让他帮《号外》画画，荣念曾画了很多三格漫画，1979年就办了漫画展。当时香港流行的漫画是《老夫子》和《龙虎门》，荣念曾搞的却是“概念漫画展”。
拒绝标准答案
荣念曾这次到北京，带来了自己新戏《文化大革命》在新加坡演出的前20分钟视频。白衣的年轻人在舞台上起舞、爬行、奔跑、指责别人。舞台上的字幕提了很多问题。第一场戏结束，一个披着红盖头的女人在哭。
他在新书分享会上放这段视频，现场的读者看完都有点蒙。在场的洪晃替他问：“大家看懂了吗？”观众稀稀拉拉有几声回应却不敢说话。最终有女孩问：“那个结婚的场景，是什么在和什么结婚？”荣念曾回答：“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又有人问：“你在舞台上提了那么多问题，你为什么不给答案？”他说：“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
荣念曾的戏是出了名的“难看”——难以进入。很多人会觉得无聊。洪晃第一次看荣念曾的戏，一头雾水，问边上的朋友：“什么意思啊？”对方答：“你觉得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她又问：“他的戏都是这样吗？”对方说，“差不多都是这样，就是一批人在那走来走去，有时候互相抽嘴巴子，有时候哭哭闹闹的，永远是这样的。”荣念曾自己也说，很多人看了会睡着或者半途离场。有时候亲戚听说他在做话剧，高高兴兴去捧场，结果都坐在观众席里仰面大睡，直到被忽的一声剧烈的音响效果吓醒。
荣念曾把观众对舞台的假象概括为两种：一是假定台上的人都要唱歌跳舞讲故事来取悦自己；二是做好了这是一个课堂，自己要被教育的准备。这样的假想在他看来都是“目的性”、“功能性”的：“如果舞台上又不是娱乐又不是教书，他就不知道要干什么。要有足够的好奇心和耐心，放松一点真的去看。”
至于看懂与否、含义到底在哪里，荣念曾只是笑笑，“学校都只给我们答案，由小到大我们接触的都是标准答案，你在这个标准答案里面找一个标准的给答案的人，他就变成权威了。”
“荣念曾你很政治”
荣念曾小时候，妈妈给他买杂志《新儿童》，里面很多丰子恺作品，他很喜欢。后来《新儿童》越来越“左”，荣念曾称自己小时候“已经讨厌propaganda（宣传）”，就不再看。
上世纪70年代荣念曾到北京，经常看到很大的标语，措辞都是“认真”、“积极”、“绝对”。他觉得“宣传”也需要研究：“根本没有人跟这种宣传竞争，所以力量全放进去，要做到最好、最厉害的社会心理学效果，影响大家的，所以宣传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你分析之后就可以慢慢了解自己的机构、自己的文化。”
荣念曾1980年开始做实验话剧，四部作品加在一起叫《中国旅程》。讲马可·波罗、安东尼奥尼怎么阅读中国。第二部戏受当时的港英政府委托而做，他在剧本《长征》里写红军过夜，早上出发，转头天上下了红色的雪。结果香港话剧团和政府都觉得“很政治”。几经交涉，《长征》改名叫《大路》。
到了1983年的《列女传》，荣念曾讨论女性。而在1984年前夕的香港，“讨论什么都被阅读成位置之争”，有人说“荣念曾你很政治”，他的想法是“我倒觉得批评我政治的人很政治”。有人跟荣念曾说，政府派人看了演出，也许要开始检查剧本了，进念开始开讨论会，请官员来对话，最终港英政府让步。
荣念曾现在提到这些事情，对“限制”很不屑一顾：“时间是往前走的，你不推动它就不会变。我也跟做小剧场的朋友说，不要一天到晚埋怨，有什么好埋怨的？找到可以做的边缘，你就去做。”
“有伤大雅”
问：你很喜欢琢磨成语？
荣念曾：我17岁离开香港。17岁到37岁在美国。头几年全是英语，我回到香港之后突然之间变得不断在中英文之间翻译，我发觉这个过程很有趣很重要。我重新在审视我们既有的文化结构。中国文字太厉害了。我每看一个字就要想很久。大家处理文字太多了，就不去想文字背后的东西，这个字有多少种解释。为什么用这个字，不用那个字？如果我一定全用中文说话，怎么选字？跨文化和跨语言对创作是很重要的。
问：“伤大雅”这个典故是怎么来的？
荣念曾：“大雅”是以前祖宗留下来给我们一个准则。我们是不是能给下一代人创作一个新的大雅？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无伤大雅”，那做来干嘛？所以我们要跟这个大雅有一个关系，其实我们做的事情都有点伤到大雅。又比如，我觉得好的设计艺术家都是“不安本分”的，会“不务正业”的，他们会有很多副业。有一阵子我会专门在框外面画画。因为我想，为什么一定要有个框呢？为什么不能在框外面画画？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画廊，所有画都在框外面。
以前，《列女传》演完之后很多争议。我就想到，原来以前做的都是“无伤大雅”的小圈子里的消费品，这次真的触动到了“大雅”。
问：你很喜欢提问题？
荣念曾：年纪越轻，提问题越多，因为很好奇，小孩不断问成年人。小孩进房间，他会觉得有窗户、有光，有很多材料和颜色，好多信息在里面，但是我们已经一点都感觉不到。除非你说外面有火灾，我们才想，窗户在哪里，我要知道逃生的路怎么走，这是有需求的，功能性的。我们的敏锐度和敏感度越来越低了。这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一来就要标准答案。所以我们就要问，学校怎么变成这样？而不是我们有孩子要上学的时候再去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问：刚回到香港的时候觉得感觉如何？刚到内地的时候呢？
荣念曾：1984年以前的相关，像“八国联军”，这不是贬义，我是说，每个礼拜都能找到不同的文化活动。那时候很多年轻人想尝试新的东西。到了上世纪90年代，2000年之后，实验性的东西是不是越来越淡化了？我也不知道。我不是社会学家。
70年代我到内地来看亲戚，都会包一包礼物。他们会把礼物拆开，把纸头、绳子全部都放好，说以后用。那时候我感觉到大家对环境里面所有东西都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现在没有了，包装就是包装，拆了就扔掉了，马上就消费掉了。我会觉得物资多了，人就不去了解它，不去用它。
最近这几年其实国内变化蛮重要的，政策会影响国内的文化产业和搞文化的人。但如果整个事业是现在这样运行的话，多元化的文化会变得单元化。怎样保持文化，是个挑战。
问：看你书里对剧场的讨论，就会觉得北京看到的对剧场的讨论还处在很初步的阶段，大家都关心剧场能不能活下去，能活下去就是现在形势很好，活不下去就说我们的文化环境太差，然后就没有了？
荣念曾：你说的那些讨论，只是走了半步，没有再走第二步、第三步，因为大家都不做功课，走了半步就停在那里，埋怨的很多，埋怨完了就发泄，发泄完了就完了，过了一阵子再开始埋怨。
这个常常回到，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学习？可能大家对这个话题不是好好学习，只是好好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