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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国后不久，我国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摆在当时执政的我们党面前的重要课题。对此，毛泽东结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做出初步探索，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长征，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新主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篇章。认真总结毛泽东当年探索的基本经验，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9-0065-04
马克思主义的“三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三化”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和孕育的历程，又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理论自信、理论自觉的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过程。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伟大先行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时代特征和人民需求相结合，在实践中凭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篇章。
一、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发端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决策，以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新工作和新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党由一个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进行生产建设的党，即党领导全国人民执掌国家政权，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核心。随着全国土地改革的完成，党担负着实现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新使命。然而，由于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国内长期战争的破坏，新中国刚成立时的国民经济几乎陷入了崩溃境地，经济和文化都十分落后，加之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期带领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缺乏领导国家建设和管理城市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得不照搬苏联模式。毛泽东说：“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1]305这种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的经验主义做法，不符合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从实际出发的作风，也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上我国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察觉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一些弊端，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适用于我国国情，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后破除了对苏联经验的迷信，毛泽东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2]23-24这对于执掌全国政权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辛，迎难而上，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征程。
二、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着“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历史课题，在继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富有创新性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1.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再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使之上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带着“怎样过渡”和“如何建设”的问题，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探索。
一是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列宁曾说过，“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3]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毛泽东考虑到我国落后的工业基础和土改后农村生产的实际状况，在农业改造中没有照搬苏联“工业化带动农业机械化”的做法 ，而是采取“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方针，并配合正确的农村阶级政策和逐步过渡的组织形式，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顺利地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以列宁曾设想而未能实现的和平赎买的方针为指导，创造出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逐步过渡形式，成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剧烈的社会震荡和经济破坏。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的又一次重大创举。
二是打开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以苏为鉴”，开始思索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讲话，初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认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主要是处理好农、轻、重的发展关系，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要更注重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即坚持“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4]241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5]7的总方针，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建设。这使我国避免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弊端，初步建立了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我国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之后，毛泽东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和“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毛泽东的这些主张为我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长征指明了前进方向。
2.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新主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积极回应时代主题。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意味着发展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我国的时代主题。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时代主题，明确地给出了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回应。 一是创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毛泽东是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第一人。首先，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靠矛盾推动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其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可以凭借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不断完善来解决。[4]213-214毛泽东这一关于矛盾的学说，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哲学依据。再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题，并强调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放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去认识，号召党的各级干部要学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代主题的高度哲学概括，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是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列宁认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后，必然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6]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4]1所以，为了提高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和效率，毛泽东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1956年12 月，在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居主导地位前提下，毛泽东提出既“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4]170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过激行为时，“提出过要利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的主张”。[7] 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已认识到中国需要以市场手段来发展经济。此外，为了克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毛泽东主张“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4]31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之后，他还提出了“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企业发展的新思路，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经济效益。这些改革主张是毛泽东应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而做出的新探索。
3.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篇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简单朴实的话语说清楚，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广大党员和群众更好地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新中国成立后，谙熟中国文化的毛泽东从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出发，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新贡献。
一是倡导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了较好的诠释：“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323 要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化为群众的思想武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贴近群众生活的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对此毛泽东运用大量富含中国文化元素且易于老百姓理解的语言，通俗浅显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诸如，毛泽东曾用“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这些贴近群众生活的语言论述建国初期我国的外交基本方针，曾以“四马分肥”形象的说法说明初级国家资本主义的利润分配方式，还用“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简明通俗地表述了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方针，曾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生动语句阐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毛泽东运用这些通俗化、群众化的语言，为建国后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做出了不朽的功绩。
二是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新中国建立后，党员队伍由于新进党员众多而迅速扩大，加上当时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较复杂，党中央对此提出：“用马列主义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8] 这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对此毛泽东指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9]361“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9]498从1949年底开始，他就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运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努力引导广大党员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增强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1950 年 12 月和 1952 年 4 月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重要的哲学著作，进一步激发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热情，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运动推向新高潮。1955年4月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召开干部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据该报告反映，全国共有约 250 余万名干部参加理论学习。[10] 通过这次学习，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群众观和阶级斗争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由此可见，这次理论学习不仅普遍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
三、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启示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开拓是一次颇具勇气和创新精神的伟大尝试。虽然这次尝试最终没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但为我们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深刻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启示。
第一，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思想前提。理论能够指导实践，但是如果对理论的精神实质把握不好，就会造成实践的失误，给我们的建设事业带来损失。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始终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首要问题。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精神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但从其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来看，马克思主义可分为基本原理和个别原理两部分。后者由于时空条件的变化，对实践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前者具有。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决不能死守马克思主义在特定情境下的个别结论。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不断发展的理论，破除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结合中国实践的需求，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新成果。 第二，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实践基础。1956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时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2]23 可见，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是我们做出正确判断和决策，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前提。可是，当今世界形势瞬息万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增加了我们准确把握国情的难度。我们想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一直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推进，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和研究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一切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掌握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规律，找准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突破口，做到在理论上科学地分析国情，在实践上准确地把握国情。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具体国情的正确结合，更好地应对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研究新情况，寻找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发展。
第三，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利益诉求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发展动力。在新世纪新阶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必须做到：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动力源泉。因此，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考虑他们的理解力、文化习俗、思维方式，运用他们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调动他们积极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中去，发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主力军作用。另一方面，紧密结合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总结和深化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经验，大力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工作。二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毛泽东曾说过：“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1] 离开了物质利益单纯讲思想觉悟、共产主义理想，只能是空谈。所以要想人民群众接受党的领导、接受马克思主义，必须关心和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问题，满足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需求，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所在。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获得旺盛的活力和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四，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精神品质。解放思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思想保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永恒的理论品质。进入新世纪，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一定的挑战。为了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我们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来看待世界，多掌握一些国际社会的基本情况，紧跟世界发展的潮流，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使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获得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12]12确保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坚定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2]15
综观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思考和创造性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既产生了一些相对完备的思想理论，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成果。之后，由于受到思想理论准备不足、传统思维方式和国家领导制度不完善等因素的局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严重失误。但是，毛泽东的初步探索“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2]10同时，他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也为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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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G].北京：学习出版
社，1996：938.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7.
[1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闫生金]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9-0065-04
马克思主义的“三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三化”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和孕育的历程，又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理论自信、理论自觉的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过程。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伟大先行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时代特征和人民需求相结合，在实践中凭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篇章。
一、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发端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决策，以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新工作和新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党由一个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进行生产建设的党，即党领导全国人民执掌国家政权，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核心。随着全国土地改革的完成，党担负着实现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新使命。然而，由于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国内长期战争的破坏，新中国刚成立时的国民经济几乎陷入了崩溃境地，经济和文化都十分落后，加之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期带领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缺乏领导国家建设和管理城市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得不照搬苏联模式。毛泽东说：“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1]305这种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的经验主义做法，不符合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从实际出发的作风，也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上我国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察觉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一些弊端，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适用于我国国情，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后破除了对苏联经验的迷信，毛泽东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2]23-24这对于执掌全国政权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辛，迎难而上，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征程。
二、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着“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历史课题，在继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富有创新性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1.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再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使之上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带着“怎样过渡”和“如何建设”的问题，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探索。
一是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列宁曾说过，“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3]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毛泽东考虑到我国落后的工业基础和土改后农村生产的实际状况，在农业改造中没有照搬苏联“工业化带动农业机械化”的做法 ，而是采取“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方针，并配合正确的农村阶级政策和逐步过渡的组织形式，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顺利地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以列宁曾设想而未能实现的和平赎买的方针为指导，创造出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逐步过渡形式，成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剧烈的社会震荡和经济破坏。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的又一次重大创举。
二是打开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以苏为鉴”，开始思索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讲话，初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认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主要是处理好农、轻、重的发展关系，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要更注重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即坚持“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4]241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5]7的总方针，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建设。这使我国避免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弊端，初步建立了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我国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之后，毛泽东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和“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毛泽东的这些主张为我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长征指明了前进方向。
2.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新主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积极回应时代主题。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意味着发展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我国的时代主题。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时代主题，明确地给出了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回应。 一是创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毛泽东是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第一人。首先，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靠矛盾推动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其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可以凭借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不断完善来解决。[4]213-214毛泽东这一关于矛盾的学说，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哲学依据。再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题，并强调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放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去认识，号召党的各级干部要学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代主题的高度哲学概括，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是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列宁认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后，必然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6]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4]1所以，为了提高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和效率，毛泽东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1956年12 月，在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居主导地位前提下，毛泽东提出既“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4]170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过激行为时，“提出过要利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的主张”。[7] 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已认识到中国需要以市场手段来发展经济。此外，为了克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毛泽东主张“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4]31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之后，他还提出了“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企业发展的新思路，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经济效益。这些改革主张是毛泽东应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而做出的新探索。
3.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篇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简单朴实的话语说清楚，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广大党员和群众更好地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新中国成立后，谙熟中国文化的毛泽东从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出发，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新贡献。
一是倡导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了较好的诠释：“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323 要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化为群众的思想武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贴近群众生活的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对此毛泽东运用大量富含中国文化元素且易于老百姓理解的语言，通俗浅显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诸如，毛泽东曾用“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这些贴近群众生活的语言论述建国初期我国的外交基本方针，曾以“四马分肥”形象的说法说明初级国家资本主义的利润分配方式，还用“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简明通俗地表述了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方针，曾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生动语句阐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毛泽东运用这些通俗化、群众化的语言，为建国后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做出了不朽的功绩。
二是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新中国建立后，党员队伍由于新进党员众多而迅速扩大，加上当时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较复杂，党中央对此提出：“用马列主义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8] 这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对此毛泽东指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9]361“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9]498从1949年底开始，他就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运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努力引导广大党员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增强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1950 年 12 月和 1952 年 4 月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重要的哲学著作，进一步激发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热情，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运动推向新高潮。1955年4月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召开干部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据该报告反映，全国共有约 250 余万名干部参加理论学习。[10] 通过这次学习，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群众观和阶级斗争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由此可见，这次理论学习不仅普遍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
三、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启示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开拓是一次颇具勇气和创新精神的伟大尝试。虽然这次尝试最终没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但为我们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深刻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启示。
第一，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思想前提。理论能够指导实践，但是如果对理论的精神实质把握不好，就会造成实践的失误，给我们的建设事业带来损失。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始终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首要问题。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精神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但从其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来看，马克思主义可分为基本原理和个别原理两部分。后者由于时空条件的变化，对实践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前者具有。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决不能死守马克思主义在特定情境下的个别结论。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不断发展的理论，破除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结合中国实践的需求，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新成果。 第二，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实践基础。1956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时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2]23 可见，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是我们做出正确判断和决策，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前提。可是，当今世界形势瞬息万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增加了我们准确把握国情的难度。我们想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一直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推进，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和研究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一切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掌握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规律，找准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突破口，做到在理论上科学地分析国情，在实践上准确地把握国情。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具体国情的正确结合，更好地应对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研究新情况，寻找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发展。
第三，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利益诉求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发展动力。在新世纪新阶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必须做到：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动力源泉。因此，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考虑他们的理解力、文化习俗、思维方式，运用他们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调动他们积极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中去，发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主力军作用。另一方面，紧密结合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总结和深化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经验，大力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工作。二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毛泽东曾说过：“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1] 离开了物质利益单纯讲思想觉悟、共产主义理想，只能是空谈。所以要想人民群众接受党的领导、接受马克思主义，必须关心和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问题，满足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需求，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所在。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获得旺盛的活力和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四，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精神品质。解放思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思想保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永恒的理论品质。进入新世纪，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一定的挑战。为了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我们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来看待世界，多掌握一些国际社会的基本情况，紧跟世界发展的潮流，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使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获得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12]12确保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坚定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2]15
综观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思考和创造性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既产生了一些相对完备的思想理论，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成果。之后，由于受到思想理论准备不足、传统思维方式和国家领导制度不完善等因素的局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严重失误。但是，毛泽东的初步探索“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2]10同时，他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也为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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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