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旧时的北京虽是京师所在，但医药事业却很落后。家祖缙桂擅长中医儿科，父振启是同仁堂坐堂的皮科专家，故此笔者自幼对有关济世良医的故事耳闻目睹。以“针灸”而论，在旧京中医界曾历经几番轮回，清朝废止“针灸”的缘由至今是个谜。针灸亦不被正统儒医或堂医重视，而家传的乡医与游走的铃医却最擅“针灸”，治疗上颇有建树，技法上亦有精深绝技。但研究“针灸”的书籍却都是儒医们编修的，原因则是此类医生只是粗通文墨。
如今常用“针”而少用“灸”
针灸是两种治疗方法，“针”与“灸”相互间可立可破。“针”是以各类针刺工具对穴位刺入或按压进行治疗，“务”则是以可燃烧物对穴位烤灼。通常多用艾绒或其他可燃药物。还有在针刺的同时用艾绒在针柄燃烧，致使穴位传热的治疗方法才是名副其实的“针灸”。
相传针灸治疗是上古伏羲氏发明，素有“尝味百草而制九针”的说法。但彼时的“针”应是石制，经过漫长的岁月才逐渐以骨、竹向金属针过渡。这是从“砭石”诊病的典故中流传下来的，这种以石当针刺激穴位始称“砭刺”。至于“灸法”从人类学会使用火就出现了，针与灸配合使用则是原始诊病发展的又一高度。
秦汉以来的古典医学著作中多有研究针灸的记载，《黄帝内经》中有经络循行以及病候、腧穴、针灸方法等章节；在《灵枢》中对针灸的治疗方法有更具体的理论，称之为《针经》。
汉代《黄帝八十一难经》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都是较早记载针灸的理论古籍。在《伤寒杂病论》中还有许多针灸处方，以针灸和用药配合治疗。自此，针灸学便成为用药以外的最重要科目，理论典籍不断丰富，历代不断研究完善。以魏晋时的《针灸甲乙经》作为标志，奠定了针灸学在医疗中的地位，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医学著作。葛洪编写的《肘后备急方》，以大量篇幅介绍灸方九十九条，是研究灸法临床应用的法典。
唐代最重视针灸，出现诸多理论典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医学经典。李世民还下旨叫甄权等医学名家们对前人的針灸典籍进行整理，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崔知悌的《骨蒸病灸方》等都是有关针灸的理论书籍。唐代的太医设有针灸科，设“针博士1人，针助教1人，针师10人，针工20人，针生20人”，把针灸的地位提高到几乎与用药同等的境地。
五代以后，针灸学几乎是医生的必修课，辽、宋、金、元时期的太医院曾经分设“针”和“灸”两科。
宋代王惟一在经穴方面确立了354个，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设计了两个铜人供针灸穴位参考。
金代何若愚创立“子午流注针法”、马丹阳的“天星十二穴”、窦汉卿的“八脉交会穴”等都是有关针灸的高超针法，元代滑伯仁著有《十四经发挥》。
明代不但对前世针灸典籍整理研究著述丰富，在针刺手法方面也不断创新提高。以陈会著《神应经》、徐凤著《针灸大全》、高武著《针灸聚英》、杨继洲著《针灸大成》、吴昆著《针方六集》、汪机著《针灸问对》、张介宾著《类经图翼》、李时珍著《奇经八脉考》等书籍标志着此时针灸学的高度发展，而《针灸大成》则是对针灸学的所有文献总结。明代的针灸在北京是一门非常活跃的学问，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其神秘的穴位产生浓厚的兴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之一。
清朝是中医针灸的灾难时代
直至清乾隆年间，针灸科的发展相对平稳，基本保持明代以来的传承状况。当时的太医院设有大方脉科、小方脉科、痘疹科、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等，但到嘉庆二年（1797）有了变化，痘疹科与小方脉科合并，口齿科与咽喉科合并为口齿咽喉科，使数百年来的十一科减为九科。嘉庆六年（1801），将正骨科划归上驷院蒙军旗绰班匠应差，使得正骨虽属医科却栖身养马衙门。道光二年（1822），将太医院针灸科裁撤，令针灸科永远停止。这就是直接导致针灸科在内廷以及官方消失的祸根，但是究竟为何要裁撤针灸科，还确定永远停止呢？至今让人琢磨不透。
据《太医院志》记载：“道光二年奉旨：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著永远停止。”这就是道光帝裁撤针灸科的原因，他是从来不知道针灸在治疗方面的优势？还是对针灸恐惧？目前，没有可靠资料来下定论。
但皇帝惧怕针灸并非始自道光，历朝历代君主都格外珍惜自己的生命。三国时的华佗给曹操诊病用过针刺，疗效虽好，曹操终存疑虑，担忧被害，最终对华佗下了毒手。由此推及道光帝裁撤针灸科似也可理解。不过这道圣旨还是肯定了“针灸一法，由来已久”，是因“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才废止。这或许是害怕以针灸行刺，因为道光帝曾目睹嘉庆帝遇到的两回行刺，再加上他一向多疑。实际上皇室成员及高官显贵也大都恐惧针灸，至此针灸在北京中医界的地位一落千丈。
时值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阶段，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及西方医学随着传教士的传入太医院裁撤针灸科后，中医只能在用药方面努力提高发展，针灸的研究则逐渐停滞。从清代编撰针灸典籍远不及前朝来看，此时的针灸学科不但没有发展，甚至被排抒得还不如骨伤按摩等科目。针灸最终只好在家传的乡医和游走的铃医界中，惨淡落脚儿，聊以为生。针灸疗法尽管在内廷以及上层社会中消失，但在民间依然得到传承。而针灸科在太医院永远停止后，此后的太医院再也没有传承针灸的线路，以至北京所有的正统儒医和部分堂医大多不擅长针灸，后世的儒医们甚至还有排斥针灸的倾向。
1912年，宣统帝逊位改元民国，北京的针灸科略考好转。一些家传乡医和擅长经穴的堂医们又开始利用针灸治疗，而患者却多为平民阶层，官员绅商阶层以及闺中女性患者依然不用针灸治疗。直到上世纪30年代后，钊灸治病在北京城区才逐渐被大部分患者以及儒医界接受。从事针灸科的医生们文化程度一般，针灸治疗方面还是局限在临床救治，在配合药物治疗以及学术研究方面依然比较薄弱。北京当时最著名针灸大夫是王乐亭先生，他的诊所开设在宣武门外校场六条，每天患者不断，被誉为“金针王乐亭”。
解放后，针灸科在北京中医界飞速发展，不仅国家医学院正式设立学科，还把很多长期在民间行医的老大夫吸收到国营医疗单位，经过基本医学培训后再有计划地安排临床教学，使得众多的青年医务工作者都能掌握针灸治疗。
在推广农村赤脚医生的时代，北京城郊所有的医生几乎都学过针灸疗法。但是这样一窝蜂地推广也使一些独特针灸技法失传，如在治疗儿科方面的“皮针”，以及用大针刺舌救急等技法。后来则形成毫针刺法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在灸法方面却逐渐减少。
“文革”末期，北京中医界又掀起了一股针灸技法革新的风气，很多医院研制出各种所谓的“电针”，以声电波电针法、电火针法、微波针法等最为常见。1980年以来，随着外来先进医疗仪器的应用，又出现了所谓的“激光针”治疗，有穴位激光照射法、穴位贴敷法、穴位埋线法、穴位磁疗法、穴位注射法等。而后又创新复古了一些针法，以耳针法、头针法、眼针法、手针法、足针法、腕踝针法等最为时尚。近来针灸名家贺普仁先生以60年行医经验，创研“贺氏针灸三通法”，不但疗效显著，而且依然遵循针灸古法。
近来，随着人们对艾滋病血液传染的认知，有很多患者面对针灸治疗产生恐慌，所以多数青年患者不会选择针灸治疗。而使用一次性针具的确是给医生找麻烦，同时也会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因此，目前北京的针灸科可能会面临又一次危机。将来的针灸还会发展成为什么样子，我们不好预测，但是前景究竟如何呢？是继续改革针具，还是从技法上下工夫？我很担心针灸成为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常用“针”而少用“灸”
针灸是两种治疗方法，“针”与“灸”相互间可立可破。“针”是以各类针刺工具对穴位刺入或按压进行治疗，“务”则是以可燃烧物对穴位烤灼。通常多用艾绒或其他可燃药物。还有在针刺的同时用艾绒在针柄燃烧，致使穴位传热的治疗方法才是名副其实的“针灸”。
相传针灸治疗是上古伏羲氏发明，素有“尝味百草而制九针”的说法。但彼时的“针”应是石制，经过漫长的岁月才逐渐以骨、竹向金属针过渡。这是从“砭石”诊病的典故中流传下来的，这种以石当针刺激穴位始称“砭刺”。至于“灸法”从人类学会使用火就出现了，针与灸配合使用则是原始诊病发展的又一高度。
秦汉以来的古典医学著作中多有研究针灸的记载，《黄帝内经》中有经络循行以及病候、腧穴、针灸方法等章节；在《灵枢》中对针灸的治疗方法有更具体的理论，称之为《针经》。
汉代《黄帝八十一难经》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都是较早记载针灸的理论古籍。在《伤寒杂病论》中还有许多针灸处方，以针灸和用药配合治疗。自此，针灸学便成为用药以外的最重要科目，理论典籍不断丰富，历代不断研究完善。以魏晋时的《针灸甲乙经》作为标志，奠定了针灸学在医疗中的地位，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医学著作。葛洪编写的《肘后备急方》，以大量篇幅介绍灸方九十九条，是研究灸法临床应用的法典。
唐代最重视针灸，出现诸多理论典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医学经典。李世民还下旨叫甄权等医学名家们对前人的針灸典籍进行整理，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崔知悌的《骨蒸病灸方》等都是有关针灸的理论书籍。唐代的太医设有针灸科，设“针博士1人，针助教1人，针师10人，针工20人，针生20人”，把针灸的地位提高到几乎与用药同等的境地。
五代以后，针灸学几乎是医生的必修课，辽、宋、金、元时期的太医院曾经分设“针”和“灸”两科。
宋代王惟一在经穴方面确立了354个，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设计了两个铜人供针灸穴位参考。
金代何若愚创立“子午流注针法”、马丹阳的“天星十二穴”、窦汉卿的“八脉交会穴”等都是有关针灸的高超针法，元代滑伯仁著有《十四经发挥》。
明代不但对前世针灸典籍整理研究著述丰富，在针刺手法方面也不断创新提高。以陈会著《神应经》、徐凤著《针灸大全》、高武著《针灸聚英》、杨继洲著《针灸大成》、吴昆著《针方六集》、汪机著《针灸问对》、张介宾著《类经图翼》、李时珍著《奇经八脉考》等书籍标志着此时针灸学的高度发展，而《针灸大成》则是对针灸学的所有文献总结。明代的针灸在北京是一门非常活跃的学问，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其神秘的穴位产生浓厚的兴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之一。
清朝是中医针灸的灾难时代
直至清乾隆年间，针灸科的发展相对平稳，基本保持明代以来的传承状况。当时的太医院设有大方脉科、小方脉科、痘疹科、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等，但到嘉庆二年（1797）有了变化，痘疹科与小方脉科合并，口齿科与咽喉科合并为口齿咽喉科，使数百年来的十一科减为九科。嘉庆六年（1801），将正骨科划归上驷院蒙军旗绰班匠应差，使得正骨虽属医科却栖身养马衙门。道光二年（1822），将太医院针灸科裁撤，令针灸科永远停止。这就是直接导致针灸科在内廷以及官方消失的祸根，但是究竟为何要裁撤针灸科，还确定永远停止呢？至今让人琢磨不透。
据《太医院志》记载：“道光二年奉旨：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著永远停止。”这就是道光帝裁撤针灸科的原因，他是从来不知道针灸在治疗方面的优势？还是对针灸恐惧？目前，没有可靠资料来下定论。
但皇帝惧怕针灸并非始自道光，历朝历代君主都格外珍惜自己的生命。三国时的华佗给曹操诊病用过针刺，疗效虽好，曹操终存疑虑，担忧被害，最终对华佗下了毒手。由此推及道光帝裁撤针灸科似也可理解。不过这道圣旨还是肯定了“针灸一法，由来已久”，是因“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才废止。这或许是害怕以针灸行刺，因为道光帝曾目睹嘉庆帝遇到的两回行刺，再加上他一向多疑。实际上皇室成员及高官显贵也大都恐惧针灸，至此针灸在北京中医界的地位一落千丈。
时值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阶段，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及西方医学随着传教士的传入太医院裁撤针灸科后，中医只能在用药方面努力提高发展，针灸的研究则逐渐停滞。从清代编撰针灸典籍远不及前朝来看，此时的针灸学科不但没有发展，甚至被排抒得还不如骨伤按摩等科目。针灸最终只好在家传的乡医和游走的铃医界中，惨淡落脚儿，聊以为生。针灸疗法尽管在内廷以及上层社会中消失，但在民间依然得到传承。而针灸科在太医院永远停止后，此后的太医院再也没有传承针灸的线路，以至北京所有的正统儒医和部分堂医大多不擅长针灸，后世的儒医们甚至还有排斥针灸的倾向。
1912年，宣统帝逊位改元民国，北京的针灸科略考好转。一些家传乡医和擅长经穴的堂医们又开始利用针灸治疗，而患者却多为平民阶层，官员绅商阶层以及闺中女性患者依然不用针灸治疗。直到上世纪30年代后，钊灸治病在北京城区才逐渐被大部分患者以及儒医界接受。从事针灸科的医生们文化程度一般，针灸治疗方面还是局限在临床救治，在配合药物治疗以及学术研究方面依然比较薄弱。北京当时最著名针灸大夫是王乐亭先生，他的诊所开设在宣武门外校场六条，每天患者不断，被誉为“金针王乐亭”。
解放后，针灸科在北京中医界飞速发展，不仅国家医学院正式设立学科，还把很多长期在民间行医的老大夫吸收到国营医疗单位，经过基本医学培训后再有计划地安排临床教学，使得众多的青年医务工作者都能掌握针灸治疗。
在推广农村赤脚医生的时代，北京城郊所有的医生几乎都学过针灸疗法。但是这样一窝蜂地推广也使一些独特针灸技法失传，如在治疗儿科方面的“皮针”，以及用大针刺舌救急等技法。后来则形成毫针刺法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在灸法方面却逐渐减少。
“文革”末期，北京中医界又掀起了一股针灸技法革新的风气，很多医院研制出各种所谓的“电针”，以声电波电针法、电火针法、微波针法等最为常见。1980年以来，随着外来先进医疗仪器的应用，又出现了所谓的“激光针”治疗，有穴位激光照射法、穴位贴敷法、穴位埋线法、穴位磁疗法、穴位注射法等。而后又创新复古了一些针法，以耳针法、头针法、眼针法、手针法、足针法、腕踝针法等最为时尚。近来针灸名家贺普仁先生以60年行医经验，创研“贺氏针灸三通法”，不但疗效显著，而且依然遵循针灸古法。
近来，随着人们对艾滋病血液传染的认知，有很多患者面对针灸治疗产生恐慌，所以多数青年患者不会选择针灸治疗。而使用一次性针具的确是给医生找麻烦，同时也会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因此，目前北京的针灸科可能会面临又一次危机。将来的针灸还会发展成为什么样子，我们不好预测，但是前景究竟如何呢？是继续改革针具，还是从技法上下工夫？我很担心针灸成为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