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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28日到9月3日，台湾富士康集团诉《第一财经日报》的“名誉侵权案”，经历了从索赔3000万元到1元，到双方握手言和、富士康撤诉的令人瞠目的戏剧性过程。
事件虽已偃旗息鼓，但它却暗示了全球正在发生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变革：即国家和市场以外大范围的社会机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机构包括政党。媒体、社会运动、利益集团、监督群体等等，这些非营利部门构成了公民社会。
但从富士康事件的发展来看，作为公民社会组成部分的特殊利益保护组织的缺失或不作为，说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任重道远。
2006年9月3日18点10分，《第一财经日报社与富士康科技集团(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声明》出现在《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一财”)网站上。
双方在相互致歉、相互致敬之后，富士康撤销了对“一财”的诉讼。在“一财”与富士康沸沸扬扬地对抗了110小时后，这场官司就这样，戏剧性地握手言和。
3000万元索赔：惹怒全国媒体
2006年8月28日晨，上海。一篇题为《报道“超时加班”——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遭索赔3000万元》的报道出现在当日《第一财经日报》头版。报道中称，“台湾首富郭台铭所控制的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鸿海”)旗下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下称“鸿富锦”)，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翁宝、王佑提出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索赔，并已要求相关法院查封、冻结了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
《第一财经日报》在当天的报道中附有一篇声明，表示“本报将坚决支持王佑、翁宝二人，全力应对与鸿富锦公司的诉讼”，对鸿富锦公司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查封记者个人财产“表示强烈谴责”，最后，指出“鸿富锦公司这种以公司组织行为针对记者个人的做法，势必引发新闻界的公愤。”
果然，一场新闻界的“公愤”就此爆发。
8月29日，舆论批评高潮迅猛而来。
《中国青年报》刊文《起诉记者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指出“这起诉讼的目的不在于维护自身的名誉权，而是要通过诉讼来打压记者”。《南方都市报》引用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的言论，指责富士康起诉记者的做法“是一种震慑、淫威”。
紧接着，《南方都市报》刊文《资本有恃无恐，媒体有心无力》，《上海证券报》发表《查封记者个人财产，舆论监督遭遇挑战》，《河北青年报》问《富士康告记者的牛气从哪里来》，《广州日报》则请了专家分析“富士康天价赔偿案如何了结”。
与此同时，多家媒体老总也纷纷“披挂上阵”。《财经时报》总编钮文新质问，“企业黑箱操作谁管?”《环球企业家》执行总编杨福呼吁，“企业应重视社会责任”。《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洲伟愤慨，“富士康在挑战公众知情权”。《IT经理世界》副总编张鹏更是疾呼，“反对霸权主义!”
同时，声援“一财”的各种行动也相继展开。国内部分财经传媒人自发成立“中国财经传媒人联盟”，发表五点声明，公开表示对被告记者方的“全力支持”。网上调查显示，九成网友支持“一财”。有市民向王佑捐款，表达对其的关心与支持。甚至国际记者组织也“请求苹果施压富士康撤回对记者诉讼”。
事出两月之前
富士康是在7月3日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的。此时相隔“一财”首篇关于富士康“超时加班”报道的发表，已经过去28天。
而这28天前以及28天里，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
6月11日，英国《星期天邮报》发表《iPod之城》，报道生产苹果公司主打产品iPod的富士康，其女工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只有27英镑。
6月14日，新浪科技频道以《苹果中国代工厂探秘；女工日工作15小时月薪300))为题，部分转载该篇报道。
紧接着便是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
“这应该是一种巧合。”“一财”发言人杨柏国告诉本刊，“我问过王佑，她当时应该是不知道《星期天邮报》发的那篇报道。新浪是14日转载的，如果我们14日看到新浪的文章，15日肯定是做不出来这篇报道的。”
但是，不少网站将新浪的文章与王佑的报道列在一起转载，并修改了王佑原报道的标题，在其中加入“血汗工厂”“黑幕”等字眼。
后来，王佑在情况说明中称，她最开始关注此事是因为在《西祠胡同》网站上看到了数十篇富士康员工对公司内部人才体制的抱怨。后来，又在浏览一个小型的科技网页的时候，看到了数个富士康员工的QQ号码，并与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进行了30多页的聊天。之后，她联系了富士康公司外联部的贺小姐，进行了电话采访。当文章写完后，王佑还将该文交给该员工进行了确认。
根据王佑提供给富士康集团和深圳市中院的情况说明，第一篇稿件见报后，被“数十家网站大量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因此，“编辑决定继续跟踪该事件”。
6月20日，王佑抵达江苏昆山的富士康工厂，在富士康员工聚居的村落(玉山镇)进行调查。“在一个卖冷饮的摊位上，我遇见了一个刚刚从富士康离职的女孩和她的同伴，并对她进行了近50分钟的采访。”王佑称。次日下午，她上交了第，二篇文章。
6月22日，该文见报，题为《一位离职的富士康昆山工厂女工：底薪很低福利很好》
本刊记者后来致电富士康公司外联部贺蓉女士，但她只承认曾经接受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
贺说，《21世纪经济报道》于6月17日刊登了题为《富士康劳工门幕后调查：低于标准线30％的底薪》的文章。这篇文章断章取义了一些她的话，随后富士康方面即发出律师函，要求记者做出解释。
经过沟通，双方不久即达成和解。而富士康对于“一财”的诉讼，却没有那么简单。
据记者调查，有知情人透露，当时富士康打算两家媒体都告，但由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与报社间签署的劳动合同比较完整，而“一财”记者王佑的劳动合同关系并不完整。富士康方面知道了这一点，并由此认定王佑所作并非职务行为，因而将其作为被告。
据王佑的情况说明，6月30日，富士康的两位代表——富士康的子公司赛博数码广场管理部副总詹东海、赛博市场总部副总李广约见了她和翁宝。她记得，两人当天态度和蔼、情绪自然，但表示希望《第一财经日报》方面不要再跟踪报道下去，这样会让他们很为难。并且，在这次会面上，双方并没有就文章的真实性提出相关质疑。
这次谈话一共进行了2个多小时，4人“愉快”地交换了意见，之后，“一财”停止了对富士康的采访与报道。双方本来还准备再会一次面，但是由于日程方面的原因，未能遂行。
9月1日，本刊记者致电赛博市场总 部副总李广，他的说法与此并不相符。他称，当天由于质疑记者王佑的身份，把她约了出来，和她一起来的还有报社编委翁宝。“当时，我们并没说什么，只想求证记者的身份。”李称，那几天，关于富士康用工状况的稿子很多，很多人自称是记者，天天电话骚扰富士康。
王佑和翁宝都没有想到，7月13日，深圳中级法院查封两人财产的“民事裁定书”却突然寄来。
风向突变——从3000万到1，从1到0
面对汹涌而至的舆论“围剿”，富士康也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
8月30日上午11点，富士康发表声明《起诉记者案是单纯的法律事件》。声明中称，起诉“一财”记者所获赔偿不论大小，“都将捐助到慈善机构”。当晚22点31分，“一财”在报社网站上发表《第一财经日报第二次声明：坚决反击鸿富锦》，称对鸿富锦，“本报记者保留反诉和另行起诉的权利”。
然而，仅仅18分钟之后，《富士康撤销两名记者讼案财产冻结公告全文》在“一财”网站上刊出，富士康宣布撤销对“一财”两名记者的财产冻结申请，将诉讼标的由3000万元调整为1元，并且追加第一财经日报社作为被告。
3000万元瞬时变为1元。
消息传开，媒体和舆情再次哗然。
事件的当事人之一翁宝在30日晚接受《新快报》采访时即表示，“这是全国新闻同仁共同的胜利”，并且迅速表明了自己对富士康的态度——“我恢复对郭先生(鸿富锦老板郭台铭)的敬意，决策者每天面对那么多决策，难免会有失误，能够快速调整决策，体现了郭先生的决策水准。适当的时候，我希望能跟郭先生有个会面，能冰释前嫌。”
9月1日，《南方日报》消息称，“富士康诉记者案将于10月23日开庭”。
就在人们渐渐安静下来，开始等待10月开庭的时候，更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9月3日18点10分，“一财”与富士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和解。两个小时后，“一财”网站上原本位于推荐位置的“特别报道”《报道‘超时加班’，记者遭索赔3000万元》被全部下线。
“3000万”索赔案虽然戛然而止，关于此案却依然疑窦丛生：6天的时间内，造成这种戏剧性变化的真正推力是谁?
从地方法院到地方政府，在与企业和媒体的角力之中，都各自在扮演什么角色?
事件虽已偃旗息鼓，但它却暗示了全球正在发生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变革：即国家和市场以外大范围的社会机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机构包括政党。媒体、社会运动、利益集团、监督群体等等，这些非营利部门构成了公民社会。
但从富士康事件的发展来看，作为公民社会组成部分的特殊利益保护组织的缺失或不作为，说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任重道远。
2006年9月3日18点10分，《第一财经日报社与富士康科技集团(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声明》出现在《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一财”)网站上。
双方在相互致歉、相互致敬之后，富士康撤销了对“一财”的诉讼。在“一财”与富士康沸沸扬扬地对抗了110小时后，这场官司就这样，戏剧性地握手言和。
3000万元索赔：惹怒全国媒体
2006年8月28日晨，上海。一篇题为《报道“超时加班”——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遭索赔3000万元》的报道出现在当日《第一财经日报》头版。报道中称，“台湾首富郭台铭所控制的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鸿海”)旗下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下称“鸿富锦”)，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翁宝、王佑提出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索赔，并已要求相关法院查封、冻结了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
《第一财经日报》在当天的报道中附有一篇声明，表示“本报将坚决支持王佑、翁宝二人，全力应对与鸿富锦公司的诉讼”，对鸿富锦公司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查封记者个人财产“表示强烈谴责”，最后，指出“鸿富锦公司这种以公司组织行为针对记者个人的做法，势必引发新闻界的公愤。”
果然，一场新闻界的“公愤”就此爆发。
8月29日，舆论批评高潮迅猛而来。
《中国青年报》刊文《起诉记者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指出“这起诉讼的目的不在于维护自身的名誉权，而是要通过诉讼来打压记者”。《南方都市报》引用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的言论，指责富士康起诉记者的做法“是一种震慑、淫威”。
紧接着，《南方都市报》刊文《资本有恃无恐，媒体有心无力》，《上海证券报》发表《查封记者个人财产，舆论监督遭遇挑战》，《河北青年报》问《富士康告记者的牛气从哪里来》，《广州日报》则请了专家分析“富士康天价赔偿案如何了结”。
与此同时，多家媒体老总也纷纷“披挂上阵”。《财经时报》总编钮文新质问，“企业黑箱操作谁管?”《环球企业家》执行总编杨福呼吁，“企业应重视社会责任”。《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洲伟愤慨，“富士康在挑战公众知情权”。《IT经理世界》副总编张鹏更是疾呼，“反对霸权主义!”
同时，声援“一财”的各种行动也相继展开。国内部分财经传媒人自发成立“中国财经传媒人联盟”，发表五点声明，公开表示对被告记者方的“全力支持”。网上调查显示，九成网友支持“一财”。有市民向王佑捐款，表达对其的关心与支持。甚至国际记者组织也“请求苹果施压富士康撤回对记者诉讼”。
事出两月之前
富士康是在7月3日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的。此时相隔“一财”首篇关于富士康“超时加班”报道的发表，已经过去28天。
而这28天前以及28天里，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
6月11日，英国《星期天邮报》发表《iPod之城》，报道生产苹果公司主打产品iPod的富士康，其女工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只有27英镑。
6月14日，新浪科技频道以《苹果中国代工厂探秘；女工日工作15小时月薪300))为题，部分转载该篇报道。
紧接着便是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
“这应该是一种巧合。”“一财”发言人杨柏国告诉本刊，“我问过王佑，她当时应该是不知道《星期天邮报》发的那篇报道。新浪是14日转载的，如果我们14日看到新浪的文章，15日肯定是做不出来这篇报道的。”
但是，不少网站将新浪的文章与王佑的报道列在一起转载，并修改了王佑原报道的标题，在其中加入“血汗工厂”“黑幕”等字眼。
后来，王佑在情况说明中称，她最开始关注此事是因为在《西祠胡同》网站上看到了数十篇富士康员工对公司内部人才体制的抱怨。后来，又在浏览一个小型的科技网页的时候，看到了数个富士康员工的QQ号码，并与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进行了30多页的聊天。之后，她联系了富士康公司外联部的贺小姐，进行了电话采访。当文章写完后，王佑还将该文交给该员工进行了确认。
根据王佑提供给富士康集团和深圳市中院的情况说明，第一篇稿件见报后，被“数十家网站大量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因此，“编辑决定继续跟踪该事件”。
6月20日，王佑抵达江苏昆山的富士康工厂，在富士康员工聚居的村落(玉山镇)进行调查。“在一个卖冷饮的摊位上，我遇见了一个刚刚从富士康离职的女孩和她的同伴，并对她进行了近50分钟的采访。”王佑称。次日下午，她上交了第，二篇文章。
6月22日，该文见报，题为《一位离职的富士康昆山工厂女工：底薪很低福利很好》
本刊记者后来致电富士康公司外联部贺蓉女士，但她只承认曾经接受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
贺说，《21世纪经济报道》于6月17日刊登了题为《富士康劳工门幕后调查：低于标准线30％的底薪》的文章。这篇文章断章取义了一些她的话，随后富士康方面即发出律师函，要求记者做出解释。
经过沟通，双方不久即达成和解。而富士康对于“一财”的诉讼，却没有那么简单。
据记者调查，有知情人透露，当时富士康打算两家媒体都告，但由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与报社间签署的劳动合同比较完整，而“一财”记者王佑的劳动合同关系并不完整。富士康方面知道了这一点，并由此认定王佑所作并非职务行为，因而将其作为被告。
据王佑的情况说明，6月30日，富士康的两位代表——富士康的子公司赛博数码广场管理部副总詹东海、赛博市场总部副总李广约见了她和翁宝。她记得，两人当天态度和蔼、情绪自然，但表示希望《第一财经日报》方面不要再跟踪报道下去，这样会让他们很为难。并且，在这次会面上，双方并没有就文章的真实性提出相关质疑。
这次谈话一共进行了2个多小时，4人“愉快”地交换了意见，之后，“一财”停止了对富士康的采访与报道。双方本来还准备再会一次面，但是由于日程方面的原因，未能遂行。
9月1日，本刊记者致电赛博市场总 部副总李广，他的说法与此并不相符。他称，当天由于质疑记者王佑的身份，把她约了出来，和她一起来的还有报社编委翁宝。“当时，我们并没说什么，只想求证记者的身份。”李称，那几天，关于富士康用工状况的稿子很多，很多人自称是记者，天天电话骚扰富士康。
王佑和翁宝都没有想到，7月13日，深圳中级法院查封两人财产的“民事裁定书”却突然寄来。
风向突变——从3000万到1，从1到0
面对汹涌而至的舆论“围剿”，富士康也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
8月30日上午11点，富士康发表声明《起诉记者案是单纯的法律事件》。声明中称，起诉“一财”记者所获赔偿不论大小，“都将捐助到慈善机构”。当晚22点31分，“一财”在报社网站上发表《第一财经日报第二次声明：坚决反击鸿富锦》，称对鸿富锦，“本报记者保留反诉和另行起诉的权利”。
然而，仅仅18分钟之后，《富士康撤销两名记者讼案财产冻结公告全文》在“一财”网站上刊出，富士康宣布撤销对“一财”两名记者的财产冻结申请，将诉讼标的由3000万元调整为1元，并且追加第一财经日报社作为被告。
3000万元瞬时变为1元。
消息传开，媒体和舆情再次哗然。
事件的当事人之一翁宝在30日晚接受《新快报》采访时即表示，“这是全国新闻同仁共同的胜利”，并且迅速表明了自己对富士康的态度——“我恢复对郭先生(鸿富锦老板郭台铭)的敬意，决策者每天面对那么多决策，难免会有失误，能够快速调整决策，体现了郭先生的决策水准。适当的时候，我希望能跟郭先生有个会面，能冰释前嫌。”
9月1日，《南方日报》消息称，“富士康诉记者案将于10月23日开庭”。
就在人们渐渐安静下来，开始等待10月开庭的时候，更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9月3日18点10分，“一财”与富士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和解。两个小时后，“一财”网站上原本位于推荐位置的“特别报道”《报道‘超时加班’，记者遭索赔3000万元》被全部下线。
“3000万”索赔案虽然戛然而止，关于此案却依然疑窦丛生：6天的时间内，造成这种戏剧性变化的真正推力是谁?
从地方法院到地方政府，在与企业和媒体的角力之中，都各自在扮演什么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