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彬:中杂是最好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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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2月25日,圣诞节,何晓彬清楚地记得进入中国杂技团的日子。他曾是山西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后在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第一次与杂技亲密接触。来中杂当导演之前,何晓彬对中国杂技团的印象停留在“红花绿袄”的阶段——那种家族式、纯技术的表演。成为中杂人的一员后,何晓彬心中一直有个念想,希望能够强调杂技的艺术性,将节目打造成艺术氛围浓、追求高的精品。
  与舞蹈相比,杂技节目的编导需要顾及更多,“舞蹈类节目可以很主观地去思维,把我的创意、构思在演员身上实现;杂技本身具有技术性成分,也就是所说的‘活儿’,围绕‘活儿’的主题去创作,才能形成最终作品。可以这么说,一个相对主观,一个相对客观。”
  2005年在巴黎赛场上摘得法国总统奖的《俏花旦》是何晓彬的代表作之一。谈及《俏花旦》,何晓彬整体的印象还是非常“顺利而丰满”的。顺利指“在艺术构思上没遇到难题”,丰满指“有些细节需要解决,棘手,但还是把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俏花旦》中“翎子”这个话题已成为大胆突破、追求完美的典范。了解空竹的人都知道,空竹绳和空竹杆是抛接空竹的主体工具,身体、绳、空竹三者协调配合,才能形成高难技术,才有可视性。但绳细,演员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力保不失误,但对于体现作品的表现力来说局限性很多。当时,何晓彬提出借鉴戏曲花旦的“翎子”,一米多长,在形象上、形式上将更加生动。演员在完成空竹动作的时候,可视点非常小,而翎子突出了身体韵律,使空竹技术难度的彰显力扩大,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最初,教练王桂琴和演员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提议简直闻所未闻,大家都认为在理论上不可能实现。“别说头戴两条翎子,哪怕服装上多一些饰物,都很容易勾住空竹绳导致抛脱。”
  但“头顶翎子的俏花旦”这个想法在何晓彬的头脑里挥之不去。“我极力想要,如果翎子能形成,在技术本身、立意、艺术形式表现、主题上都有好处。”何晓彬追求尽善尽美的性格展露无遗,他一再坚持:“看看能不能在实际和理论结合的时候想一些办法,规避这些地方。”何晓彬、王桂琴带着演员们一点点试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试——翎子竖着不行就咬在嘴里,咬着不行摆着,摆着不行窝着,窝着不行折下来……训练过程中,演员逐渐养成了适应翎子的习惯,要翻跟头了,本来是直着就可以,现在为了避免绳碰翎子就得歪着头练。
  就这样点点滴滴“磨”下来,翎子从头到尾贯穿存在着,最后设想的动作基本上得以实现。在观众眼中,《俏花旦》动作流畅、不着痕迹,但谁也想不到当时很多问题几乎是不可逾越的。何晓彬很自豪,“可以这么说,除了我们团的演员可以戴着翎子实现空竹动作,其他团目前不太能够形成这个技术,的确需要适应性的练习。”
  谈及为何最终选择中杂作为职业生涯的归属,何晓彬如是说:“中杂领导的理念特别国际化,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对我这种创作型的岗位,有很大的发挥余地和想象空间。但只有想象和发挥,没有实践也是白搭。我们团不但理念很先进,落实起来又切合实际。这片土壤对于我们的创作有好处,对我个人的发展也不无裨益。”
  团长李恩杰在何晓彬心中,是一位“睿智的长者”,遇事忙而不乱,尊重创作人员的意见,对主创团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宽容和支持。“无论是事务性的、业务性的还是生活性的,他带给人的感觉永远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妥和不安。”让何晓彬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自己来到中杂后的第一次“亮相”。当时他刚从地方调入不久,对未来未免有些彷徨和惶恐。在一次赴韩国的演出中,节目遇到了问题,何晓彬前去“救火”。与一拨新面孔演员打交道多少有些忐忑,加之韩国饮食辛辣,何晓彬的胃痛不时发作。李恩杰看出了何晓彬的紧张,他将自己的胃药递过来,“我吃这个胃药挺好的,你也试试。”这个举动让何晓彬心中非常安慰,初来中杂的迷茫逐渐消解,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中。
  何晓彬除了在中杂担任导演外,在社会上也参与一些活动。一次,团长李恩杰观看完由何晓彬执导的晚会后,惊讶地发现字幕上出现鸣谢中国杂技团的字样。他思忖,难道晓彬用了团里的节目?后来才明白,无论何晓彬导演了任何作品,或参与了什么晚会,都会无一例外地率先鸣谢中杂。这让李恩杰非常感动。
  何晓彬这样想,“我是中国杂技团的员工之一,我认为自己是代表中杂出去的。我希望人们改变对杂技‘红花绿袄’的印象,希望别人知道中国杂技团是一个艺术性强、氛围浓、追求高的团体。一个艺术团体如果创作很牛,这个团的发展一定没问题。作为导演,我责无旁贷。”
  编辑/麻 雯mawen2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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