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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子，有一家主流媒体被人批评，说他们总是美化一些国际行动，什么维和、打击独裁与暴政。这家媒体的编辑赶忙发文辩解，其中说了一句话，“我们也不相信国际行动都是道义的。”这个编辑如此慌张的反应，让我悟道，我们的社会已经形成共识：一些打着美好旗号的行为，背后都有利益的企图。我们不是常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吗？
一个没有美德动机，完全凭利益行事的世界，无疑是黑暗的，如同进入动物主宰的丛林。不过，几件“国际事务”，似乎让我找到了不同答案。一个是众所周知的《世界新闻报》事件。一开始我还纳闷：不过就是一个记者窃听了人家的电话，赔点钱就得了呗，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窃听器，竟然能让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报业巨头轰然垮台？原来，窃听丑闻暴露后，常年合作的大企业广告客户纷纷谴责，并撤下广告以示愤怒。《世界新闻报》失去财务来源，就这样不支倒闭。
我似乎从这些企业广告主身上，看到了美德的影子。如果单纯从利益角度考虑，这个报纸闹出了新闻，吸引了更多的眼球，广告的关注度也高了，对企业是有利的。我们还有一种共识，叫“闷声发大财”，对企业有利就行呗，什么新闻道德，管他呢。但是这些企业却用撤下广告的行为，“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道德立场。这似乎说明：即便逐利的经济大鳄也有基于精神良善的行动。
还有一件不太起眼的国际事务。多年来，澳大利亚一直被国际偷渡蛇头欺负。这些蛇头组织偷渡客，公然乘木船登陆澳大利亚，声称自己是难民，不让登陆就将孩子往海里扔，边防海军不敢不救，最后悉数登陆。蛇头们看到澳洲如此好欺，“难民船”于是纷至沓来。为了甄别这些“船民”，澳大利亚只好修建大量难民营，去年，仅仅供应“船民”吸烟一项，就花了纳税人140万元澳币，近2000万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总理决心为国家解决这一难题，想出了一个“大马计划”，就是把这些登陆的“船民”，改为送到马来西亚的难民营去甄别，还与马来西亚政府签好了合同。总理的如意算盘是：偷渡客们如果明白即便自己登上澳洲的陸地，还是会被送到马来西亚的难民营，以后就不会再偷渡了。按照“利益论”的共识，这位总理无疑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国家省了麻烦，纳税人省了钱。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一件好事却遭到澳大利亚朝野一致反对。大量民众示威抗议这一计划，一位澳洲人权律师起诉政府，最高法院也判决“大马计划”违法，不得实施。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最高法院的判决说得十分清楚：他们担心船民在马来西亚等待审查期间，得不到与澳大利亚一样的人道待遇。一位议员还专程到马来西亚的难民营，察看未来船民的生活条件，回来后摇着脑袋。总而言之，认为对船民离岸审查违反人道。
这是让人大跌眼镜的一幕。我实在想不出来：这些一贫如洗、大字不识的“船民”，会给澳大利亚带来什么利益？这些打着“人道”旗号的人们，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用心”？相反，他们白吃白喝享受着福利，包括烟钱在内，已经花掉了澳大利亚1.4亿澳币。这些澳洲法院和朝野人士，不心痛这些钱，反倒说一些什么“不能推卸难民公约的国际义务”一类的空话。也许，在这些“空话”的背后，就是我们不愿相信的、与利益无关的“人类美德”？
最为典型的是南京彭宇案。我们谴责彭宇案的主审法官，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美德存在，我们的思维不是与南京彭宇案法官是一致的吗？那位法官的判决依据，是“基于通常逻辑判断”。这一通常逻辑，是比错判更可怕的东西，这说明我们在习惯用冷战思维看世界后，不知不觉也使这一思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通常逻辑”变成了：美德是虚假的，无德反倒是常态。这样的思维不改，这样的言论不改，我们在扭曲“别人”的同时，最后也扭曲了我们自己。
一个没有美德动机，完全凭利益行事的世界，无疑是黑暗的，如同进入动物主宰的丛林。不过，几件“国际事务”，似乎让我找到了不同答案。一个是众所周知的《世界新闻报》事件。一开始我还纳闷：不过就是一个记者窃听了人家的电话，赔点钱就得了呗，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窃听器，竟然能让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报业巨头轰然垮台？原来，窃听丑闻暴露后，常年合作的大企业广告客户纷纷谴责，并撤下广告以示愤怒。《世界新闻报》失去财务来源，就这样不支倒闭。
我似乎从这些企业广告主身上，看到了美德的影子。如果单纯从利益角度考虑，这个报纸闹出了新闻，吸引了更多的眼球，广告的关注度也高了，对企业是有利的。我们还有一种共识，叫“闷声发大财”，对企业有利就行呗，什么新闻道德，管他呢。但是这些企业却用撤下广告的行为，“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道德立场。这似乎说明：即便逐利的经济大鳄也有基于精神良善的行动。
还有一件不太起眼的国际事务。多年来，澳大利亚一直被国际偷渡蛇头欺负。这些蛇头组织偷渡客，公然乘木船登陆澳大利亚，声称自己是难民，不让登陆就将孩子往海里扔，边防海军不敢不救，最后悉数登陆。蛇头们看到澳洲如此好欺，“难民船”于是纷至沓来。为了甄别这些“船民”，澳大利亚只好修建大量难民营，去年，仅仅供应“船民”吸烟一项，就花了纳税人140万元澳币，近2000万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总理决心为国家解决这一难题，想出了一个“大马计划”，就是把这些登陆的“船民”，改为送到马来西亚的难民营去甄别，还与马来西亚政府签好了合同。总理的如意算盘是：偷渡客们如果明白即便自己登上澳洲的陸地，还是会被送到马来西亚的难民营，以后就不会再偷渡了。按照“利益论”的共识，这位总理无疑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国家省了麻烦，纳税人省了钱。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一件好事却遭到澳大利亚朝野一致反对。大量民众示威抗议这一计划，一位澳洲人权律师起诉政府，最高法院也判决“大马计划”违法，不得实施。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最高法院的判决说得十分清楚：他们担心船民在马来西亚等待审查期间，得不到与澳大利亚一样的人道待遇。一位议员还专程到马来西亚的难民营，察看未来船民的生活条件，回来后摇着脑袋。总而言之，认为对船民离岸审查违反人道。
这是让人大跌眼镜的一幕。我实在想不出来：这些一贫如洗、大字不识的“船民”，会给澳大利亚带来什么利益？这些打着“人道”旗号的人们，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用心”？相反，他们白吃白喝享受着福利，包括烟钱在内，已经花掉了澳大利亚1.4亿澳币。这些澳洲法院和朝野人士，不心痛这些钱，反倒说一些什么“不能推卸难民公约的国际义务”一类的空话。也许，在这些“空话”的背后，就是我们不愿相信的、与利益无关的“人类美德”？
最为典型的是南京彭宇案。我们谴责彭宇案的主审法官，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美德存在，我们的思维不是与南京彭宇案法官是一致的吗？那位法官的判决依据，是“基于通常逻辑判断”。这一通常逻辑，是比错判更可怕的东西，这说明我们在习惯用冷战思维看世界后，不知不觉也使这一思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通常逻辑”变成了：美德是虚假的，无德反倒是常态。这样的思维不改，这样的言论不改，我们在扭曲“别人”的同时，最后也扭曲了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