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们熟知徐悲鸿的画家及教育家身份，却鲜少关注到他的另一重身份——收藏家。徐悲鸿最早开始收藏任伯年的画作，目前可以追溯到1926年3月。徐悲鸿早年在上海极为困顿之时曾受到吴兴的一名商人黄震之的赏识与帮助，黄震之平生喜爱书画，1926年，徐悲鸿在他的介绍下认识了任伯年的长女任雨华的后人吴仲熊。吴仲熊知晓徐悲鸿酷爱任伯年的绘画，遂将多幅所藏任伯年父女的画作赠予徐悲鸿。
这些都说明了他曾从吴仲熊处收藏到了多幅未付裱过的任伯年尚未完成的遗稿。根据王震在《徐悲鸿年谱》中的记载以及徐悲鸿在《任伯年评传》中的自述，均表明这样的作品应有数十幅。但根据徐悲鸿的题跋文字，目前仅可以考证到馆藏中的四幅画作属于这样的“未竟之作”——徐悲鸿在《老树》上书写到“伯年先生遗作虽未竟，而精采已焕发，致可宝也”；在任伯年的画作《牛》上徐悲鸿题跋“悲鸿补竟并题”；在《芭蕉鸲鹆》上题记“伯年先生遗作，悲鸿缀一鸲鹆于上”；在《松石图》上指出“此伯年未竟之作”。这些 “未竟之作”都被徐悲鸿视为珍贵的璞玉，别有一番趣味。徐悲鸿对于任伯年画作的收藏是极尽其广的，甚至是这些不被他人注意到的“副张”和“未竟之作”，徐悲鸿也能从中捕捉到任伯年艺术的妙处而全部纳入珍藏，尽显他对任伯年的尊重和推崇。 徐悲鸿收藏画作是不慕时尚的，有着自己独到的艺术见解和品评标准。通过画中任伯年自写的题跋可以推断出22幅馆藏任伯年作品的创作年代，初步统计可发现徐悲鸿所藏任伯年作品大多为任伯年创作于19世纪80年代之后的作品，都是任伯年晚期的创作。而19世纪80年代之后，正是任伯年艺术日趋成熟的阶段，笔墨愈发丰富多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任伯年创作上摆脱了真的要求，力求神韵，画面不再囿于形似……可以看到画家具有丰富的感情，以意造形，置形象技法于度外，笔意潇洒，重神韵表现”，任伯年正是在后期的创作中愈加追求“神似”，笔法更加简逸明确，注重以意取境，成就突出。
徐悲鸿的收藏中以任伯年的晚期画作为主，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他极为肯定并认同任伯年艺术中“传神阿堵”的特点，正如他在任伯年画作《仲英先生五十六岁小像》上的题跋评价：“伯年高艺雄才，观察精妙绝伦，每作均有独特境界，即如此作，其传神阿堵无论矣”。在同一幅画作上，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的题跋中记载了任伯年的话语：“吾被投止时，即无时不留心于主人之舉止行动，今所传者，在神不在貌也。”由此可见，这也是徐悲鸿与任伯年在艺术理念上相契合之处，他们二人在艺术创作中都推崇并秉承着“传神”的要义，推动了传统人物画的变革，都是中国传统绘画走向现代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篇章。
徐悲鸿在任伯年画作上书写的题跋记述了他的收藏历程，还原了他在收藏时的心境，通过整理解读这些徐悲鸿亲笔的题跋文字，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真切生动的大师徐悲鸿，一个对艺术满怀热忱、对任伯年充满敬仰与喜爱的收藏家徐悲鸿：他在见到任伯年佳作时会感叹“此真神品也”“梦寐数月”；在喜获任伯年画作时“欢喜赞叹，便欲跃起”；在不能得画时会叹息“恨不能豪夺，成完数，怅怅”；在珍藏的任伯年作品上又特意叮嘱“特恐张挂过多，尘污混其笔迹耳，有保守之责者不可不加注意也”。
徐悲鸿作为收藏家的另一重身份人们还并不熟知，梳理馆藏任伯年画作，可以让人们一窥徐悲鸿的收藏故事和收藏观，看到他在艺术收藏上的倾尽全力。而徐悲鸿珍藏的任伯年佳作题材之广、种类之多，也体现出了徐悲鸿对于“一代明星”任伯年的肯定和推崇，特别是其中的“副张”和“未竟之作”，也是任伯年艺术研究中的珍贵史料。
（作者供职于徐悲鸿纪念馆展览典藏部）【文章来源：《中国美术报》 第207期 美术副刊】
这些都说明了他曾从吴仲熊处收藏到了多幅未付裱过的任伯年尚未完成的遗稿。根据王震在《徐悲鸿年谱》中的记载以及徐悲鸿在《任伯年评传》中的自述，均表明这样的作品应有数十幅。但根据徐悲鸿的题跋文字，目前仅可以考证到馆藏中的四幅画作属于这样的“未竟之作”——徐悲鸿在《老树》上书写到“伯年先生遗作虽未竟，而精采已焕发，致可宝也”；在任伯年的画作《牛》上徐悲鸿题跋“悲鸿补竟并题”；在《芭蕉鸲鹆》上题记“伯年先生遗作，悲鸿缀一鸲鹆于上”；在《松石图》上指出“此伯年未竟之作”。这些 “未竟之作”都被徐悲鸿视为珍贵的璞玉，别有一番趣味。徐悲鸿对于任伯年画作的收藏是极尽其广的，甚至是这些不被他人注意到的“副张”和“未竟之作”，徐悲鸿也能从中捕捉到任伯年艺术的妙处而全部纳入珍藏，尽显他对任伯年的尊重和推崇。 徐悲鸿收藏画作是不慕时尚的，有着自己独到的艺术见解和品评标准。通过画中任伯年自写的题跋可以推断出22幅馆藏任伯年作品的创作年代，初步统计可发现徐悲鸿所藏任伯年作品大多为任伯年创作于19世纪80年代之后的作品，都是任伯年晚期的创作。而19世纪80年代之后，正是任伯年艺术日趋成熟的阶段，笔墨愈发丰富多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任伯年创作上摆脱了真的要求，力求神韵，画面不再囿于形似……可以看到画家具有丰富的感情，以意造形，置形象技法于度外，笔意潇洒，重神韵表现”，任伯年正是在后期的创作中愈加追求“神似”，笔法更加简逸明确，注重以意取境，成就突出。
徐悲鸿的收藏中以任伯年的晚期画作为主，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他极为肯定并认同任伯年艺术中“传神阿堵”的特点，正如他在任伯年画作《仲英先生五十六岁小像》上的题跋评价：“伯年高艺雄才，观察精妙绝伦，每作均有独特境界，即如此作，其传神阿堵无论矣”。在同一幅画作上，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的题跋中记载了任伯年的话语：“吾被投止时，即无时不留心于主人之舉止行动，今所传者，在神不在貌也。”由此可见，这也是徐悲鸿与任伯年在艺术理念上相契合之处，他们二人在艺术创作中都推崇并秉承着“传神”的要义，推动了传统人物画的变革，都是中国传统绘画走向现代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篇章。
徐悲鸿在任伯年画作上书写的题跋记述了他的收藏历程，还原了他在收藏时的心境，通过整理解读这些徐悲鸿亲笔的题跋文字，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真切生动的大师徐悲鸿，一个对艺术满怀热忱、对任伯年充满敬仰与喜爱的收藏家徐悲鸿：他在见到任伯年佳作时会感叹“此真神品也”“梦寐数月”；在喜获任伯年画作时“欢喜赞叹，便欲跃起”；在不能得画时会叹息“恨不能豪夺，成完数，怅怅”；在珍藏的任伯年作品上又特意叮嘱“特恐张挂过多，尘污混其笔迹耳，有保守之责者不可不加注意也”。
徐悲鸿作为收藏家的另一重身份人们还并不熟知，梳理馆藏任伯年画作，可以让人们一窥徐悲鸿的收藏故事和收藏观，看到他在艺术收藏上的倾尽全力。而徐悲鸿珍藏的任伯年佳作题材之广、种类之多，也体现出了徐悲鸿对于“一代明星”任伯年的肯定和推崇，特别是其中的“副张”和“未竟之作”，也是任伯年艺术研究中的珍贵史料。
（作者供职于徐悲鸿纪念馆展览典藏部）【文章来源：《中国美术报》 第207期 美术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