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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他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镇。也许他的学问太过精深，人们对他的狂放更为津津乐道。有人说“黄侃在学术史上自有他的地位，但在更广义的文化史上，他像是一个符号，承载了人们关于旧派文人狂狷性格的追慕与想像。”他在北大的同事周作人也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说起有关他的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
其实，黄侃除了博大精深的学问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外，他被誉为“辛亥革命先驱”的革命生涯和曾被贬为“有文无行，无耻之尤”的婚姻经历也跌宕起伏，极具传奇色彩。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1903至1905年，黄侃在武汉的文普通学堂读书。当时，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濒临崩溃的边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正风起云涌，广为传播。而文普通学堂是当时宣传革命思想的中心，聚集着宋教仁、田桐、董必武、石瑛等一大批思想活跃的革命分子。受其影响，黄侃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如《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他和同学们一起议论时政，批判当局，宣传反清、反君主专制等革命思想，因而被学校开除学籍。
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故人子”资助黄侃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黄侃到日本留学后，于次年初加入了中国同盟会。除了师从章太炎学习外，其主要精力放在了宣传革命上。他以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为阵地，相继发表了7篇文章，如《专一之驱满主义》、《释侠》、《哀太平天国》、《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哀贫民》等。在《哀贫民》一文中，他以家乡农民为例，叙述了劳苦大众在残酷的封建制度压榨下，过着“羹无盐、烧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对贫苦农民寄以无限同情。文中还明确指出：“富人夺之而我乃贫，”提出要解决贫富不均，必须革命。尤为可贵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年仅20岁的黄侃能关注农村实际，提出农民问题，鼓吹农民革命，的确值得称道。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中，他历数立宪党人“好名、竞利”，指出他们讲立宪，“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矣！”政治上的堕落，势必给国民道德带来极坏的影响，以致亡国。文中还论及革命党人要在道德行为上同立宪党人泾渭分明，否则“德不逮而民无援”，国事将无可挽回。这既是对立宪党人的针砭，也是对革命党人的砥砺。他的这些文章气势磅礴、情感强烈、笔锋犀利，热情宣传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1910年，国内革命形势高涨，黄侃回国继续宣传革命。1911年初，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成立，社员大都是新军和社会各界的革命中坚，黄侃不但力举其事，还亲自审定了文学社章程。1911年7月，黄侃因在河南豫河中学宣传革命，被校方解职。途经汉口时，何海鸣、詹大悲等革命党人为黄侃接风。席间，大家觥筹交错，畅谈国事。詹大悲遂以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主编的身份请黄侃为报纸撰写一篇时评。黄侃慨然应允。酒后，黄侃奋笔疾书，一挥而就，署名“奇谈”，发表在26日的《大江报》上，名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革命，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为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沉痛巨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这篇文章只有短短的217个字，却是一篇极有号召力的反清战斗檄文。发表后立刻震动了大江南北，革命志士倍受鼓舞，清廷上下惊恐万分。很快，清政府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的罪名，查封了《大江报》，并将詹大悲等人逮捕入狱。
武昌起义后，黄侃在汉口军政分府工作。面对北洋军阀冯国璋部的进攻，黄侃决定回故乡蕲春发动“孝义会”会员组织武装，拟从鄂北攻击冯国璋侧后，以解武汉之围。
“孝义会”是湖北蕲春地区的帮会组织，他们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向满清封建统治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黄侃很早就深入“孝义会”中发动群众。他利用探亲访友、访贫问苦的机会，举行演讲会，向广大民众宣传民族大义和国家危亡形势，号召人民组织起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听众常聚集千余人。他的足迹遍及鄂东蕲春、麻城和皖西宿松等2省8县的广大穷乡僻壤，他也成为当地著名的群众领袖。他还将“孝义会”改为“崇汉会”，将“反清复明”的口号改为“反清复汉”。这次，他回到蕲春后，“崇汉会”的重要领导人方伯芸、汪翔云、陈楚香等都十分高兴。黄侃向他们通报了武昌起义的形势和当前的局势，征求他们对参加革命军的意见。“崇汉会”首领纷纷表示：参加革命军，誓同清政府血战到底。
在进行周密计划后，他与“崇汉会”首领们连夜在白水畈的黄氏祠堂聚会，有3000多名会员参加。会场上，旗帜飘扬，铳矛林立；会员们摩拳擦掌，众志成城。这一行动遭到了当地豪绅恶霸的反对，派出武装袭扰，黄侃带领会员们将他们打得狼狈逃窜。恶霸们连夜向广济县田家镇的清军告密。当地清军闻风而动，星夜向白水畈进发。次日晨，“崇汉会”会员正向外开动，随即遭到了有备而来的清军的攻击。由于会员们仓促成军，缺乏训练，又无枪械，同时对清军的进攻毫无防备，双方一交火，即被清军击毙10多人，活捉数十人，其余会员迅即溃逃，黄侃也被迫出走，起义失败。
此后，黄侃便将“平生兴国爱族之心，寄于学术文辞”，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
缥缈缠绵一世情
在黄侃并不漫长的一生中，他的情感生活百转千回、曲折离奇，与多名女子产生感情。当年，有专以揭秘名人隐私为乐事的小报在谈到黄侃时，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攻讦之语。黄侃看后，一笑置之。 在黄侃的婚姻旅程中，他与结发妻子王采蘅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就的婚姻。黄侃7岁时，向在江宁的父亲黄云鹄写信，并于书末缀一小诗，曰：“父作盐梅令，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当时，湖北宜昌人王鼎丞自山西布政使解职后，客居江宁，与黄云鹄过从甚密，私交甚厚。他看到这首诗，无法相信是7岁孩童所作，惊为奇才。即日，以女王采蘅许配黄侃。
王采蘅虽是出身传统家庭的旧式女子，但她幼承家教，能书会画，性情贤淑。1903年和黄侃成婚。婚后不到两年，黄侃就到日本留学。王采蘅在家中尊老爱幼，任劳任怨，在黄家享有很高的声望。尤其是对黄侃积极参加的革命活动，虽有生命危险，王采蘅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鼓励。两人虽聚少离多，但先后在一起共同生活了14年，生育有7个子女。1916年5月，即黄侃在北京大学教学的第三年，这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式的妻子因病去世。
王采蘅去世后，黄侃多次写诗追忆。如“别已无期梦转疏，匡床一念处萦纡”、“共处曾几何，忧患相撑拄”，表达他对亡妻的思念。
在黄侃色彩斑斓、芜杂多变的情史中，有一位是被他深深辜负过的女子，那就是和他同乡同族的女孩黄绍兰。
黄绍兰（1892—1947），蕲春黄洼湾人。她家与黄侃家仅隔五里之遥，黄侃曾经当过黄绍兰的塾师。黄绍兰的父亲黄笑春是一位经史学家，精通医术，并且极其开明，使黄绍兰从小受到了系统的教育。她先在家塾读书，后入位于武汉的江汉教会学校，1907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堂，1910年毕业后到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堂任教。次年春，黄侃到开封应河南布政使江叔海之召入其幕府，并兼任河南豫河中学教员，从而与黄绍兰结识，两人过从遂密，互生爱慕之心。不久，因黄侃在学堂宣传革命，被校方解聘，临行前，他给黄绍兰写了首《清平乐》：
“香浓语腻。略解悤悤意。人静秋街风细细。怊怅两人空醉。满堂灯影摇红。回思却是朦胧。重见不知何处，青溪昨夜相逢。”
1911年，武昌起义后，黄绍兰到武汉，后奉黄兴之命于1913年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多情的黄侃还是决定放弃手中的工作，不顾一切到上海追求黄绍兰。当时，黄侃的发妻王氏尚未下堂，这在民气初开的民国已经有着重婚的罪名了。为了与爱侣在一起，黄侃心生一计，用李姓的假名与黄绍兰办理了结婚手续。对此，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黄绍兰虽然是个敢作敢为的革命女性，但在情感问题上却极其天真痴情，听信了黄侃的解释。
两人当时的感情应该是极其真挚的，当初在结婚证上填假名未必是存心欺骗，不过是权宜之计。可惜这一段爱情好景不长。1914年秋，应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夏锡祺的引荐，黄侃去了北京大学教书。到京不久，他多情的心又驿动不安，摇摆不定了。他很快就又与一苏州籍的女学生彭欣相好同居。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到这时候她才醒悟到，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她无法对簿公堂。
更令人悲叹的是，此时黄绍兰已经怀孕，不久生下了女儿黄允中。这在当时一般人看来，黄绍兰是与人私通又被遗弃，还生了个孩子。黄绍兰那位守旧的父亲深恨女儿辱没了自己清白的家风，盛怒之下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收留了走投无路的黄绍兰。在朋友们的资助下，黄绍兰专注于事业，创办过博文女校，亲任校长。该校曾接待过来上海开会的中共一大代表。她还曾在大学里写书、任教。但是，仍然摆脱不了黄侃带给她的过度的悲伤，终于还是疯掉了，精神错乱，自缢身亡，离开了这个让她爱恨无限的世界。
黄侃对彭欣也是始乱终弃，两人长期分居。彭欣后来一直孤独地生活在天津。对此，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当然，黄侃并不总是彷徨无依地迷茫于情欲之中，他也上演过轰轰烈烈的真挚爱情。这一次的女主角也姓黄，叫黄菊英。
黄菊英（1903—1984），湖北汉川人。父亲是前清秀才，具有进步思想，支持女儿读书、上学，接受教育。黄菊英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黄侃是其国文教师，黄侃的大女儿和她是同窗好友。当时，黄菊英常到黄侃家中和黄侃的大女儿并坐闲谈。对于黄侃在学术界的赫赫大名，黄菊英是久闻其名并心存敬仰的。刚去黄家时，她对黄侃恭敬地事以父师之礼。时间久了，黄侃喜欢上了黄菊英，收她为女弟子，认为她是武汉三镇所有年轻女孩子中的第一美人。黄侃还曾情意绵绵地给黄菊英写词示爱，黄菊英一读之下，心旌摇动，不能自已。那是一首《采桑子》：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世情。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这一次，沧海横流的黄侃偶然遇到了妙龄少女的一颗纯真喜悦的心灵，他流露出一种等到了望眼欲穿的终身伴侣的欢欣。随着感情升温，黄侃与黄菊英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当黄侃对外宣布二人结婚的消息之时，朋友们再次以“人言可畏”劝他。黄侃却泰然闲静地回答：“怕什么？难道怕人家闲话，就不过日子了吗？听拉拉蛄叫还不种庄稼了呢。”此事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于是，各种小报上对于黄侃再婚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黄侃不仅对之不以为然，而且干脆让学生把骂自己的小报收集起来，以供蜜月阅读消遣。
自古美女爱名士，黄菊英毅然与家庭决裂，勇敢地和黄侃共结连理，黄侃由她的老师变为丈夫。这一次，黄菊英的抉择是正确的。婚后，为了能使丈夫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她放弃了出任小学校长的机会，全职在家主持家务。她对黄侃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千方百计为黄侃创造静谧舒适的治学环境。对此，黄侃极为感激。夫妻恩爱，其乐融融。每逢黄菊英的生日，黄侃都要带儿女们进餐馆喝酒为妻祝寿。1929年4月，黄侃写了一首《浣溪沙·春晚示内》，表白夫妻俞久，情感俞笃，词曰：
钟阜双鬓画怎如，当窗照镜笑窥书，绿阴纸阁一廛居。
临砌爱看花结子，卷帘喜迓燕将雏，始知春晚胜春初。
黄侃的累累硕果，凝聚了黄菊英的心血和辛劳。后来，忆及前尘往事，她曾说：“我虽是季刚的妻子和学生，但学无专长，对于他的学术文章，我是在宫墙之外。每当重阅他细心批点的古籍，复诵他情文并茂的诗作，辄使我以他的好学精神自勉。”她把自己放在了一种幽静微凉的低处，这样，她女性的温婉如和煦春风般深深渗透进了曾经的浪子黄侃的心灵。自1923年10月结婚，她陪伴黄侃走到了他人生的终点。
其实，黄侃除了博大精深的学问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外，他被誉为“辛亥革命先驱”的革命生涯和曾被贬为“有文无行，无耻之尤”的婚姻经历也跌宕起伏，极具传奇色彩。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1903至1905年，黄侃在武汉的文普通学堂读书。当时，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濒临崩溃的边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正风起云涌，广为传播。而文普通学堂是当时宣传革命思想的中心，聚集着宋教仁、田桐、董必武、石瑛等一大批思想活跃的革命分子。受其影响，黄侃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如《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他和同学们一起议论时政，批判当局，宣传反清、反君主专制等革命思想，因而被学校开除学籍。
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故人子”资助黄侃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黄侃到日本留学后，于次年初加入了中国同盟会。除了师从章太炎学习外，其主要精力放在了宣传革命上。他以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为阵地，相继发表了7篇文章，如《专一之驱满主义》、《释侠》、《哀太平天国》、《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哀贫民》等。在《哀贫民》一文中，他以家乡农民为例，叙述了劳苦大众在残酷的封建制度压榨下，过着“羹无盐、烧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对贫苦农民寄以无限同情。文中还明确指出：“富人夺之而我乃贫，”提出要解决贫富不均，必须革命。尤为可贵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年仅20岁的黄侃能关注农村实际，提出农民问题，鼓吹农民革命，的确值得称道。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中，他历数立宪党人“好名、竞利”，指出他们讲立宪，“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矣！”政治上的堕落，势必给国民道德带来极坏的影响，以致亡国。文中还论及革命党人要在道德行为上同立宪党人泾渭分明，否则“德不逮而民无援”，国事将无可挽回。这既是对立宪党人的针砭，也是对革命党人的砥砺。他的这些文章气势磅礴、情感强烈、笔锋犀利，热情宣传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1910年，国内革命形势高涨，黄侃回国继续宣传革命。1911年初，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成立，社员大都是新军和社会各界的革命中坚，黄侃不但力举其事，还亲自审定了文学社章程。1911年7月，黄侃因在河南豫河中学宣传革命，被校方解职。途经汉口时，何海鸣、詹大悲等革命党人为黄侃接风。席间，大家觥筹交错，畅谈国事。詹大悲遂以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主编的身份请黄侃为报纸撰写一篇时评。黄侃慨然应允。酒后，黄侃奋笔疾书，一挥而就，署名“奇谈”，发表在26日的《大江报》上，名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革命，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为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沉痛巨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这篇文章只有短短的217个字，却是一篇极有号召力的反清战斗檄文。发表后立刻震动了大江南北，革命志士倍受鼓舞，清廷上下惊恐万分。很快，清政府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的罪名，查封了《大江报》，并将詹大悲等人逮捕入狱。
武昌起义后，黄侃在汉口军政分府工作。面对北洋军阀冯国璋部的进攻，黄侃决定回故乡蕲春发动“孝义会”会员组织武装，拟从鄂北攻击冯国璋侧后，以解武汉之围。
“孝义会”是湖北蕲春地区的帮会组织，他们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向满清封建统治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黄侃很早就深入“孝义会”中发动群众。他利用探亲访友、访贫问苦的机会，举行演讲会，向广大民众宣传民族大义和国家危亡形势，号召人民组织起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听众常聚集千余人。他的足迹遍及鄂东蕲春、麻城和皖西宿松等2省8县的广大穷乡僻壤，他也成为当地著名的群众领袖。他还将“孝义会”改为“崇汉会”，将“反清复明”的口号改为“反清复汉”。这次，他回到蕲春后，“崇汉会”的重要领导人方伯芸、汪翔云、陈楚香等都十分高兴。黄侃向他们通报了武昌起义的形势和当前的局势，征求他们对参加革命军的意见。“崇汉会”首领纷纷表示：参加革命军，誓同清政府血战到底。
在进行周密计划后，他与“崇汉会”首领们连夜在白水畈的黄氏祠堂聚会，有3000多名会员参加。会场上，旗帜飘扬，铳矛林立；会员们摩拳擦掌，众志成城。这一行动遭到了当地豪绅恶霸的反对，派出武装袭扰，黄侃带领会员们将他们打得狼狈逃窜。恶霸们连夜向广济县田家镇的清军告密。当地清军闻风而动，星夜向白水畈进发。次日晨，“崇汉会”会员正向外开动，随即遭到了有备而来的清军的攻击。由于会员们仓促成军，缺乏训练，又无枪械，同时对清军的进攻毫无防备，双方一交火，即被清军击毙10多人，活捉数十人，其余会员迅即溃逃，黄侃也被迫出走，起义失败。
此后，黄侃便将“平生兴国爱族之心，寄于学术文辞”，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
缥缈缠绵一世情
在黄侃并不漫长的一生中，他的情感生活百转千回、曲折离奇，与多名女子产生感情。当年，有专以揭秘名人隐私为乐事的小报在谈到黄侃时，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攻讦之语。黄侃看后，一笑置之。 在黄侃的婚姻旅程中，他与结发妻子王采蘅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就的婚姻。黄侃7岁时，向在江宁的父亲黄云鹄写信，并于书末缀一小诗，曰：“父作盐梅令，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当时，湖北宜昌人王鼎丞自山西布政使解职后，客居江宁，与黄云鹄过从甚密，私交甚厚。他看到这首诗，无法相信是7岁孩童所作，惊为奇才。即日，以女王采蘅许配黄侃。
王采蘅虽是出身传统家庭的旧式女子，但她幼承家教，能书会画，性情贤淑。1903年和黄侃成婚。婚后不到两年，黄侃就到日本留学。王采蘅在家中尊老爱幼，任劳任怨，在黄家享有很高的声望。尤其是对黄侃积极参加的革命活动，虽有生命危险，王采蘅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鼓励。两人虽聚少离多，但先后在一起共同生活了14年，生育有7个子女。1916年5月，即黄侃在北京大学教学的第三年，这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式的妻子因病去世。
王采蘅去世后，黄侃多次写诗追忆。如“别已无期梦转疏，匡床一念处萦纡”、“共处曾几何，忧患相撑拄”，表达他对亡妻的思念。
在黄侃色彩斑斓、芜杂多变的情史中，有一位是被他深深辜负过的女子，那就是和他同乡同族的女孩黄绍兰。
黄绍兰（1892—1947），蕲春黄洼湾人。她家与黄侃家仅隔五里之遥，黄侃曾经当过黄绍兰的塾师。黄绍兰的父亲黄笑春是一位经史学家，精通医术，并且极其开明，使黄绍兰从小受到了系统的教育。她先在家塾读书，后入位于武汉的江汉教会学校，1907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堂，1910年毕业后到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堂任教。次年春，黄侃到开封应河南布政使江叔海之召入其幕府，并兼任河南豫河中学教员，从而与黄绍兰结识，两人过从遂密，互生爱慕之心。不久，因黄侃在学堂宣传革命，被校方解聘，临行前，他给黄绍兰写了首《清平乐》：
“香浓语腻。略解悤悤意。人静秋街风细细。怊怅两人空醉。满堂灯影摇红。回思却是朦胧。重见不知何处，青溪昨夜相逢。”
1911年，武昌起义后，黄绍兰到武汉，后奉黄兴之命于1913年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多情的黄侃还是决定放弃手中的工作，不顾一切到上海追求黄绍兰。当时，黄侃的发妻王氏尚未下堂，这在民气初开的民国已经有着重婚的罪名了。为了与爱侣在一起，黄侃心生一计，用李姓的假名与黄绍兰办理了结婚手续。对此，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黄绍兰虽然是个敢作敢为的革命女性，但在情感问题上却极其天真痴情，听信了黄侃的解释。
两人当时的感情应该是极其真挚的，当初在结婚证上填假名未必是存心欺骗，不过是权宜之计。可惜这一段爱情好景不长。1914年秋，应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夏锡祺的引荐，黄侃去了北京大学教书。到京不久，他多情的心又驿动不安，摇摆不定了。他很快就又与一苏州籍的女学生彭欣相好同居。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到这时候她才醒悟到，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她无法对簿公堂。
更令人悲叹的是，此时黄绍兰已经怀孕，不久生下了女儿黄允中。这在当时一般人看来，黄绍兰是与人私通又被遗弃，还生了个孩子。黄绍兰那位守旧的父亲深恨女儿辱没了自己清白的家风，盛怒之下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收留了走投无路的黄绍兰。在朋友们的资助下，黄绍兰专注于事业，创办过博文女校，亲任校长。该校曾接待过来上海开会的中共一大代表。她还曾在大学里写书、任教。但是，仍然摆脱不了黄侃带给她的过度的悲伤，终于还是疯掉了，精神错乱，自缢身亡，离开了这个让她爱恨无限的世界。
黄侃对彭欣也是始乱终弃，两人长期分居。彭欣后来一直孤独地生活在天津。对此，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当然，黄侃并不总是彷徨无依地迷茫于情欲之中，他也上演过轰轰烈烈的真挚爱情。这一次的女主角也姓黄，叫黄菊英。
黄菊英（1903—1984），湖北汉川人。父亲是前清秀才，具有进步思想，支持女儿读书、上学，接受教育。黄菊英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黄侃是其国文教师，黄侃的大女儿和她是同窗好友。当时，黄菊英常到黄侃家中和黄侃的大女儿并坐闲谈。对于黄侃在学术界的赫赫大名，黄菊英是久闻其名并心存敬仰的。刚去黄家时，她对黄侃恭敬地事以父师之礼。时间久了，黄侃喜欢上了黄菊英，收她为女弟子，认为她是武汉三镇所有年轻女孩子中的第一美人。黄侃还曾情意绵绵地给黄菊英写词示爱，黄菊英一读之下，心旌摇动，不能自已。那是一首《采桑子》：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世情。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这一次，沧海横流的黄侃偶然遇到了妙龄少女的一颗纯真喜悦的心灵，他流露出一种等到了望眼欲穿的终身伴侣的欢欣。随着感情升温，黄侃与黄菊英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当黄侃对外宣布二人结婚的消息之时，朋友们再次以“人言可畏”劝他。黄侃却泰然闲静地回答：“怕什么？难道怕人家闲话，就不过日子了吗？听拉拉蛄叫还不种庄稼了呢。”此事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于是，各种小报上对于黄侃再婚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黄侃不仅对之不以为然，而且干脆让学生把骂自己的小报收集起来，以供蜜月阅读消遣。
自古美女爱名士，黄菊英毅然与家庭决裂，勇敢地和黄侃共结连理，黄侃由她的老师变为丈夫。这一次，黄菊英的抉择是正确的。婚后，为了能使丈夫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她放弃了出任小学校长的机会，全职在家主持家务。她对黄侃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千方百计为黄侃创造静谧舒适的治学环境。对此，黄侃极为感激。夫妻恩爱，其乐融融。每逢黄菊英的生日，黄侃都要带儿女们进餐馆喝酒为妻祝寿。1929年4月，黄侃写了一首《浣溪沙·春晚示内》，表白夫妻俞久，情感俞笃，词曰：
钟阜双鬓画怎如，当窗照镜笑窥书，绿阴纸阁一廛居。
临砌爱看花结子，卷帘喜迓燕将雏，始知春晚胜春初。
黄侃的累累硕果，凝聚了黄菊英的心血和辛劳。后来，忆及前尘往事，她曾说：“我虽是季刚的妻子和学生，但学无专长，对于他的学术文章，我是在宫墙之外。每当重阅他细心批点的古籍，复诵他情文并茂的诗作，辄使我以他的好学精神自勉。”她把自己放在了一种幽静微凉的低处，这样，她女性的温婉如和煦春风般深深渗透进了曾经的浪子黄侃的心灵。自1923年10月结婚，她陪伴黄侃走到了他人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