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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出生前，我父亲对母亲说：“要是个男孩，那他就要成为科学家。”当我还坐在婴孩椅上的时候，父亲有一天带回家一堆马赛克，就是那种装修浴室用的各种颜色的玩意儿。我父亲把它们叠垒起来，弄成像多米诺骨牌似的，然后我推动一边，它们就全倒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帮着把马赛克重新堆起来。这次我们变出了些复杂点儿的花样：两白一蓝，两白一蓝……我母亲忍不住说：“唉，你让小家伙随便玩不就是了？他爱在那儿加个蓝的，就让他加好了。”
可我父亲回答道：“这不行。我正教他什么是序列，并告诉他这是多么有趣呢！这是数学的第一步。”我父亲就是这样，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认识世界和它的奇妙。
我家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给我念里边的章节。比如有一次念到恐龙，书里说，“恐龙的身高有25英尺，头有6英尺宽”，父亲停顿了念书，对我说：“唔，让我们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也就是说，要是恐龙站在门前的院子里，那么它的身高足以使它的脑袋凑着咱们这两层楼的窗户；可它的脑袋却伸不进窗户，因为它比窗户还宽呢！”就是这样，他总是把所教的概念变成可触可摸、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我难以想象居然有这么大的动物，而且居然都由于无人知晓的原因而灭绝了，觉得兴奋新奇极了，一点也不害怕会有恐龙从窗外扎进头来。我从父亲那儿学会了“翻译”——学到的任何东西，我都要琢磨出它们究竟在讲什么，实际意义是什么。
那时我们常去卡次基山，那是纽约市的人们伏天避暑消夏的去处。孩子们的父亲工作日都在纽约干活，周末才回家。我父亲常在周末带我去卡次基山，在漫步于丛林的时候给我讲好多关于树林里动植物的新鲜事儿。其他孩子的母亲瞧见了，觉得这着实不错，便纷纷敦促丈夫们也学着做。可是这些丈夫们不理她们。她们便来央求我父亲带他们的小孩去玩。我父亲没有答应，因为他和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不想让别人夹杂进来。于是，其他小孩的父亲也就只好带着他们的小孩去山里玩了。
周末过去了，父亲们都回城里做事去了。孩子们又聚在一起时，一个小朋友问我：“你瞧见那只鸟儿了吗？你知道它是什么鸟吗？”
我说：“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他说：“那是只黑颈鸫呀！你爸爸怎么什么都没教你呢？”
其实，情况正相反。我父亲是这样教我的——“看见那鸟儿了么？”他说，“那是只斯氏鸣禽。” （我那时就猜出其实他并不知道这鸟的学名。）他接着说：“在意大利，人们把它叫做‘查图拉波替达’，葡萄牙人叫它‘彭达皮达’，中国人叫它‘春兰鹈’，日本人叫它‘卡塔诺·特克达’。你可以知道所有的语言是怎么叫这种鸟的，可是终了还是一点也不懂得它。你仅仅是知道了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怎么称呼这只鸟罢了。我们还是来仔细瞧瞧它在做什么吧——那才是真正重要的。” （我于是很早就懂得了“知道一个东西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个东西”的区别。）
他又接着说：“瞧，那鸟儿总是在啄它的羽毛，看见了吗？它一边走一边在啄自己的羽毛。”
“是。”我说。
他问：“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说：“大概是它飞翔的时候弄乱了羽毛，要把羽毛再梳理整齐吧。”
“唔，”他说，“如果是那样，那么在刚飞完时，它们应该很勤快地啄，而过了一会儿后，就该缓下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他说：“那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它们是不是在刚飞完时啄的次数多得多。”
不难发现，鸟儿们在刚飞完和过了一会儿之后啄的次数差不多。我说：“得啦，我想不出来。你说道理在哪儿？”
“因为有虱子在作怪，”他说，“虱子在吃羽毛上的蛋白质。虱子的腿上又分泌蜡，蜡又有螨来吃。螨吃了不消化，就拉出来黏黏的像糖一样的东西，细菌于是又在这上头生长。”
最后他说：“你看，只要哪儿有食物，哪儿就会有某种生物以之为生。”
现在，我知道鸟腿上未必有虱子，虱子腿上也未必有螨。他的故事在细节上未必对，但是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又有一次，我长大了一点，他摘了一片树叶。我们注意到树叶上有一个C形的坏死的地方，从中线开始，蔓延向边缘。
“瞧这枯黄的C形，”他说，“在中线开始时比较细，在边缘时比较粗。这是一只蝇，一只黄眼睛、绿翅膀的蝇在这儿下了卵，卵变成了像毛毛虫似的蛆，蛆以吃树叶为生。于是，它每吃一点就在后边留下了坏死的组织。它边吃边长大，吃的也就越多，这条坏死的线也就越宽。直到蛆变成了蛹，又变成了黄眼睛、绿翅膀的蝇，从树叶上飞走了，它又会到另一片树叶上去产卵。”
同上一例一样，我现在知道他说的细节未必对——没准儿那不是蝇而是甲壳虫，但是他指出的那个概念却是生命现象中极有趣的一面：生殖繁衍是最终的目的。不管过程多么复杂，主题却是重复一遍又一遍。
我没有接触过其他人的父亲，所以在当时我并不懂得我父亲有多么了不起。他究竟是怎么学会了科学最根本的法则：对科学的热爱，科学深层的意义，以及为什么值得去探究。我从未问过他，因为我当时以为所有的父亲都理所应当地知道这些。
我父亲培养了我留意观察的习惯。一天，我在玩马车玩具。在马车的车斗里有一个小球。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小球的运动方式。我找到父亲，说：“嘿，爸，我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小球往后走；当马车在走，而我把它停住的时候，小球往前滚。这是为什么呢？”
“这，谁都不知道。”他说，“一个普遍的公理是：运动的物体总是趋于保持运动；静止的东西总是趋于保持静止，除非你去推它。这种趋势就是惯性。但是，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你瞧，这是很深入的理解，他并不只是给我一个名词。
他接着说：“如果从边上看，小车的后板擦着小球，摩擦开始的时候，小球相对于地面来说其实还是往前挪了一点，而不是向后走。”
我跑回去把球又放在车上，从边上观察。果然，父亲没错——车往前拉的时候，球相对于地面确实是向前挪了一点。
我父亲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他用许多这样的实例来讨论，没有任何压力，只是兴趣盎然的讨论。他在一生中一直激励我，使我对所有的科学领域着迷。我只是碰巧在物理学中建树多一些罢了。
（选自《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理查德·费曼著，李沉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标题为编者加）
理查德·费曼（1918-1988），美国著名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代表作品有《费曼物理学讲义》《物理之美》等。
过了一会儿，我又帮着把马赛克重新堆起来。这次我们变出了些复杂点儿的花样：两白一蓝，两白一蓝……我母亲忍不住说：“唉，你让小家伙随便玩不就是了？他爱在那儿加个蓝的，就让他加好了。”
可我父亲回答道：“这不行。我正教他什么是序列，并告诉他这是多么有趣呢！这是数学的第一步。”我父亲就是这样，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认识世界和它的奇妙。
我家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给我念里边的章节。比如有一次念到恐龙，书里说，“恐龙的身高有25英尺，头有6英尺宽”，父亲停顿了念书，对我说：“唔，让我们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也就是说，要是恐龙站在门前的院子里，那么它的身高足以使它的脑袋凑着咱们这两层楼的窗户；可它的脑袋却伸不进窗户，因为它比窗户还宽呢！”就是这样，他总是把所教的概念变成可触可摸、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我难以想象居然有这么大的动物，而且居然都由于无人知晓的原因而灭绝了，觉得兴奋新奇极了，一点也不害怕会有恐龙从窗外扎进头来。我从父亲那儿学会了“翻译”——学到的任何东西，我都要琢磨出它们究竟在讲什么，实际意义是什么。
那时我们常去卡次基山，那是纽约市的人们伏天避暑消夏的去处。孩子们的父亲工作日都在纽约干活，周末才回家。我父亲常在周末带我去卡次基山，在漫步于丛林的时候给我讲好多关于树林里动植物的新鲜事儿。其他孩子的母亲瞧见了，觉得这着实不错，便纷纷敦促丈夫们也学着做。可是这些丈夫们不理她们。她们便来央求我父亲带他们的小孩去玩。我父亲没有答应，因为他和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不想让别人夹杂进来。于是，其他小孩的父亲也就只好带着他们的小孩去山里玩了。
周末过去了，父亲们都回城里做事去了。孩子们又聚在一起时，一个小朋友问我：“你瞧见那只鸟儿了吗？你知道它是什么鸟吗？”
我说：“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他说：“那是只黑颈鸫呀！你爸爸怎么什么都没教你呢？”
其实，情况正相反。我父亲是这样教我的——“看见那鸟儿了么？”他说，“那是只斯氏鸣禽。” （我那时就猜出其实他并不知道这鸟的学名。）他接着说：“在意大利，人们把它叫做‘查图拉波替达’，葡萄牙人叫它‘彭达皮达’，中国人叫它‘春兰鹈’，日本人叫它‘卡塔诺·特克达’。你可以知道所有的语言是怎么叫这种鸟的，可是终了还是一点也不懂得它。你仅仅是知道了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怎么称呼这只鸟罢了。我们还是来仔细瞧瞧它在做什么吧——那才是真正重要的。” （我于是很早就懂得了“知道一个东西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个东西”的区别。）
他又接着说：“瞧，那鸟儿总是在啄它的羽毛，看见了吗？它一边走一边在啄自己的羽毛。”
“是。”我说。
他问：“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说：“大概是它飞翔的时候弄乱了羽毛，要把羽毛再梳理整齐吧。”
“唔，”他说，“如果是那样，那么在刚飞完时，它们应该很勤快地啄，而过了一会儿后，就该缓下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他说：“那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它们是不是在刚飞完时啄的次数多得多。”
不难发现，鸟儿们在刚飞完和过了一会儿之后啄的次数差不多。我说：“得啦，我想不出来。你说道理在哪儿？”
“因为有虱子在作怪，”他说，“虱子在吃羽毛上的蛋白质。虱子的腿上又分泌蜡，蜡又有螨来吃。螨吃了不消化，就拉出来黏黏的像糖一样的东西，细菌于是又在这上头生长。”
最后他说：“你看，只要哪儿有食物，哪儿就会有某种生物以之为生。”
现在，我知道鸟腿上未必有虱子，虱子腿上也未必有螨。他的故事在细节上未必对，但是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又有一次，我长大了一点，他摘了一片树叶。我们注意到树叶上有一个C形的坏死的地方，从中线开始，蔓延向边缘。
“瞧这枯黄的C形，”他说，“在中线开始时比较细，在边缘时比较粗。这是一只蝇，一只黄眼睛、绿翅膀的蝇在这儿下了卵，卵变成了像毛毛虫似的蛆，蛆以吃树叶为生。于是，它每吃一点就在后边留下了坏死的组织。它边吃边长大，吃的也就越多，这条坏死的线也就越宽。直到蛆变成了蛹，又变成了黄眼睛、绿翅膀的蝇，从树叶上飞走了，它又会到另一片树叶上去产卵。”
同上一例一样，我现在知道他说的细节未必对——没准儿那不是蝇而是甲壳虫，但是他指出的那个概念却是生命现象中极有趣的一面：生殖繁衍是最终的目的。不管过程多么复杂，主题却是重复一遍又一遍。
我没有接触过其他人的父亲，所以在当时我并不懂得我父亲有多么了不起。他究竟是怎么学会了科学最根本的法则：对科学的热爱，科学深层的意义，以及为什么值得去探究。我从未问过他，因为我当时以为所有的父亲都理所应当地知道这些。
我父亲培养了我留意观察的习惯。一天，我在玩马车玩具。在马车的车斗里有一个小球。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小球的运动方式。我找到父亲，说：“嘿，爸，我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小球往后走；当马车在走，而我把它停住的时候，小球往前滚。这是为什么呢？”
“这，谁都不知道。”他说，“一个普遍的公理是：运动的物体总是趋于保持运动；静止的东西总是趋于保持静止，除非你去推它。这种趋势就是惯性。但是，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你瞧，这是很深入的理解，他并不只是给我一个名词。
他接着说：“如果从边上看，小车的后板擦着小球，摩擦开始的时候，小球相对于地面来说其实还是往前挪了一点，而不是向后走。”
我跑回去把球又放在车上，从边上观察。果然，父亲没错——车往前拉的时候，球相对于地面确实是向前挪了一点。
我父亲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他用许多这样的实例来讨论，没有任何压力，只是兴趣盎然的讨论。他在一生中一直激励我，使我对所有的科学领域着迷。我只是碰巧在物理学中建树多一些罢了。
（选自《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理查德·费曼著，李沉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标题为编者加）
理查德·费曼（1918-1988），美国著名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代表作品有《费曼物理学讲义》《物理之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