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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世界新技术、新产业迅猛发展，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为此，我国也提出了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2012—2016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将高管过度自信和企业异质性同时纳入创新绩效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企业异质性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相比于非过度自信的高管，过度自信的高管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另外，企业规模本身可以提升创新绩效，但是在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影响中起调节作用时，发现小规模企业的促进作用反而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性：民营企业高管过度自信会产生更多的创新绩效，而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较差。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管过度自信；企业异质性；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9.02.001
0 引言
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之后，各国都将培育创新型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为了占据新一轮世界经济科技制高点，把握世纪变革发展的新趋势，我国也将创新技术作为主要发展战略，把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上水平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催生了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的首次提出源自2009年温家宝总理关于《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随后，国务院在2010年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对此概念进行了详细诠释：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局与长远发展有重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技术知识密集、资源消耗少、综合效益好、成长潜力巨大的产业，并将其划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和新材料”七个领域。2017年2月4日，我国又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展为网络经济、生物经济、高端制造（包括高端设备制造与新材料）、绿色低碳（包括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数字创意五大领域八大产业。但考虑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实证研究选取的上市公司分类仍以“十二五”规划中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分类目录为标准。
从目前来看，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以创新为关键发展要素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不断提升，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就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他们多以其政策支持及影响因素等为出发点，进行定性研究。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相关指标并未统一发布，这方面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从高管过度自信、企业异质性角度研究其创新绩效的则更少。因此，本文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考虑，按照2010年《决定》中我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界定手动筛选出符合要求的上市公司，以其为样本研究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另外，考虑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其创新特点，其规模大小差异较大、性质上有国有和民營之分，所以进一步从企业异质性——规模和企业性质两方面着手，检验二者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试图丰富战略性新兴产业现有研究，并为其产业的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
1 文献回顾
1.1 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过度自信源自于一种认知偏差。大量心理学文献研究认为人们普遍存在过度自信心理，过度自信的人会高估自身的知识及成功的能力[1]却低估自己的预测误差[2]及遭遇风险或失败的可能性。Gervaris、Heaton 和 Odean 认为过度自信是认为自己知识的准确性比事实中的程度更高的一种信念[3]。通常大多数人都会产生偏离实际的积极的自我评价，普遍认为自己的能力、前途等会好于其他人，作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基于自身学历、经验、能力等的优势，产生过度自信心理的可能性更大，Alicke 等的实验研究证明了这一点[4]。在我国传统文化“君为臣纲”思想的熏陶下，由于身份地位之差，高管产生过度自信的倾向更大。基于过度自信心理的普遍存在，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管理者自身特质尤其是过度自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高管在公司投资决策中更可能引发低效率的过度投资行为[5]，也会产生低质量的并购行为[6]，因为更具冒险性而更愿意采取债务融资[7]，这样会造成股东价值的流失。
虽然过度自信的高管会给企业带来投资效率低下、低质量并购等一系列不良影响，但是关于高管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结论。近年来，在创新形势的驱动下，创新已成为企业在复杂市场环境中生存的关键要素，作为一项特殊的投资活动，创新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战略性，高管为了凸显自己的能力，通常更愿意进行此类风险性活动，但其创新活动结果往往存在不确定性。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翟淑萍等证实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创新方式上会选择开发式创新[8]；Galasso 和 Simcoe 的研究表明，CEO过度自信与企业的专利数据显著正相关[9]；朱磊从高科技企业的角度实证研究了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高管的过度自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结构在中间有一定的调节作用[10]；毕晓方基于财务冗余的中介与调节作用，探究了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论指出财务冗余水平越高，其促进作用更明显[11]。以上学者的观点均认为高管过度自信有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但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态度，例如：Jeffrey 通过研究指出过度自信的高管会做出非理性的决策，而这些决策会导致公司效益低下[12]；潘清泉认为即使过度自信的高管能够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但对企业绩效却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因而一些企业仍不会雇佣过度自信的高管[13]。 1.2 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企业异质性对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企业间的差异性会造成创新绩效的不同，而在企业特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近年来已有学者从企业规模角度研究创新绩效，但基于规模大小的探讨存在着分歧，目前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Kam， Kiese 等基于新加坡制造业企业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14]；我国学者李正卫等实证分析研究也认为，企业规模对企业创新表现为正向影响[15]。这些研究都验证了熊彼特假说，即大企业有强于小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融资优势及风险承担水平优势，因而大规模企业的创新能力更强。但也有学者质疑熊彼特假说，一方面，基于研发成本的差异，Ettlie 认为小规模企业在低成本创新和破坏性创新方面具有明显优势[16]；另一方面，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引起内部管理机制的官僚化，进而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相比而言，小企业信息传递的灵活性更能促进企业创新[17]，Zhao 等认为企业规模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大[18]。
关于企业性质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国外学者研究较早，Woodman 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组织环境的差异改变个体特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19]。实际上，不同组织环境下高管的过度自信情况有所不同，必然会导致企业创新绩效不一致。Gao 探讨了不同性质产权中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认为产权结构差异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20]。目前我国经济市场主要分为国有与民营两大类，两类企业在组织体系、经营及管理等情境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国有企业发展较早，在体制、经济条件等各方面的条件都较民营企业更为完善，但民营企业在企业竞争意识等方面要明显强于国有企业。基于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曾铖以上海微观企业数据为样本进行了研究，实证表明：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公司制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优于非公司制企业，且股份有限公司的创新绩效最优[21]。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绩效
高管是企业创新决策的关键，其理性决策则是企业健康發展的保证。金融学领域所认为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现实中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往往会呈现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过度自信是导致非理性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高管有优于他人的能力和知识，因而更容易产生过度自信心理。在公司的经营过程中，创新项目的成功意味着企业家才能[22]，而创新绩效作为创新活动的产出，是一些可以客观测度和感知的以经济效益为基础的成果绩效[9]。因此过度自信的高管考虑到自身尊严，他们会积极参与企业创新活动并努力应对其中的各种风险和困难，最终达到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的目的。基于这样的动机，相比非过度自信的高管，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依靠自身的才能全力推动创新项目的进展，他们会更多的关注创新投入并通过调整公司战略为创新项目的实施提供保障[23]。Hirshleifer 和 Teoh 利用美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 CEO 会进行更多的 R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管过度自信；企业异质性；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9.02.001
0 引言
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之后，各国都将培育创新型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为了占据新一轮世界经济科技制高点，把握世纪变革发展的新趋势，我国也将创新技术作为主要发展战略，把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上水平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催生了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的首次提出源自2009年温家宝总理关于《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随后，国务院在2010年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对此概念进行了详细诠释：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局与长远发展有重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技术知识密集、资源消耗少、综合效益好、成长潜力巨大的产业，并将其划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和新材料”七个领域。2017年2月4日，我国又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展为网络经济、生物经济、高端制造（包括高端设备制造与新材料）、绿色低碳（包括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数字创意五大领域八大产业。但考虑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实证研究选取的上市公司分类仍以“十二五”规划中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分类目录为标准。
从目前来看，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以创新为关键发展要素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不断提升，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就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他们多以其政策支持及影响因素等为出发点，进行定性研究。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相关指标并未统一发布，这方面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从高管过度自信、企业异质性角度研究其创新绩效的则更少。因此，本文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考虑，按照2010年《决定》中我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界定手动筛选出符合要求的上市公司，以其为样本研究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另外，考虑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其创新特点，其规模大小差异较大、性质上有国有和民營之分，所以进一步从企业异质性——规模和企业性质两方面着手，检验二者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试图丰富战略性新兴产业现有研究，并为其产业的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
1 文献回顾
1.1 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过度自信源自于一种认知偏差。大量心理学文献研究认为人们普遍存在过度自信心理，过度自信的人会高估自身的知识及成功的能力[1]却低估自己的预测误差[2]及遭遇风险或失败的可能性。Gervaris、Heaton 和 Odean 认为过度自信是认为自己知识的准确性比事实中的程度更高的一种信念[3]。通常大多数人都会产生偏离实际的积极的自我评价，普遍认为自己的能力、前途等会好于其他人，作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基于自身学历、经验、能力等的优势，产生过度自信心理的可能性更大，Alicke 等的实验研究证明了这一点[4]。在我国传统文化“君为臣纲”思想的熏陶下，由于身份地位之差，高管产生过度自信的倾向更大。基于过度自信心理的普遍存在，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管理者自身特质尤其是过度自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高管在公司投资决策中更可能引发低效率的过度投资行为[5]，也会产生低质量的并购行为[6]，因为更具冒险性而更愿意采取债务融资[7]，这样会造成股东价值的流失。
虽然过度自信的高管会给企业带来投资效率低下、低质量并购等一系列不良影响，但是关于高管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结论。近年来，在创新形势的驱动下，创新已成为企业在复杂市场环境中生存的关键要素，作为一项特殊的投资活动，创新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战略性，高管为了凸显自己的能力，通常更愿意进行此类风险性活动，但其创新活动结果往往存在不确定性。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翟淑萍等证实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创新方式上会选择开发式创新[8]；Galasso 和 Simcoe 的研究表明，CEO过度自信与企业的专利数据显著正相关[9]；朱磊从高科技企业的角度实证研究了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高管的过度自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结构在中间有一定的调节作用[10]；毕晓方基于财务冗余的中介与调节作用，探究了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论指出财务冗余水平越高，其促进作用更明显[11]。以上学者的观点均认为高管过度自信有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但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态度，例如：Jeffrey 通过研究指出过度自信的高管会做出非理性的决策，而这些决策会导致公司效益低下[12]；潘清泉认为即使过度自信的高管能够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但对企业绩效却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因而一些企业仍不会雇佣过度自信的高管[13]。 1.2 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企业异质性对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企业间的差异性会造成创新绩效的不同，而在企业特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近年来已有学者从企业规模角度研究创新绩效，但基于规模大小的探讨存在着分歧，目前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Kam， Kiese 等基于新加坡制造业企业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14]；我国学者李正卫等实证分析研究也认为，企业规模对企业创新表现为正向影响[15]。这些研究都验证了熊彼特假说，即大企业有强于小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融资优势及风险承担水平优势，因而大规模企业的创新能力更强。但也有学者质疑熊彼特假说，一方面，基于研发成本的差异，Ettlie 认为小规模企业在低成本创新和破坏性创新方面具有明显优势[16]；另一方面，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引起内部管理机制的官僚化，进而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相比而言，小企业信息传递的灵活性更能促进企业创新[17]，Zhao 等认为企业规模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大[18]。
关于企业性质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国外学者研究较早，Woodman 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组织环境的差异改变个体特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19]。实际上，不同组织环境下高管的过度自信情况有所不同，必然会导致企业创新绩效不一致。Gao 探讨了不同性质产权中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认为产权结构差异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20]。目前我国经济市场主要分为国有与民营两大类，两类企业在组织体系、经营及管理等情境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国有企业发展较早，在体制、经济条件等各方面的条件都较民营企业更为完善，但民营企业在企业竞争意识等方面要明显强于国有企业。基于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曾铖以上海微观企业数据为样本进行了研究，实证表明：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公司制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优于非公司制企业，且股份有限公司的创新绩效最优[21]。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绩效
高管是企业创新决策的关键，其理性决策则是企业健康發展的保证。金融学领域所认为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现实中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往往会呈现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过度自信是导致非理性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高管有优于他人的能力和知识，因而更容易产生过度自信心理。在公司的经营过程中，创新项目的成功意味着企业家才能[22]，而创新绩效作为创新活动的产出，是一些可以客观测度和感知的以经济效益为基础的成果绩效[9]。因此过度自信的高管考虑到自身尊严，他们会积极参与企业创新活动并努力应对其中的各种风险和困难，最终达到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的目的。基于这样的动机，相比非过度自信的高管，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依靠自身的才能全力推动创新项目的进展，他们会更多的关注创新投入并通过调整公司战略为创新项目的实施提供保障[23]。Hirshleifer 和 Teoh 利用美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 CEO 会进行更多的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