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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媒体的突然开放，不过是华为适应新业务和新商业模式的第一反应，只是华为开放大棋局中的一步小棋而已。
今年1月下旬，华为突然转变一向封闭的公关策略，包括胡厚崑、徐文伟、丁耘、陈黎芳、余承东、李昌竹、邓涛、张文林、张宏喜、朱勇刚在内的多位高管，几乎同时在新浪开通微博，此举引起众多业内人士关注。任正非也一改过去从不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惯例，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云计算发布会。与此同时，华为EMT(执行管理团队)轮值主席、高级副总裁徐直军也破天荒地接受了媒体专访，针对敏感的华为接班人等问题作出公开回应。
华为这次转变可谓翻天覆地。
任正非曾说：在舆论面前，公司长期的做法就是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作为跟踪华为多年的前媒体人，笔者曾重点报道过华为(完全正面)，就再也无法从华为公关部门得到任何采访回应。对于外界有关华为的热点报道(如多起华为员工跳楼事件)，华为的官方态度从来都是不予理睬。
二十多年封闭，为何?
华为持续二十多年的媒体封闭策略，有其内在原因。
首先是公司业务的特殊性。华为面向的客户主要是电信运营商而非个人消费者，因此并不非常需要通过媒体提升公司知名度。这也使得华为已经在通信设备行业名声大噪时，很多人对其仍然一无所知。此外，华为不是上市公司，没有向公众披露内部信息的义务。
很多国内企业之所以高调亮相于各类媒体，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多是希望通过媒体影响政府决策，从政府获得更多的资源或订单。而华为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立足于成为一家全球化的企业，很早就启动了全球化策略，对于向政府“要资源”的需求不是那么迫切。
当然，更为重要原因在于任正非。
任何创业公司创始人的个人特质对公司政策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蒂夫·乔布斯一向都不喜欢媒体，因此苹果虽然成功，但与媒体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那么和谐；比尔·盖茨则以他谦逊而低调的性格为微软赢得了不少加分。
任正非曾在《我的父亲母亲》中提到，由于父亲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工厂做过会计，任正非参军后虽然一直表现优异，却很少受到嘉奖，这让他对于虚幻的名利相对淡然。他有一条坚信不移的法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任正非是一位有着深刻政治定位的企业家，他一直把企业安全作为最高目标，坚信只有活下来的人才能创造历史。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华为面临诸多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和模糊地带，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暴露，这样才能规避更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例如，华为内部股权是外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但华为却认为，如果当初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建立股权制度，要么根本无法实施，要么大家只能拿到少量可分配股权。在不规范的现行制度下，利用变通的方法建立自己的股权制度，再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不断改进，小心翼翼，从不对外解释澄清，不授人以柄，这才一路发展下来并逐步规范。
但如今，华为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得不开放的阶段。
开放为形势所迫
2010年，华为销售收入达到28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此时，华为的企业规模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外部性，即使华为想要保持低调也已很难做到。过去几年，华为曾经希望通过低调收购3Com以及结盟Lemko等美国本土公司，以期打开最后一块未攻占的市场高地(美国市场)，却由于美国媒体大肆渲染来自中国的威胁而无法如愿。而在国内，当发生诸如员工跳楼等不利事件时，媒体往往由于无法得到华为的及时回应而擅加猜测，这甚至给外界造成了华为是“血汗工厂”的不良印象。
与此同时，已经占据电信设备市场20％以上市场份额的华为已经遭遇明显的成长瓶颈，并开始相关多元化布局。从今年开始，华为已经根据客户的不同类型，将公司的业务重组为运营商业务、企业业务和消费者业务三大模块，这也意味着华为将目前规模尚小的非运营商业务提升到了与运营商业务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些业务面对的，是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和数以亿计的普通消费者。由于过往的封闭政策，消费者对于华为并不了解，企业客户对于华为的认识也似是而非，这也使得华为必须借助媒体，提升华为的品牌美誉度，为企业业务和消费者业务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任正非的心理突破
作为创始人，任正非一直把华为当作自己的生命。但在华为已经从行业跟随者成长为领导者的今天，任正非敏锐地意识到：华为必须摆脱他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必须摆脱他对于媒体强烈的抵触情绪，才能更为健康地发展。为此他开始强调：“公司要把我个人的心理障碍和公司的宣传分开，华为是蓬勃向上的企业，必要的宣传是需要的，我可以做鸵鸟，但公司不能，公司要攻击，要前进。”
事实上，华为内部大部分中高层管理者及公关部负责人，对于向媒体开放的策略早已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只是囿于任正非的态度而无法得到实施。直到2010年11月25日，任正非、孙亚芳、徐直军、郭平等华为高层专门召集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讨论如何改善与媒体关系的座谈会，任正非做出“松绑”的表态之后，华为各部门的自主意识和热情才迸发出来，形成了短期内大批华为中高层管理者开微博的现象。同时，华为的企业业务部门和终端业务部门也在新浪上开通官方微博。这些说明华为此次开放并非突然之举，而是有着一定的计划和步骤。
对于华为来说，对媒体开放相对容易，更大的挑战来自商业模式的开放。过去的电信设备市场相对封闭，各厂商都是基于自身平台开发专用设备。如今，随着IT／IP／云计算等技术的渗透，整个电信运营和设备市场面临着开放商业模式的巨大挑战。华为要想在新形势下保持领先地位，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媒体的开放不过是华为开放大棋局中的一步小棋而已。
今年1月下旬，华为突然转变一向封闭的公关策略，包括胡厚崑、徐文伟、丁耘、陈黎芳、余承东、李昌竹、邓涛、张文林、张宏喜、朱勇刚在内的多位高管，几乎同时在新浪开通微博，此举引起众多业内人士关注。任正非也一改过去从不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惯例，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云计算发布会。与此同时，华为EMT(执行管理团队)轮值主席、高级副总裁徐直军也破天荒地接受了媒体专访，针对敏感的华为接班人等问题作出公开回应。
华为这次转变可谓翻天覆地。
任正非曾说：在舆论面前，公司长期的做法就是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作为跟踪华为多年的前媒体人，笔者曾重点报道过华为(完全正面)，就再也无法从华为公关部门得到任何采访回应。对于外界有关华为的热点报道(如多起华为员工跳楼事件)，华为的官方态度从来都是不予理睬。
二十多年封闭，为何?
华为持续二十多年的媒体封闭策略，有其内在原因。
首先是公司业务的特殊性。华为面向的客户主要是电信运营商而非个人消费者，因此并不非常需要通过媒体提升公司知名度。这也使得华为已经在通信设备行业名声大噪时，很多人对其仍然一无所知。此外，华为不是上市公司，没有向公众披露内部信息的义务。
很多国内企业之所以高调亮相于各类媒体，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多是希望通过媒体影响政府决策，从政府获得更多的资源或订单。而华为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立足于成为一家全球化的企业，很早就启动了全球化策略，对于向政府“要资源”的需求不是那么迫切。
当然，更为重要原因在于任正非。
任何创业公司创始人的个人特质对公司政策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蒂夫·乔布斯一向都不喜欢媒体，因此苹果虽然成功，但与媒体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那么和谐；比尔·盖茨则以他谦逊而低调的性格为微软赢得了不少加分。
任正非曾在《我的父亲母亲》中提到，由于父亲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工厂做过会计，任正非参军后虽然一直表现优异，却很少受到嘉奖，这让他对于虚幻的名利相对淡然。他有一条坚信不移的法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任正非是一位有着深刻政治定位的企业家，他一直把企业安全作为最高目标，坚信只有活下来的人才能创造历史。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华为面临诸多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和模糊地带，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暴露，这样才能规避更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例如，华为内部股权是外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但华为却认为，如果当初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建立股权制度，要么根本无法实施，要么大家只能拿到少量可分配股权。在不规范的现行制度下，利用变通的方法建立自己的股权制度，再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不断改进，小心翼翼，从不对外解释澄清，不授人以柄，这才一路发展下来并逐步规范。
但如今，华为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得不开放的阶段。
开放为形势所迫
2010年，华为销售收入达到28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此时，华为的企业规模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外部性，即使华为想要保持低调也已很难做到。过去几年，华为曾经希望通过低调收购3Com以及结盟Lemko等美国本土公司，以期打开最后一块未攻占的市场高地(美国市场)，却由于美国媒体大肆渲染来自中国的威胁而无法如愿。而在国内，当发生诸如员工跳楼等不利事件时，媒体往往由于无法得到华为的及时回应而擅加猜测，这甚至给外界造成了华为是“血汗工厂”的不良印象。
与此同时，已经占据电信设备市场20％以上市场份额的华为已经遭遇明显的成长瓶颈，并开始相关多元化布局。从今年开始，华为已经根据客户的不同类型，将公司的业务重组为运营商业务、企业业务和消费者业务三大模块，这也意味着华为将目前规模尚小的非运营商业务提升到了与运营商业务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些业务面对的，是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和数以亿计的普通消费者。由于过往的封闭政策，消费者对于华为并不了解，企业客户对于华为的认识也似是而非，这也使得华为必须借助媒体，提升华为的品牌美誉度，为企业业务和消费者业务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任正非的心理突破
作为创始人，任正非一直把华为当作自己的生命。但在华为已经从行业跟随者成长为领导者的今天，任正非敏锐地意识到：华为必须摆脱他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必须摆脱他对于媒体强烈的抵触情绪，才能更为健康地发展。为此他开始强调：“公司要把我个人的心理障碍和公司的宣传分开，华为是蓬勃向上的企业，必要的宣传是需要的，我可以做鸵鸟，但公司不能，公司要攻击，要前进。”
事实上，华为内部大部分中高层管理者及公关部负责人，对于向媒体开放的策略早已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只是囿于任正非的态度而无法得到实施。直到2010年11月25日，任正非、孙亚芳、徐直军、郭平等华为高层专门召集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讨论如何改善与媒体关系的座谈会，任正非做出“松绑”的表态之后，华为各部门的自主意识和热情才迸发出来，形成了短期内大批华为中高层管理者开微博的现象。同时，华为的企业业务部门和终端业务部门也在新浪上开通官方微博。这些说明华为此次开放并非突然之举，而是有着一定的计划和步骤。
对于华为来说，对媒体开放相对容易，更大的挑战来自商业模式的开放。过去的电信设备市场相对封闭，各厂商都是基于自身平台开发专用设备。如今，随着IT／IP／云计算等技术的渗透，整个电信运营和设备市场面临着开放商业模式的巨大挑战。华为要想在新形势下保持领先地位，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媒体的开放不过是华为开放大棋局中的一步小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