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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人物画发展很快，但是一涉及到古人，画上的服饰不是干巴巴的全一个样，就是多少要出点纰漏。有些古天文学家衣服竟会是“左衽”的，古代的算筹画得象一块块饼干。其实我国古代人民生活的形象资料，有大量的遗存，单是汉画像砖，就多彩多姿，十分丰富。鲁迅先生就搜集了一大批拓本；解放后还有不少新的出土。但要将这许多资料搜集排比，科学地整理出来，并非易事。
图谱之学有五难：一是博识；二是分析；三是曲尽其意的表达能力；四是描摹；五是印刷出版的条件。从这五个难处来看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本书，无疑都达到了高水准。
先说第一个条件，沈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数十年，埋头苦干，孜孜不倦，藉借既厚，眼界亦宽，这个条件就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其次听说沈先生做过长期讲解工作，这就锻炼出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第三是他以一位文学家来从事这种工作，能曲尽其意，文笔之美，读过《龙凤艺术》的读者自有定评。
后两个条件是客观的，研究人员不一定是画家，有些地方要借重描摹、放大、复制的人员。如果配合不好，不仅质量要大打折扣，还会闹笑话。本书中就举有一例：著名的长沙楚墓帛画，画上一条龙，原是四足俱备，因原画不清晰，摹本只画上一足，便被误认为一足的夔，害得研究者发了一通空议论。这本书共七百幅插图，有不少摹本，插图者如陈大章、范曾诸位都是高手，这无疑令本书更臻完美。
最后一个是印刷，年轻时看到郑振铎先生《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的广告，喜欢得不得了，后来见到了，单色，图版又小，不禁大失所望。本书印制考究，彩色鲜艳，使人爱不释手。
最重要还是书的内容，沈先生不只有排比整理之功，而且发表不少令人惊喜的独到见解。例如对温飞卿“小山重叠金明灭”一句词，向来注家解释不清，读者也只好不求甚解马虎过去。他却联系到晚唐妇女的高髻梳妆，和满头金银小梳的装饰来说明问题，有豁蒙解蔽之功。对一些传世的名画的断代问题，也常常提出一些精辟的见解，如对《簪花仕女图》，指出图中妇女，蓬松义髻，上加金翠步摇，已近成份配套，完整无缺。头上再加花冠，不伦不类，在唐代画迹中绝无仅有。而且进一步指出，簪花是宋人的习惯。这些议论，都确切不移。曾记得陈寅恪先生讲《唐诗证史》时，其中白居易《牡丹芳》一节是从《本草》丹皮讲起的，说牡丹在唐以前只作药用，在高宗时武后始自汾晋移植长安，作为观赏植物，开元天宝之际还是珍品，而盛于贞元元和之际，初时花形甚小，其后培植渐大。唐人说牡丹，多说“一丛”、“一窠”，花朵不如宋代姚黄魏紫的大。因此上图中覆盖义髻的鲜牡丹，唐代亦不可能有如此之大。其他对《文苑图》、《重屏会棋图》的精辟见解尚多，留待读者自己去体会，不一一介绍了。
这本二十五万字的巨著，只写了一年，有时文字上就不那么周到，例如第180页，说插图中是“几个臂鹰牵犬的内监”。但插图三幅，两幅人物有胡子。第210页，说胡服分前后两期，后期却谈到“和衣著无关”的“啼装”上去。第322页《春游晚归图》，沈先生认为是县官搬家上任，但似乎把行厨错看作行李。而且画的两旁明明有“行马”，即现代称为“拒马”的障碍物。这些都是千虑之一失，无损于此书的巨大价值。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著，香港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九月第一版。广州流花新村37号商务印书馆办事处发售，每部定价250元。)
图谱之学有五难：一是博识；二是分析；三是曲尽其意的表达能力；四是描摹；五是印刷出版的条件。从这五个难处来看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本书，无疑都达到了高水准。
先说第一个条件，沈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数十年，埋头苦干，孜孜不倦，藉借既厚，眼界亦宽，这个条件就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其次听说沈先生做过长期讲解工作，这就锻炼出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第三是他以一位文学家来从事这种工作，能曲尽其意，文笔之美，读过《龙凤艺术》的读者自有定评。
后两个条件是客观的，研究人员不一定是画家，有些地方要借重描摹、放大、复制的人员。如果配合不好，不仅质量要大打折扣，还会闹笑话。本书中就举有一例：著名的长沙楚墓帛画，画上一条龙，原是四足俱备，因原画不清晰，摹本只画上一足，便被误认为一足的夔，害得研究者发了一通空议论。这本书共七百幅插图，有不少摹本，插图者如陈大章、范曾诸位都是高手，这无疑令本书更臻完美。
最后一个是印刷，年轻时看到郑振铎先生《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的广告，喜欢得不得了，后来见到了，单色，图版又小，不禁大失所望。本书印制考究，彩色鲜艳，使人爱不释手。
最重要还是书的内容，沈先生不只有排比整理之功，而且发表不少令人惊喜的独到见解。例如对温飞卿“小山重叠金明灭”一句词，向来注家解释不清，读者也只好不求甚解马虎过去。他却联系到晚唐妇女的高髻梳妆，和满头金银小梳的装饰来说明问题，有豁蒙解蔽之功。对一些传世的名画的断代问题，也常常提出一些精辟的见解，如对《簪花仕女图》，指出图中妇女，蓬松义髻，上加金翠步摇，已近成份配套，完整无缺。头上再加花冠，不伦不类，在唐代画迹中绝无仅有。而且进一步指出，簪花是宋人的习惯。这些议论，都确切不移。曾记得陈寅恪先生讲《唐诗证史》时，其中白居易《牡丹芳》一节是从《本草》丹皮讲起的，说牡丹在唐以前只作药用，在高宗时武后始自汾晋移植长安，作为观赏植物，开元天宝之际还是珍品，而盛于贞元元和之际，初时花形甚小，其后培植渐大。唐人说牡丹，多说“一丛”、“一窠”，花朵不如宋代姚黄魏紫的大。因此上图中覆盖义髻的鲜牡丹，唐代亦不可能有如此之大。其他对《文苑图》、《重屏会棋图》的精辟见解尚多，留待读者自己去体会，不一一介绍了。
这本二十五万字的巨著，只写了一年，有时文字上就不那么周到，例如第180页，说插图中是“几个臂鹰牵犬的内监”。但插图三幅，两幅人物有胡子。第210页，说胡服分前后两期，后期却谈到“和衣著无关”的“啼装”上去。第322页《春游晚归图》，沈先生认为是县官搬家上任，但似乎把行厨错看作行李。而且画的两旁明明有“行马”，即现代称为“拒马”的障碍物。这些都是千虑之一失，无损于此书的巨大价值。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著，香港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九月第一版。广州流花新村37号商务印书馆办事处发售，每部定价2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