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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家训著作，堪称齐家通鉴。《四库全书》评价这部书“节目备具，切于日用，简而不烦，实足为儒者治行之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曾说：“司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于物淡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封建官吏尚能如此，我们无产阶级的干部何言不能！”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这几句话分别出自苏轼为司马光撰写的《司马温公行状》和《宋史司马光传》。
同时代的欧阳修评价司马光“德行淳正，学术通明”，“谠言嘉话，著于两朝”，“可谓社稷之臣也”。邵伯温评价他是“三代而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事实上，司马光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是名重千古的政治家，与司马迁交相辉映的史学家，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礼学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司马光是宋元以后家庭伦理思想和家族文化建设的创始巨擘，被奉为儒学教化的典范。
司马光在家训领域的著作以《家范》《书仪》和《训俭示康》为代表，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司马光的家训思想体系。
《家范》又名《温公家范》，是继《颜氏家训》之后最有分量的家训名著。《家范》以其史学家特有的表达方式，通过大量历史人物的典型事例，论述齐家之道，对为人父母、子女、兄弟、夫妇所应遵守的伦理规范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家范》主张治家必以礼为先，推崇谦恭治家，尊贵集门，强调勤俭致富，仗义疏财，倡导“克己守礼”的家庭和睦之道。
《书仪》一书为朱熹所推崇。朱熹编纂的《家礼》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民间的通用礼书，有一半以上文字出自《书仪》。司马光、朱熹所确定的日用伦常和礼节制度，为宋元以后封建社会的家庭和家族组织确定了一套长幼有序、尊卑有等的传统礼教生活方式，使人们的言行举止各从规矩，冠婚丧祭皆有定式。
司马光的修身思想集中体现在为其子司马康所写的《训俭示康》一文中。“俭”是这篇文章的题眼，“惟俭养德”是司马光推崇的修身法门。司马光引用古人的话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有地位的人如果多贪欲，就会贪图富贵，不走正路，最终招致祸患；没有地位的人如果多贪欲，就会多方营求，随意浪费，最终败家丧身。所以说，奢侈是罪中之罪。
“诚”是儒家的核心德目之一。“诚”是“三观”的前提，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司马光在五岁的时候就上了守“誠”的一课。有一天，司马光想吃青皮核桃，请姐姐帮他剥皮。姐姐怎么也剥不开，恰遇有事便放下走了。家中的女仆把青核桃在开水中烫了一下就很容易将皮剥开了。姐姐回来后很诧异，便问是谁剥开的，司马光随口说是自己剥开的。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谎，但司马光的父亲得知实情后大怒，责问司马光道：“小子何得漫语？”这一严格的家教课影响了司马光一生，从此之后，他一直把守“诚”作为立身之本。他自己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司马光的学生刘安世向他请教治学之要。司马光回答说，应当是诚吧！又问从何处入手，司马光说：“自不妄语始。”
史书上用“诚心自然，天下敬信”八个字评价司马光一生的德行。司马光的老家包括他的第二故乡的老百姓都被他的德行感化，“师其学，法其俭”。老百姓一旦做了不好的事，人们就会说“君实得无知之乎？”君实是司马光的字，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做这么不好的事，怎么能对得起司马光呢？可见，那个时代的司马光是道德标杆。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这是他的生活方式，更关乎其价值取向。俭朴是司马氏家族世代相承的家风。司马光自奉节俭，日常生活之中，“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司马光的好友范镇曾送给他一床布衾作为礼物，司马光非常喜欢。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写了一篇著名的《布衾铭》，劝人以俭为德，以奢为戒。司马光“爱其文义”，将《布衾铭》工工整整地写在范镇送给自己的布衾上，嘱咐家人，自己去世时也要盖这床布衾。
司马光不像当时的官僚那样蝇营狗苟、追名逐利，他在洛阳营建的独乐园虽然是一代名园，但实际上既狭窄又简陋，仅足以庇风挡雨。洛阳夏天酷热，司马光为了避暑只好在地下打洞。而北京留守王拱辰在其家乡洛阳有极为华丽奢侈的园宅、楼阁，时人戏云：“王家钻天，司马家入地。”独乐园只因有了司马光人品之涵养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司马光官俸优渥，但他把这些钱财都接济了别人。最终家中仅有田三顷，夫人去世之后，无钱安葬，只得把仅有的田产变卖作丧葬费。终其一生，司马光“恶衣菲食”，穿得差，吃得差。苏轼盖棺论定称他“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是其不谋财利的真实写照。
司马光认为“正家而天下定矣”。意思是说，在家庭里，每个家庭成员都按照自己的家庭角色恪守礼法，家道就正了。
司马光自己就是齐家楷模。《宋史司马光传》说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司马光对自己的父亲非常孝敬，为了就近照顾父亲，甚至主动放弃升迁的机会。司马光不仅自己孝亲，也劝自己的侄儿司马富辞官归里，侍养尊亲。如今，上海博物馆所藏司马光手书《真书宁州帖》讲的就是这件事。司马光的兄长司马旦比司马光大十多岁，司马光晚年对自己年将八十的兄长“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司马光的母亲和父亲相继而亡，他接连服丧五年。由于他完全恪守礼法，以至于“执丧累年，毁瘠如礼”，把自己的身体都快拖垮了，真正做到了孔子所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司马光的两个亲生儿子都过早夭折，司马康是过继族人的儿子。司马康受司马光的言传身教，“为人廉洁，口不言财”。司马光去世，司马康按照礼法“治丧皆用《礼经》家法，不为世俗事”。居丧期间“居庐蔬食，寝于地”，由于吃得差，又受凉，遂得腹疾。亲戚劝他破例吃肉补充营养，但他不肯悖礼破例，落下病根，只活了41岁便去世了。司马康去世时，其子司马植尚幼，高太后悯其孤幼，宰相吕大防出面找到司马康生前好友邵伯温托孤。邵伯温当时任西京国子监教授，说：“温公之孙，大谏之子，贤愚在天下，可畏也。”便把司马植接到自家来培养。
司马光立身以诚、俭以养德、以礼齐家的修身治家家训思想，不仅是司马氏一家的治家规范，而且是纯厚乡俗、匡正民风的“训俗之规”，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摘自《学习时报》）
司马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同时代的欧阳修评价司马光“德行淳正，学术通明”，“谠言嘉话，著于两朝”，“可谓社稷之臣也”。邵伯温评价他是“三代而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事实上，司马光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是名重千古的政治家，与司马迁交相辉映的史学家，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礼学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司马光是宋元以后家庭伦理思想和家族文化建设的创始巨擘，被奉为儒学教化的典范。
司马光在家训领域的著作以《家范》《书仪》和《训俭示康》为代表，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司马光的家训思想体系。
《家范》又名《温公家范》，是继《颜氏家训》之后最有分量的家训名著。《家范》以其史学家特有的表达方式，通过大量历史人物的典型事例，论述齐家之道，对为人父母、子女、兄弟、夫妇所应遵守的伦理规范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家范》主张治家必以礼为先，推崇谦恭治家，尊贵集门，强调勤俭致富，仗义疏财，倡导“克己守礼”的家庭和睦之道。
《书仪》一书为朱熹所推崇。朱熹编纂的《家礼》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民间的通用礼书，有一半以上文字出自《书仪》。司马光、朱熹所确定的日用伦常和礼节制度，为宋元以后封建社会的家庭和家族组织确定了一套长幼有序、尊卑有等的传统礼教生活方式，使人们的言行举止各从规矩，冠婚丧祭皆有定式。
司马光的修身思想集中体现在为其子司马康所写的《训俭示康》一文中。“俭”是这篇文章的题眼，“惟俭养德”是司马光推崇的修身法门。司马光引用古人的话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有地位的人如果多贪欲，就会贪图富贵，不走正路，最终招致祸患；没有地位的人如果多贪欲，就会多方营求，随意浪费，最终败家丧身。所以说，奢侈是罪中之罪。
司马光为人首先强调的是“诚”
“诚”是儒家的核心德目之一。“诚”是“三观”的前提，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司马光在五岁的时候就上了守“誠”的一课。有一天，司马光想吃青皮核桃，请姐姐帮他剥皮。姐姐怎么也剥不开，恰遇有事便放下走了。家中的女仆把青核桃在开水中烫了一下就很容易将皮剥开了。姐姐回来后很诧异，便问是谁剥开的，司马光随口说是自己剥开的。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谎，但司马光的父亲得知实情后大怒，责问司马光道：“小子何得漫语？”这一严格的家教课影响了司马光一生，从此之后，他一直把守“诚”作为立身之本。他自己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司马光的学生刘安世向他请教治学之要。司马光回答说，应当是诚吧！又问从何处入手，司马光说：“自不妄语始。”
史书上用“诚心自然，天下敬信”八个字评价司马光一生的德行。司马光的老家包括他的第二故乡的老百姓都被他的德行感化，“师其学，法其俭”。老百姓一旦做了不好的事，人们就会说“君实得无知之乎？”君实是司马光的字，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做这么不好的事，怎么能对得起司马光呢？可见，那个时代的司马光是道德标杆。
司马光修身一以贯之的是“俭”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这是他的生活方式，更关乎其价值取向。俭朴是司马氏家族世代相承的家风。司马光自奉节俭，日常生活之中，“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司马光的好友范镇曾送给他一床布衾作为礼物，司马光非常喜欢。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写了一篇著名的《布衾铭》，劝人以俭为德，以奢为戒。司马光“爱其文义”，将《布衾铭》工工整整地写在范镇送给自己的布衾上，嘱咐家人，自己去世时也要盖这床布衾。
司马光不像当时的官僚那样蝇营狗苟、追名逐利，他在洛阳营建的独乐园虽然是一代名园，但实际上既狭窄又简陋，仅足以庇风挡雨。洛阳夏天酷热，司马光为了避暑只好在地下打洞。而北京留守王拱辰在其家乡洛阳有极为华丽奢侈的园宅、楼阁，时人戏云：“王家钻天，司马家入地。”独乐园只因有了司马光人品之涵养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司马光官俸优渥，但他把这些钱财都接济了别人。最终家中仅有田三顷，夫人去世之后，无钱安葬，只得把仅有的田产变卖作丧葬费。终其一生，司马光“恶衣菲食”，穿得差，吃得差。苏轼盖棺论定称他“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是其不谋财利的真实写照。
司马光齐家的核心理念是“礼”
司马光认为“正家而天下定矣”。意思是说，在家庭里，每个家庭成员都按照自己的家庭角色恪守礼法，家道就正了。
司马光自己就是齐家楷模。《宋史司马光传》说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司马光对自己的父亲非常孝敬，为了就近照顾父亲，甚至主动放弃升迁的机会。司马光不仅自己孝亲，也劝自己的侄儿司马富辞官归里，侍养尊亲。如今，上海博物馆所藏司马光手书《真书宁州帖》讲的就是这件事。司马光的兄长司马旦比司马光大十多岁，司马光晚年对自己年将八十的兄长“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司马光的母亲和父亲相继而亡，他接连服丧五年。由于他完全恪守礼法，以至于“执丧累年，毁瘠如礼”，把自己的身体都快拖垮了，真正做到了孔子所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司马光的两个亲生儿子都过早夭折，司马康是过继族人的儿子。司马康受司马光的言传身教，“为人廉洁，口不言财”。司马光去世，司马康按照礼法“治丧皆用《礼经》家法，不为世俗事”。居丧期间“居庐蔬食，寝于地”，由于吃得差，又受凉，遂得腹疾。亲戚劝他破例吃肉补充营养，但他不肯悖礼破例，落下病根，只活了41岁便去世了。司马康去世时，其子司马植尚幼，高太后悯其孤幼，宰相吕大防出面找到司马康生前好友邵伯温托孤。邵伯温当时任西京国子监教授，说：“温公之孙，大谏之子，贤愚在天下，可畏也。”便把司马植接到自家来培养。
司马光立身以诚、俭以养德、以礼齐家的修身治家家训思想，不仅是司马氏一家的治家规范，而且是纯厚乡俗、匡正民风的“训俗之规”，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