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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底，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籍华人、纽约州立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林多樑感到，回家的机会来了。
这一年，林多樑已离家23载，家乡的父母无时无刻不让他魂牵梦萦。但中国闭关多年，与美国更是处于敌对状态，能不能回家、怎么回家，林多樑心中毫无把握。这时，他想到了在耶鲁大学做研究员时结识的杨振宁。
1971年7月，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首次回国探亲。当时，他已回国两次，可算“大陆通”。他给林多樑出了一个主意：要想知道能不能回家，可以先给父母写信。只要父母回信应允，就表示中国政府批准了；如果连回信都没收到，一定不行。
对此，林多樑十分不解：“父母回信怎么能说是政府批准？这完全没有关系嘛。”
电话里，杨振宁说出了一个生僻的中文词汇：单位。“在中国，每個人都有一个单位。你说你要回家，父母根本没法决定，他们一定要经过单位向上汇报。”杨振宁向他解释，“他们最后告诉你的，其实就是政府的指示。”
如今，84岁的林多樑已满头华发，但仍然乡音未改。尽管已在中美之间往返几十次，他都没想出一个与“单位”完美对应的英语单词。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只知道，“单位”似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特殊产物，代表着一种体制，包罗万象，包含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内涵。
1972年年中，林多樑写了一封信，填上20多年前最后一次通信时的家庭住址，寄了出去，投石问路。
1948年，国共内战步入白热化阶段。1月，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完成整编，总兵力达到70余万，正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3月，在第四次四平街战役中，东北军歼灭和俘虏了全部14000余名守军，大获全胜。
尽管东北战事紧张，但在南国的鱼米之乡瑞安县（现浙江温州瑞安市），仍是一片太平景象。
那一年，林多樑还叫“林松涛”（林多樑，表字“松涛”，时人多以表字互称以示尊敬），18岁，刚从温州中学高中部毕业。他寻思着，先游玩数月，再回乡报考大学不迟，遂只身赴台。四平街战役，是他赴台前对这场战争最后的、也是最清晰的记忆。
到台湾时，正赶上“双十节”，他颇有兴致地参观了台北举办的“台湾博览会”。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是，此时正是国共大决战的阶段，“三大战役”先后展开，形势急转直下，不足三个月，已是山河易帜。
林松涛被困在了台湾。瑞安，再也回不去了。
在那段风雨飘摇、无依无靠的日子里，糊口谋生，成为他每天唯一的想法。他在政府里做过职员，却因为大批国民政府人员撤退抵台，很快被裁掉；到台南投靠过堂叔林成槐，住了两个多月便匆匆离开。1949年春，在同乡的介绍下，他来到凤山“陆军总司令部”任职。
1950年7月，他在未经“陆军总部”批准的情况下，私自报考台湾师范大学物理系。如果不是上级认为“求学上进是好事，不予追究”，他的主管组长马上就要发出通缉令了。报考大学时，他使用了20年的名字林松涛，恢复成了国民身份证和族谱上的本名——林多樑。
1956年，台湾清华大学复校，并创办了原子科学研究所。林多樑大学本科毕业，在这一年考入清华，成为该研究所的第一届研究生。
1958年，他赴美留学，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理论原子核物理专业攻读博士。
初到台湾的几年，他一直靠通信与家中联系。信件经由一位亲戚从香港转寄。家人收到信，要原封不动地拿到公安局，由公安人员拆开；回信时，也要先送公安局审查并当场封印，才能到邮局寄出。父亲林祝清从来不在信中诉说家中遭际。每次通信时，只简单写写家中成员的健康状况。
1950年代初，中国大陆“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林多樑听说了很多耸人听闻的故事，主动停止了家信往来。
双方从此不通音讯。他完全不知道的是，家人因为他而多受牵连。弟弟林松炫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是没被大学录取。50年代中期，林家大妹妹也下放到云南林场劳动，直到1975年才调回温州。
1958年，为了修路，家里的老房子被推倒。还好，新址不远，就在100多米之外。
大约一个月后，这封漂洋过海而来的家书辗转到了林家。
突然收到美国来信，林家多少有些惊慌。“当时，哥哥和家里失去联系20年了，我们都以为他在台湾，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了美国。”林多樑的弟弟林松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林多樑的母亲陈凤柳拿着尚未拆开的信封，直奔派出所。民警告知，信是其子寄来的，陈凤柳激动之余，放下心来。
很快，林祝清执笔给儿子写了回信。这一次，信件没有经过派出所，直接从邮局寄往美国。
1972年底，在把信投进邮箱半年之后，林多樑收到了来自瑞安的家信。他知道，他可以回家了。
签证成为下一道难题。
其时，中美尚未建交。林多樑按照杨振宁的建议，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递交了入境申请。有了家信，手续办得相当顺利。但从第一次给大使馆写信说明情况，到签证到手，又花去小半年时间。
在这半年中，中方也完成了对林多樑一家的政治审查。林家最早得知林多樑真的要回来了，并非通过书信，而是“上面”通知的。“他们比我们知道得早。”林松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73年5月，一切手续终于齐全，买张机票就能走人了。
正在这时，林多樑的长子林世康在水牛城出生了。这个人生中的巨大变化，使他一度想要放弃努力一年才得到的机会。不过，妻子的几句话重新坚定了他的决心。她说：中国的情况谁也说不准，这次错过了，或许再也没有下次了。
从美国启程前，林多樑以为从香港入关后第二天便能到瑞安，因此与妻子约定，一个月就踏上归途。未曾想，一个月后，他才从瑞安向第二个目的地——安徽合肥进发，去探望妻子的姐姐和姐夫。
寄信慢如蜗牛，长途电话不通，他根本无法与大洋彼岸的妻子联系，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依照既定路线旅行。
他乘火车前往合肥，一路走，一路玩儿。
在中国，林多樑真正领教了什么叫做人多。他从上海国际饭店十几层的房间里往下看，南京东路上，人头攒动，全无空隙，为其生平所仅见。
萦绕在这座城市间的气息，与1949年前形成了巨大反差。白天，街头弄尾的男女都穿着蓝、绿、灰的粗布衣服，款式相同，千篇一律。夜幕落下，曾经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迅速趋于黯淡，被黑夜吞噬。
路过南京时，林多樑去参观了中山陵。入口处的孙中山铜像，是他入境以来见到的第一座毛泽东像以外的雕塑。游览南京长江大桥时，导游张嘴便说：“南京在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伪首都。”林多樑很想问问“真首都”在何处，不过想了想，终于还是忍住了。
妻子的姐夫孙良方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本在陕西蓝田的中国地质研究院（现中国地质科学院）工作的姐姐钱宁，也在合肥探亲。
为了响应中央的“战备疏散”决定，中科大从北京迁来合肥，时已三年。然而，破败的教学楼、正在建设的宿舍楼、散布在校门外田野中的大木箱……一切都还百废待兴。
自从接到妹妹的家信，得知妹夫要回国探亲，孙良方便向上级作了汇报。
在林多樑之前，钱家在美国的朋友曾受托前来探望。“外事无小事”，为了体面，中科大借给了孙良方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三只脚的立式衣架。后来，钱宁归还了衣架，“扣留”下了桌子和椅子。
得知林多樑要来，中科大党委专门向安徽省委打了报告，省委批示，做好接待工作。蜗居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平房里的孙良方马上分到了一套单元房，三四十平方米，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卧室，一间小门厅，带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如果不是林多樑来，分房根本轮不到只是副教授的孙良方。“排队等着的人多着呢！”83岁的钱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科大对林多樑的接待颇费心思。文革时期，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看样板戏，林多樑看过两三部便不觉新鲜。有一次，中科大学生会放映电影《红旗渠》，林多樑因故未能观看，颇感遗憾。第二天晚餐后，一辆面包车专门将他和孙良方一家四口接到安徽省电影管理处，为他们补放了这部电影。
1949年，钱家几乎举家迁台，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钱宁孤身一人留在了大陆。现在，钱家人多在美国。一天，见四下无人，林多樑压低声音问钱宁：“你想不想去美国？”一句话把钱宁问懵了，她下意识地摇摇头。对于去美国，钱宁一直认为那是“太天边的事”。此前，留在中国大陆的姑父悄悄叮嘱过她几次：你可千万不能走，你走了连累我们都倒霉。
在中科大，林多樑为数十名休课多年的老师作了一次讲座，讲西方现代物理的发展趋势。他感觉，当时中国大陆在物理理论研究方面的水平，似乎还停留在抗战时的西南联大阶段。
离开合肥之后，林多樑飞赴第三站——北京。他想见见北大和中科院的物理学同行，还想看看大陆的清华校园。
林多樑搭乘的，是一架只有十几个座位的小飞机。飞机上没有服务的空姐，不提供食品和饮水，中途需专门降落吃饭。
在北大一座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会客厅里，林多樑与物理学教授周培源、江泽涵、王竹溪等人会面漫谈。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他与核物理学家趙忠尧会谈。在清华，他硬闯红卫兵把守的校门，大摇大摆地参观了空无一人的破败校园。
无论在哪里，校园都是静悄悄、空荡荡的，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
离开美国整整两个月后，林多樑从北京离境，坐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踏上了返程。
1974年，他写了一篇《从小事看中国大陆》的文章，以“松涛”的名字，发表在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10月1日、2日，北京的《参考消息》连续摘登了这篇文章。
在文中，他写道：“在我两个月的国内旅程中，到了许多城市，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们。我觉得国内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如果一定要问与原来的旧社会或者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则最显著的就是既看不到纸醉金迷的销金窝，也看不到流离失所的流浪汉。”
这些年，林多樑往返中美之间，已成家常便饭。如今的林家，早已子孙满堂、生活富足。但林多樑认为，中国大陆离真正的现代化，还有待时日。
这一年，林多樑已离家23载，家乡的父母无时无刻不让他魂牵梦萦。但中国闭关多年，与美国更是处于敌对状态，能不能回家、怎么回家，林多樑心中毫无把握。这时，他想到了在耶鲁大学做研究员时结识的杨振宁。
1971年7月，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首次回国探亲。当时，他已回国两次，可算“大陆通”。他给林多樑出了一个主意：要想知道能不能回家，可以先给父母写信。只要父母回信应允，就表示中国政府批准了；如果连回信都没收到，一定不行。
对此，林多樑十分不解：“父母回信怎么能说是政府批准？这完全没有关系嘛。”
电话里，杨振宁说出了一个生僻的中文词汇：单位。“在中国，每個人都有一个单位。你说你要回家，父母根本没法决定，他们一定要经过单位向上汇报。”杨振宁向他解释，“他们最后告诉你的，其实就是政府的指示。”
如今，84岁的林多樑已满头华发，但仍然乡音未改。尽管已在中美之间往返几十次，他都没想出一个与“单位”完美对应的英语单词。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只知道，“单位”似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特殊产物，代表着一种体制，包罗万象，包含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内涵。
1972年年中，林多樑写了一封信，填上20多年前最后一次通信时的家庭住址，寄了出去，投石问路。
一入台湾归不得
1948年，国共内战步入白热化阶段。1月，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完成整编，总兵力达到70余万，正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3月，在第四次四平街战役中，东北军歼灭和俘虏了全部14000余名守军，大获全胜。
尽管东北战事紧张，但在南国的鱼米之乡瑞安县（现浙江温州瑞安市），仍是一片太平景象。
那一年，林多樑还叫“林松涛”（林多樑，表字“松涛”，时人多以表字互称以示尊敬），18岁，刚从温州中学高中部毕业。他寻思着，先游玩数月，再回乡报考大学不迟，遂只身赴台。四平街战役，是他赴台前对这场战争最后的、也是最清晰的记忆。
到台湾时，正赶上“双十节”，他颇有兴致地参观了台北举办的“台湾博览会”。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是，此时正是国共大决战的阶段，“三大战役”先后展开，形势急转直下，不足三个月，已是山河易帜。
林松涛被困在了台湾。瑞安，再也回不去了。
在那段风雨飘摇、无依无靠的日子里，糊口谋生，成为他每天唯一的想法。他在政府里做过职员，却因为大批国民政府人员撤退抵台，很快被裁掉；到台南投靠过堂叔林成槐，住了两个多月便匆匆离开。1949年春，在同乡的介绍下，他来到凤山“陆军总司令部”任职。
1950年7月，他在未经“陆军总部”批准的情况下，私自报考台湾师范大学物理系。如果不是上级认为“求学上进是好事，不予追究”，他的主管组长马上就要发出通缉令了。报考大学时，他使用了20年的名字林松涛，恢复成了国民身份证和族谱上的本名——林多樑。
1956年，台湾清华大学复校，并创办了原子科学研究所。林多樑大学本科毕业，在这一年考入清华，成为该研究所的第一届研究生。
1958年，他赴美留学，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理论原子核物理专业攻读博士。
初到台湾的几年，他一直靠通信与家中联系。信件经由一位亲戚从香港转寄。家人收到信，要原封不动地拿到公安局，由公安人员拆开；回信时，也要先送公安局审查并当场封印，才能到邮局寄出。父亲林祝清从来不在信中诉说家中遭际。每次通信时，只简单写写家中成员的健康状况。
1950年代初，中国大陆“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林多樑听说了很多耸人听闻的故事，主动停止了家信往来。
双方从此不通音讯。他完全不知道的是，家人因为他而多受牵连。弟弟林松炫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是没被大学录取。50年代中期，林家大妹妹也下放到云南林场劳动，直到1975年才调回温州。
1958年，为了修路，家里的老房子被推倒。还好，新址不远，就在100多米之外。
家信
大约一个月后，这封漂洋过海而来的家书辗转到了林家。
突然收到美国来信，林家多少有些惊慌。“当时，哥哥和家里失去联系20年了，我们都以为他在台湾，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了美国。”林多樑的弟弟林松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林多樑的母亲陈凤柳拿着尚未拆开的信封，直奔派出所。民警告知，信是其子寄来的，陈凤柳激动之余，放下心来。
很快，林祝清执笔给儿子写了回信。这一次，信件没有经过派出所，直接从邮局寄往美国。
1972年底，在把信投进邮箱半年之后，林多樑收到了来自瑞安的家信。他知道，他可以回家了。
签证成为下一道难题。
其时，中美尚未建交。林多樑按照杨振宁的建议，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递交了入境申请。有了家信，手续办得相当顺利。但从第一次给大使馆写信说明情况，到签证到手，又花去小半年时间。
在这半年中，中方也完成了对林多樑一家的政治审查。林家最早得知林多樑真的要回来了，并非通过书信，而是“上面”通知的。“他们比我们知道得早。”林松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73年5月，一切手续终于齐全，买张机票就能走人了。
正在这时，林多樑的长子林世康在水牛城出生了。这个人生中的巨大变化，使他一度想要放弃努力一年才得到的机会。不过，妻子的几句话重新坚定了他的决心。她说：中国的情况谁也说不准，这次错过了，或许再也没有下次了。
合肥探亲
从美国启程前，林多樑以为从香港入关后第二天便能到瑞安，因此与妻子约定，一个月就踏上归途。未曾想，一个月后，他才从瑞安向第二个目的地——安徽合肥进发，去探望妻子的姐姐和姐夫。
寄信慢如蜗牛，长途电话不通，他根本无法与大洋彼岸的妻子联系，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依照既定路线旅行。
他乘火车前往合肥，一路走，一路玩儿。
在中国，林多樑真正领教了什么叫做人多。他从上海国际饭店十几层的房间里往下看，南京东路上，人头攒动，全无空隙，为其生平所仅见。
萦绕在这座城市间的气息，与1949年前形成了巨大反差。白天，街头弄尾的男女都穿着蓝、绿、灰的粗布衣服，款式相同，千篇一律。夜幕落下，曾经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迅速趋于黯淡，被黑夜吞噬。
路过南京时，林多樑去参观了中山陵。入口处的孙中山铜像，是他入境以来见到的第一座毛泽东像以外的雕塑。游览南京长江大桥时，导游张嘴便说：“南京在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伪首都。”林多樑很想问问“真首都”在何处，不过想了想，终于还是忍住了。
妻子的姐夫孙良方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本在陕西蓝田的中国地质研究院（现中国地质科学院）工作的姐姐钱宁，也在合肥探亲。
为了响应中央的“战备疏散”决定，中科大从北京迁来合肥，时已三年。然而，破败的教学楼、正在建设的宿舍楼、散布在校门外田野中的大木箱……一切都还百废待兴。
自从接到妹妹的家信，得知妹夫要回国探亲，孙良方便向上级作了汇报。
在林多樑之前，钱家在美国的朋友曾受托前来探望。“外事无小事”，为了体面，中科大借给了孙良方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三只脚的立式衣架。后来，钱宁归还了衣架，“扣留”下了桌子和椅子。
得知林多樑要来，中科大党委专门向安徽省委打了报告，省委批示，做好接待工作。蜗居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平房里的孙良方马上分到了一套单元房，三四十平方米，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卧室，一间小门厅，带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如果不是林多樑来，分房根本轮不到只是副教授的孙良方。“排队等着的人多着呢！”83岁的钱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科大对林多樑的接待颇费心思。文革时期，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看样板戏，林多樑看过两三部便不觉新鲜。有一次，中科大学生会放映电影《红旗渠》，林多樑因故未能观看，颇感遗憾。第二天晚餐后，一辆面包车专门将他和孙良方一家四口接到安徽省电影管理处，为他们补放了这部电影。
1949年，钱家几乎举家迁台，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钱宁孤身一人留在了大陆。现在，钱家人多在美国。一天，见四下无人，林多樑压低声音问钱宁：“你想不想去美国？”一句话把钱宁问懵了，她下意识地摇摇头。对于去美国，钱宁一直认为那是“太天边的事”。此前，留在中国大陆的姑父悄悄叮嘱过她几次：你可千万不能走，你走了连累我们都倒霉。
在中科大，林多樑为数十名休课多年的老师作了一次讲座，讲西方现代物理的发展趋势。他感觉，当时中国大陆在物理理论研究方面的水平，似乎还停留在抗战时的西南联大阶段。
空荡荡的校园
离开合肥之后，林多樑飞赴第三站——北京。他想见见北大和中科院的物理学同行，还想看看大陆的清华校园。
林多樑搭乘的，是一架只有十几个座位的小飞机。飞机上没有服务的空姐，不提供食品和饮水，中途需专门降落吃饭。
在北大一座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会客厅里，林多樑与物理学教授周培源、江泽涵、王竹溪等人会面漫谈。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他与核物理学家趙忠尧会谈。在清华，他硬闯红卫兵把守的校门，大摇大摆地参观了空无一人的破败校园。
无论在哪里，校园都是静悄悄、空荡荡的，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
离开美国整整两个月后，林多樑从北京离境，坐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踏上了返程。
1974年，他写了一篇《从小事看中国大陆》的文章，以“松涛”的名字，发表在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10月1日、2日，北京的《参考消息》连续摘登了这篇文章。
在文中，他写道：“在我两个月的国内旅程中，到了许多城市，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们。我觉得国内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如果一定要问与原来的旧社会或者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则最显著的就是既看不到纸醉金迷的销金窝，也看不到流离失所的流浪汉。”
这些年，林多樑往返中美之间，已成家常便饭。如今的林家，早已子孙满堂、生活富足。但林多樑认为，中国大陆离真正的现代化，还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