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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中国模式”由来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学者已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探讨。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独立自主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提出，无疑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回应，同时雷默把“北京共识”的重点放在了与“华盛顿共识”的反冲功能上，但这一点没得到国内学界的认同。所以，“北京共识”在国内的影响远不如国外，国内学者很快用“中国模式”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
当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模式”特别关注的主要原因，一是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态势先后抛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继而引起全球性争论。而中国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仍能保持比较稳定和较快的发展，使这些言论不攻自破。二是中国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出的“举国体制”，让全球对中国政治体制刮目相看。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国际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而面对无论是“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太空空间活动，还是2008年成功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显示出的中国“举国体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国际上怀疑、批评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声音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肯定和赞扬。三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重灾区和“中国奇迹”的出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结果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特别是随着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人们在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不由得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使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冷静反思，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
“中国模式”为我们架起了一个同西方对话的桥梁，在国外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称谓，成为西方学者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发生巨大变化的解读。让世界理解中国，就要学会用别人的语言逻辑解释自己的事情，从别人的研究范式中汲取营养。因此在国际交往中，我们虚用“中国模式”与别国对话，同时要把“中国模式”的阐释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模式”明显有别于其它模式，既不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模式，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模式也有很大区别。“中国模式”，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和鲜明时代精神的结合，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和先进管理经验基础上开辟的特色模式。
“中国模式”特点
走自己的路 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走自己的路”，是内含着深刻历史辩证法的命题，它强调历史主体的主动性、选择性和能动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走不出一条自己的路，照抄照搬，就丧失了历史主体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实践出真知 实践性是“中国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鲜明特征。胡锦涛总书记将我们党在领导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实践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十个结合”，充分说明了“中国模式”具有的实践品格，表明党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改革创新 “中国模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不断进行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概括，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现了我党非凡的创造能力和强大的活力，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一，准确把握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等论断，把中国的发展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的发展进步与世界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使“中国模式”进入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其二，紧紧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精神。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锐意改革、开拓创新，这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高度概括，也是人们精神状态的深刻反映。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要继续开拓“中国模式”的新局面，根本动力仍是改革创新。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中国模式”的价值目标。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他们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新事物、新经验，这正是“中国模式”得以形成的基础。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确立的每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每一个重大理论观点，每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无不与激发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创造活力密切相关，而这些举措的成功，又无一不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的结果。“中国模式”是凸显人文关怀、 饱含民生情结和执政为民理念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普遍幸福的社会主义模式。
民族特色 “中国模式”立足于中国实际，扎根于民族沃土，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要求有机结合，并深深熔铸在整个民族的创造活力之中，充分显示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情况下，我们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向世界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没有过时，科学社会主义仍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也深刻说明了“中国模式”与世界文明成果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统一的、共生共兴的关系。
对外开放 开放性是“中国模式”的本质要求，没有开放性，就会因缺少新思想、新见解、新要求而丧失生机和活力。“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个向丰富多彩的实践开放、向日新月异的科学开放、向深刻变化的世界开放的动态过程。这个模式绝不拒绝而且还要继续汲取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着眼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前沿，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上，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中学习借鉴不同文化的有益成果，吸纳百家之长，内不失自己固有的血脉，外能适应世界浩荡之潮流，使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不断达到新境界，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永葆“中国模式”生机和活力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模式”并非完美。作为一种发展理论、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也需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剪刀差”，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如何加快推进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改革，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如何完善公共财政，为百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如何促进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个个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难关等待我们攻克。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以充实和完善现行的发展模式。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迅速增长，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更不能将发展简单等同于GDP的增长。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社会目标，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正是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的战略策略。
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 效率和公平都是发展所要追求的价值，两者不可偏废。在改革初期，为打破绝对平均主义传统，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有其合理性。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及时调整策略，将效率与公平放在同等地位，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避免财富和权利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分化，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在“中国模式”下，公平与效率应具有同等地位和价值。
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 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民主化过程。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不是发展的手段，而是发展的目标。以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价值。政府不仅担负着领导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担负着领导旨在深化民主的政治发展重任。要担负起在全球化时代实现现代化的重任，自己首先应当成为民主和创新的表率。
“中国模式”由来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学者已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探讨。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独立自主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提出，无疑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回应，同时雷默把“北京共识”的重点放在了与“华盛顿共识”的反冲功能上，但这一点没得到国内学界的认同。所以，“北京共识”在国内的影响远不如国外，国内学者很快用“中国模式”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
当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模式”特别关注的主要原因，一是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态势先后抛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继而引起全球性争论。而中国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仍能保持比较稳定和较快的发展，使这些言论不攻自破。二是中国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出的“举国体制”，让全球对中国政治体制刮目相看。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国际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而面对无论是“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太空空间活动，还是2008年成功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显示出的中国“举国体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国际上怀疑、批评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声音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肯定和赞扬。三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重灾区和“中国奇迹”的出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结果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特别是随着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人们在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不由得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使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冷静反思，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
“中国模式”为我们架起了一个同西方对话的桥梁，在国外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称谓，成为西方学者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发生巨大变化的解读。让世界理解中国，就要学会用别人的语言逻辑解释自己的事情，从别人的研究范式中汲取营养。因此在国际交往中，我们虚用“中国模式”与别国对话，同时要把“中国模式”的阐释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模式”明显有别于其它模式，既不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模式，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模式也有很大区别。“中国模式”，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和鲜明时代精神的结合，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和先进管理经验基础上开辟的特色模式。
“中国模式”特点
走自己的路 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走自己的路”，是内含着深刻历史辩证法的命题，它强调历史主体的主动性、选择性和能动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走不出一条自己的路，照抄照搬，就丧失了历史主体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实践出真知 实践性是“中国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鲜明特征。胡锦涛总书记将我们党在领导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实践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十个结合”，充分说明了“中国模式”具有的实践品格，表明党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改革创新 “中国模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不断进行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概括，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现了我党非凡的创造能力和强大的活力，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一，准确把握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等论断，把中国的发展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的发展进步与世界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使“中国模式”进入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其二，紧紧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精神。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锐意改革、开拓创新，这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高度概括，也是人们精神状态的深刻反映。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要继续开拓“中国模式”的新局面，根本动力仍是改革创新。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中国模式”的价值目标。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他们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新事物、新经验，这正是“中国模式”得以形成的基础。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确立的每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每一个重大理论观点，每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无不与激发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创造活力密切相关，而这些举措的成功，又无一不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的结果。“中国模式”是凸显人文关怀、 饱含民生情结和执政为民理念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普遍幸福的社会主义模式。
民族特色 “中国模式”立足于中国实际，扎根于民族沃土，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要求有机结合，并深深熔铸在整个民族的创造活力之中，充分显示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情况下，我们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向世界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没有过时，科学社会主义仍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也深刻说明了“中国模式”与世界文明成果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统一的、共生共兴的关系。
对外开放 开放性是“中国模式”的本质要求，没有开放性，就会因缺少新思想、新见解、新要求而丧失生机和活力。“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个向丰富多彩的实践开放、向日新月异的科学开放、向深刻变化的世界开放的动态过程。这个模式绝不拒绝而且还要继续汲取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着眼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前沿，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上，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中学习借鉴不同文化的有益成果，吸纳百家之长，内不失自己固有的血脉，外能适应世界浩荡之潮流，使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不断达到新境界，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永葆“中国模式”生机和活力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模式”并非完美。作为一种发展理论、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也需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剪刀差”，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如何加快推进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改革，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如何完善公共财政，为百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如何促进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个个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难关等待我们攻克。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以充实和完善现行的发展模式。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迅速增长，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更不能将发展简单等同于GDP的增长。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社会目标，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正是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的战略策略。
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 效率和公平都是发展所要追求的价值，两者不可偏废。在改革初期，为打破绝对平均主义传统，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有其合理性。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及时调整策略，将效率与公平放在同等地位，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避免财富和权利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分化，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在“中国模式”下，公平与效率应具有同等地位和价值。
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 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民主化过程。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不是发展的手段，而是发展的目标。以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价值。政府不仅担负着领导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担负着领导旨在深化民主的政治发展重任。要担负起在全球化时代实现现代化的重任，自己首先应当成为民主和创新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