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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6年，为争夺秦末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两大军事集团刘邦与项羽之间又开展了新的角逐——楚汉战争。这场战争自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历时四年之久，最后，在历次正面交锋中屡战屡败又屡败屡起的刘邦于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一举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穷途末路的项羽在败退到乌江后，以“天之亡我，我何渡为”的感叹挥剑自刎，从而结束了轰轰烈烈的楚汉战争。那么处于屡败境地的刘邦为什么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呢？论者多以民心向背分析刘邦胜利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已为史学界所公认，可不再赘论；而经济因素，本人认为以往论者谈的不多，更少有与民心向背、战略决策等诸多因素相联系者。
(一)
我们首先看一下战争双方各自的控制区。公元前206年正月，项羽戏下分封，四月兵罢，诸侯各就国。刘邦被立为汉王，王巴、蜀、汉中31县，都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巴蜀地区属长江流域，早在秦时经济发展就较为突出，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精耕区域。“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便在其间，而都江堰早在战国时灌溉的良田就“以万计，然莫足数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几乎没有受到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冲突，远离战区，因而经济基础相当雄厚。所以把它看作前之秦汉两朝的开国和后来蜀汉之得以偏安的主要凭借实不为过。
刘邦的另一块主要控制区关中地区，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国，进可攻，退可守，交通便利，经济之发展上可追溯至虞夏，诚如刘敬所言：“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其实，关中地区的重要性，在楚汉战争爆发前就有人提醒项羽了，人或说项羽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沃，可都以霸。”可项羽看到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心怀思欲东归，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轻易地放弃了关中，项羽目光短浅，由此可见。
那么项羽的梁楚九郡条件如何呢？“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好稼稿，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改其蓄藏。”可惜，这块“致其蓄藏”的土地，因一直是彭越军的游击区而令项羽非但不能享其利，而且在战争每遇紧要关头不得不回过头去对付，梁地成了项羽的包袱。至于西楚之地，“夫自淮北沛，地薄，寡于积累”。再者，项羽所辖之地，是秦末农民战争的主要地区，饱经战乱，社会财富消耗巨大，未经恢复，又成了楚汉战争的主战场，这种情况同关中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无法相抗衡的。
正是由于楚汉双方客观经济地理条件的差异，双方各自的战略战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项羽往往力求速战速决，企图一战定天下。又因其经济补给严重不足，动不动就“食乏”，所以他每攻一地往往屠城，大肆掠夺和破坏，以最大限度地补充军队，这就必然激起当地居民的反抗。因之其消耗往往更大，消耗更大时短期内无法补充，则变本加厉的再行屠城大肆抢夺。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使项羽日渐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维持长期的战争。刘邦则不同，他的军队的战斗力固然远逊于项羽军，但他经济基础雄厚，可以维持长期作战。他总是避免与项羽作正面主力决战，而项羽拼消耗。他的补给主要是通过生产而不是掠夺。可见，当初项羽把刘邦赶到巴、蜀，自己的所谓荣归故里，不能不说是个短视之败举，其赫赫军力的经济基础比起刘邦来相当脆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邦是因祸得福了。
(二)
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并不等于说刘邦的胜利因此就是必然的，如何将这优越的条件转化为直接为战争服务的人力，物力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实际上就是军事经济的建设和运用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刘邦的根据地建设也就是对战争后方的建设。刘邦对后方的建设早在攻入咸阳时就已秦响了序曲。他的大臣萧何在诸将争夺财物时，“独先如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项工作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为刘邦日后经略关中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项羽在咸阳却做了些什么呢？——“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项羽唯一的经济举措（如果还能算得上是的话），就是破坏和掠夺。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做法，不仅没能从根本上得到维持战争的物质财富，反而使其丧失了至为紧要的民心。这与刘邦的“约法三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谁能在经济利益上满足民众，谁就能赢得民心，这在古代社会尤其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心的向背实质上反映的是民众在经济利益上的取向。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刘邦的战时后勤保障——“给馈饷，不绝粮道”。“粮谷，军之要最。”在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技术条件落后底下的情况下，粮食供应往往对战争施加决定意义的影响——它直接制约了军事行动的开展。楚汉战争中，刘邦和项羽都曾有求和的行动，这里面固然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但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军粮的供给问题。公元前204年，“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逐围汉王。汉王请和。……”公元前203年“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汉王项羽与广武之间而语。……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道。……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可见，军粮问题一直困扰着战争双方，军粮供给举足轻重。
有鉴于此，刘邦做了以下几项工作。第一，直接攻取了秦时的粮储基地，如敖仓，敖仓在战争中的作用诚如郦食其所言：“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栗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適卒分守成皋，以天所以资汉也。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其便，臣窃以为过矣。……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拒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拒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公元前203年，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食敖仓。第二，在关中新建了许多粮仓。如萧何在长安城东南建有太仓，通过储粮积谷，以满足军队粮饷的需要。第三，开辟了大量的交通运输线，“不绝粮道”。关中地区虽有黄河，渭水流经东下，提供了战时运输补给的有利条件，但要使这一自然条件得到充分的利用，保证战时“足以委输”，后勤补给畅通无阻，还必须对这条水上交通运输要道进行建设和保护。为此，萧何在成皋，荥阳相持时，动员民力建筑了一条甬道，“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甬道从荥阳连通了黄河边上的敖仓并与渭水、黄河的漕运相通，这样形成了一条自关中经渭水而黄河直通荥阳的以水路为主水陆结合的战时军事交通补给线。第四，推行战时兵役制度。公元前205年夏刘邦彭城大败后, 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复大振”。（秦制十七而傅，年五十六为老，汉初仍承秦制。）在战况不利时，连十几岁的孩子，五十六岁以上的老人也被补充上战场了。“关中卒益出”为刘邦补充了兵源，使其能一次又一次的“大振”，保证了荥阳正面战场的坚持和巩固，也为韩信在侧翼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契机，从而在整个态势上形成了对楚军的战略包围，使刘邦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参考文献
[1]汉书·地理志
(一)
我们首先看一下战争双方各自的控制区。公元前206年正月，项羽戏下分封，四月兵罢，诸侯各就国。刘邦被立为汉王，王巴、蜀、汉中31县，都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巴蜀地区属长江流域，早在秦时经济发展就较为突出，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精耕区域。“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便在其间，而都江堰早在战国时灌溉的良田就“以万计，然莫足数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几乎没有受到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冲突，远离战区，因而经济基础相当雄厚。所以把它看作前之秦汉两朝的开国和后来蜀汉之得以偏安的主要凭借实不为过。
刘邦的另一块主要控制区关中地区，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国，进可攻，退可守，交通便利，经济之发展上可追溯至虞夏，诚如刘敬所言：“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其实，关中地区的重要性，在楚汉战争爆发前就有人提醒项羽了，人或说项羽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沃，可都以霸。”可项羽看到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心怀思欲东归，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轻易地放弃了关中，项羽目光短浅，由此可见。
那么项羽的梁楚九郡条件如何呢？“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好稼稿，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改其蓄藏。”可惜，这块“致其蓄藏”的土地，因一直是彭越军的游击区而令项羽非但不能享其利，而且在战争每遇紧要关头不得不回过头去对付，梁地成了项羽的包袱。至于西楚之地，“夫自淮北沛，地薄，寡于积累”。再者，项羽所辖之地，是秦末农民战争的主要地区，饱经战乱，社会财富消耗巨大，未经恢复，又成了楚汉战争的主战场，这种情况同关中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无法相抗衡的。
正是由于楚汉双方客观经济地理条件的差异，双方各自的战略战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项羽往往力求速战速决，企图一战定天下。又因其经济补给严重不足，动不动就“食乏”，所以他每攻一地往往屠城，大肆掠夺和破坏，以最大限度地补充军队，这就必然激起当地居民的反抗。因之其消耗往往更大，消耗更大时短期内无法补充，则变本加厉的再行屠城大肆抢夺。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使项羽日渐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维持长期的战争。刘邦则不同，他的军队的战斗力固然远逊于项羽军，但他经济基础雄厚，可以维持长期作战。他总是避免与项羽作正面主力决战，而项羽拼消耗。他的补给主要是通过生产而不是掠夺。可见，当初项羽把刘邦赶到巴、蜀，自己的所谓荣归故里，不能不说是个短视之败举，其赫赫军力的经济基础比起刘邦来相当脆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邦是因祸得福了。
(二)
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并不等于说刘邦的胜利因此就是必然的，如何将这优越的条件转化为直接为战争服务的人力，物力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实际上就是军事经济的建设和运用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刘邦的根据地建设也就是对战争后方的建设。刘邦对后方的建设早在攻入咸阳时就已秦响了序曲。他的大臣萧何在诸将争夺财物时，“独先如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项工作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为刘邦日后经略关中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项羽在咸阳却做了些什么呢？——“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项羽唯一的经济举措（如果还能算得上是的话），就是破坏和掠夺。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做法，不仅没能从根本上得到维持战争的物质财富，反而使其丧失了至为紧要的民心。这与刘邦的“约法三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谁能在经济利益上满足民众，谁就能赢得民心，这在古代社会尤其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心的向背实质上反映的是民众在经济利益上的取向。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刘邦的战时后勤保障——“给馈饷，不绝粮道”。“粮谷，军之要最。”在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技术条件落后底下的情况下，粮食供应往往对战争施加决定意义的影响——它直接制约了军事行动的开展。楚汉战争中，刘邦和项羽都曾有求和的行动，这里面固然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但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军粮的供给问题。公元前204年，“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逐围汉王。汉王请和。……”公元前203年“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汉王项羽与广武之间而语。……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道。……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可见，军粮问题一直困扰着战争双方，军粮供给举足轻重。
有鉴于此，刘邦做了以下几项工作。第一，直接攻取了秦时的粮储基地，如敖仓，敖仓在战争中的作用诚如郦食其所言：“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栗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適卒分守成皋，以天所以资汉也。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其便，臣窃以为过矣。……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拒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拒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公元前203年，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食敖仓。第二，在关中新建了许多粮仓。如萧何在长安城东南建有太仓，通过储粮积谷，以满足军队粮饷的需要。第三，开辟了大量的交通运输线，“不绝粮道”。关中地区虽有黄河，渭水流经东下，提供了战时运输补给的有利条件，但要使这一自然条件得到充分的利用，保证战时“足以委输”，后勤补给畅通无阻，还必须对这条水上交通运输要道进行建设和保护。为此，萧何在成皋，荥阳相持时，动员民力建筑了一条甬道，“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甬道从荥阳连通了黄河边上的敖仓并与渭水、黄河的漕运相通，这样形成了一条自关中经渭水而黄河直通荥阳的以水路为主水陆结合的战时军事交通补给线。第四，推行战时兵役制度。公元前205年夏刘邦彭城大败后, 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复大振”。（秦制十七而傅，年五十六为老，汉初仍承秦制。）在战况不利时，连十几岁的孩子，五十六岁以上的老人也被补充上战场了。“关中卒益出”为刘邦补充了兵源，使其能一次又一次的“大振”，保证了荥阳正面战场的坚持和巩固，也为韩信在侧翼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契机，从而在整个态势上形成了对楚军的战略包围，使刘邦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参考文献
[1]汉书·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