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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场中，表面上一句简单的“另有任用”，在不同的场合却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2011年12月21日，正在主持会议的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突然被叫离会场。第二天，“免去毛小平职务，另有任用”的通知就由官方媒体对外发布。
突然的变故，一时间引得民间各种揣测不断。“另有任用”背后的隐秘含义，也随之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
被双规的“另有任用”
在深谙领导干部任免规则的行内人看来，“另有任用”这一模棱两可的官场术语，其作用几乎是万能的。
就在毛小平被免职的两天后，在国内媒体集体失声的情况下，有境外媒体曝出毛小平因受贿5000万已被“双规”的消息，引发各界轰动。
此次毛小平从被“免职”到“另有任用”乃至可能被秘密“双规”，是完全合乎“规则”的。
从此次任免的细枝末节来看，毛小平是在会议中途被带走的，此后一直没有再公开露面过。而无锡市委书记这一职务的继任者黄莉新，几乎没来得及与前任见上一面，各项事务甚至经过没有任何交接就匆忙上任。在毛小平的任免通知中，其在职期间的政绩评价更是一句没有。
种种迹象表明，毛小平的“另有任用”只是在为“公开真相”争取时间。由于其所处位置敏感，为避免其造成负面影响，组织部门只好先用“另有任用”一词，来冷却外界焦灼的目光。
在行内人眼中，“另有任用”一词虽奥秘颇深，但只要仔细琢磨“另有任用”官员在调任前后的细微差别，也能基本判断这一官员的真实去向。
2011年8月10日，刚上任不到10个月的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蔡爱华被“双规”。此前，蔡爱华一直担任扬州市委组织部长一职。
巧合的是，蔡爱华被“双规”，与此前徐州市委原组织部长陆正方一案如出一辙，即先从地方组织部长任上调任省级部门副职，然后再予以“双规”。蔡爱华也因此成为了江苏省近年来省辖市中第二个被“双规”的组织部长。
由于蔡爱华被“双规”时，正值江苏全省县、区、市党委集中换届期间，因此外界知情者极少。
有知情人士透露，其实在蔡爱华担任组织部长期间，纪委人士对其就一直处于“侦查”阶段，只是不便对外透露。因为组织部长位高权重，人脉关联错综复杂，极易让人联想到“买官卖官”等字眼。
所以，在“双规”之前，先以“另有任用”调离原职，随后给予享受同等行政级别的方式以争取时间，实为一个“缓冲”。在蔡爱华的任免通知上，与毛小平一样，都没有政绩评价，而扬州组织部长这一职务的继任者，原共青团江苏省委副书记丁纯也是在1个月后接班的，两人也没能公开见上一面。
在行内人看来，调离原职并在现职上予以“双规”，可以降低作为组织部长任上犯事所带来的影响。而现有情况亦表明，在对蔡爱华的查处上，江苏省委采取的措施极其谨慎，蔡爱华被调离原职半年后才对其采取措施。
即将高升的“另有任用”
不过，除了“双规”，有时“另有任用”也有反面的含义，安徽省原省长王三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2011年12月10日，在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中组部宣布王三运“另有任用”的通知：王三运不再担任安徽省省长职务，另有任用；李斌提名为安徽省省长候选人。
在会议现场，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干部二局局长潘立刚还公开对王三运在位期间的各项政绩作了高度评价：“王三运领导和组织协调能力强，思路清晰，思维敏捷，为人正派……任省长以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为安徽又好又快发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此外，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在现场也高度赞扬即将离任的王三运：他“善于从安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
而在职务任免现场，王三运本人与继任者李斌还作了公开讲话。
在安徽当地一位官员看来，如此高规格的“另有任用”，如此高度的“政绩评价”，都意味着王三运未来的职务必定是“升迁”的。
果不其然，2011年12月12日喜讯传来：王三运被调任甘肃省委书记。
安徽省社科系统一位学者认为，中组部此次将王三运上调至甘肃就是“因为王三运在中部的成功发展经验，可以为西部发展带来借鉴”。在“另有任用”现场的“高度评价”即被看作是为其未来高升所做的铺垫。
这位学者一语中的，在随后的甘肃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新官”王三运的讲话着重强调了产业转移和创新，而这正是其在安徽期间非常看重的。
平调下的“另有任用”
除了提拔与贬官之外，有时因为某些不知名的原因，官员也会出现“另有任用”而被调任闲职或平调的现象，而组织上给出的评价大多是不温不火、不高不低的。
最著名的案例要数2009年教育部长的突然换任。
2009年10月31日，当时任期未满、年龄未到的教育部部长周济突然被免职，教育部原副部长袁贵仁接任。周济成为当年政府27个组成部门部长中第一个中途退出者。
由于官方没有对周济的免职给予任何说法，一时间，关于周济去向的各种猜测充斥网络。情急之下，新华社连夜重发周济免职通稿，加上了“周济另有任用”6个字。自此，访问才不再议论。
1个月后，周济被调任“闲职”一一中国工程院党组副书记(正部级)。此后的周济非常低调，鲜在媒体露面。
有媒体将周济的调任归纳为“他赶上了一个公众对教育普遍不满的年代”。因为周济无论是人品还是个人作风，都始终无人批评。
在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眼中，他的这位老同学“是平民部长，没有官气，永远像个教师”。周济无论是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科技厅厅长期间，还是在武汉市长、教育部部长任上，他都是孤身一人上任，从不带秘书。
同周济一样，被调任闲职还有太原市公安局原局长苏浩。
2011年11月17日，苏浩被通知“另有任用”。此前的2个月内，其一直被缠绕在著名的“奥迪司机打人者自称是苏浩私生子”一案中。
与周济不同的是，在太原公安系统中，很多人将苏浩的调离看作是因“私生活作风”问题引发的后果，虽然案件最终没有定论，但舆论已让太原公安系统蒙羞。
有传闻说，为避风头，苏浩已被秘密调至当地司法局。
其实，在各种各样的“另有任用”中，调任闲职的类型最多，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几例。有时官员自身也搞不清状况，往往在被调任后才醒悟过来。
姜宗福就是其中一个。
2010年5月6日，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姜宗福被调至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当院长助理。虽然这次调任“级别”没有大的变化，但在明眼人看来，属于降职使用。而组织上对姜宗福的评价也相当少，目前由官方媒体报道出来的，只有他曾在网上发表对湖南省的工作建议《我们应“解放”一个什么样的湖南?》得到过当地省领导的肯定。
虽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官员之间的平调，有利于破除一些官员之间牢固的关系网。另一方面，有利于官员熟悉各岗位之间的工作，利于他们全方面的发展，成为多面手。”但湖南当地人并不认为，他们将姜宗福的调离看作是“因言获罪”——因揭露开发商绑架政府才产生“高房价”、炮轰张艺谋“印象”系列演出而受牵连。
此外，年龄问题有时也是职位平调的原因。
2011年8月22日，江苏省委原副书记朱善璐被调任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目前全国31所副部级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多由正厅局级官员升任而来，像朱善璐一样由副部级官员调任高校，非常少见。
此前只有2005年2月担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的朱正昌是由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一职平级调任。
很多人認为，今年已经59岁的朱善璐被调任的最大原因是年龄，因为副部级官员的任职年龄最高不得超过60岁。而在62名副部级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中，有多人已年满60岁，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等，朱正昌当年被调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时已满61岁。这是因为教学科研人员的退休年龄可以适当延长，不像党政系统官员一样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因此，在临退休前将其平调至高校，发挥其最后的余热，对于没有更好出路的副部级官员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出路。
2011年12月21日，正在主持会议的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突然被叫离会场。第二天，“免去毛小平职务，另有任用”的通知就由官方媒体对外发布。
突然的变故，一时间引得民间各种揣测不断。“另有任用”背后的隐秘含义，也随之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
被双规的“另有任用”
在深谙领导干部任免规则的行内人看来，“另有任用”这一模棱两可的官场术语，其作用几乎是万能的。
就在毛小平被免职的两天后，在国内媒体集体失声的情况下，有境外媒体曝出毛小平因受贿5000万已被“双规”的消息，引发各界轰动。
此次毛小平从被“免职”到“另有任用”乃至可能被秘密“双规”，是完全合乎“规则”的。
从此次任免的细枝末节来看，毛小平是在会议中途被带走的，此后一直没有再公开露面过。而无锡市委书记这一职务的继任者黄莉新，几乎没来得及与前任见上一面，各项事务甚至经过没有任何交接就匆忙上任。在毛小平的任免通知中，其在职期间的政绩评价更是一句没有。
种种迹象表明，毛小平的“另有任用”只是在为“公开真相”争取时间。由于其所处位置敏感，为避免其造成负面影响，组织部门只好先用“另有任用”一词，来冷却外界焦灼的目光。
在行内人眼中，“另有任用”一词虽奥秘颇深，但只要仔细琢磨“另有任用”官员在调任前后的细微差别，也能基本判断这一官员的真实去向。
2011年8月10日，刚上任不到10个月的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蔡爱华被“双规”。此前，蔡爱华一直担任扬州市委组织部长一职。
巧合的是，蔡爱华被“双规”，与此前徐州市委原组织部长陆正方一案如出一辙，即先从地方组织部长任上调任省级部门副职，然后再予以“双规”。蔡爱华也因此成为了江苏省近年来省辖市中第二个被“双规”的组织部长。
由于蔡爱华被“双规”时，正值江苏全省县、区、市党委集中换届期间，因此外界知情者极少。
有知情人士透露，其实在蔡爱华担任组织部长期间，纪委人士对其就一直处于“侦查”阶段，只是不便对外透露。因为组织部长位高权重，人脉关联错综复杂，极易让人联想到“买官卖官”等字眼。
所以，在“双规”之前，先以“另有任用”调离原职，随后给予享受同等行政级别的方式以争取时间，实为一个“缓冲”。在蔡爱华的任免通知上，与毛小平一样，都没有政绩评价，而扬州组织部长这一职务的继任者，原共青团江苏省委副书记丁纯也是在1个月后接班的，两人也没能公开见上一面。
在行内人看来，调离原职并在现职上予以“双规”，可以降低作为组织部长任上犯事所带来的影响。而现有情况亦表明，在对蔡爱华的查处上，江苏省委采取的措施极其谨慎，蔡爱华被调离原职半年后才对其采取措施。
即将高升的“另有任用”
不过，除了“双规”，有时“另有任用”也有反面的含义，安徽省原省长王三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2011年12月10日，在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中组部宣布王三运“另有任用”的通知：王三运不再担任安徽省省长职务，另有任用；李斌提名为安徽省省长候选人。
在会议现场，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干部二局局长潘立刚还公开对王三运在位期间的各项政绩作了高度评价：“王三运领导和组织协调能力强，思路清晰，思维敏捷，为人正派……任省长以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为安徽又好又快发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此外，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在现场也高度赞扬即将离任的王三运：他“善于从安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
而在职务任免现场，王三运本人与继任者李斌还作了公开讲话。
在安徽当地一位官员看来，如此高规格的“另有任用”，如此高度的“政绩评价”，都意味着王三运未来的职务必定是“升迁”的。
果不其然，2011年12月12日喜讯传来：王三运被调任甘肃省委书记。
安徽省社科系统一位学者认为，中组部此次将王三运上调至甘肃就是“因为王三运在中部的成功发展经验，可以为西部发展带来借鉴”。在“另有任用”现场的“高度评价”即被看作是为其未来高升所做的铺垫。
这位学者一语中的，在随后的甘肃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新官”王三运的讲话着重强调了产业转移和创新，而这正是其在安徽期间非常看重的。
平调下的“另有任用”
除了提拔与贬官之外，有时因为某些不知名的原因，官员也会出现“另有任用”而被调任闲职或平调的现象，而组织上给出的评价大多是不温不火、不高不低的。
最著名的案例要数2009年教育部长的突然换任。
2009年10月31日，当时任期未满、年龄未到的教育部部长周济突然被免职，教育部原副部长袁贵仁接任。周济成为当年政府27个组成部门部长中第一个中途退出者。
由于官方没有对周济的免职给予任何说法，一时间，关于周济去向的各种猜测充斥网络。情急之下，新华社连夜重发周济免职通稿，加上了“周济另有任用”6个字。自此，访问才不再议论。
1个月后，周济被调任“闲职”一一中国工程院党组副书记(正部级)。此后的周济非常低调，鲜在媒体露面。
有媒体将周济的调任归纳为“他赶上了一个公众对教育普遍不满的年代”。因为周济无论是人品还是个人作风，都始终无人批评。
在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眼中，他的这位老同学“是平民部长，没有官气，永远像个教师”。周济无论是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科技厅厅长期间，还是在武汉市长、教育部部长任上，他都是孤身一人上任，从不带秘书。
同周济一样，被调任闲职还有太原市公安局原局长苏浩。
2011年11月17日，苏浩被通知“另有任用”。此前的2个月内，其一直被缠绕在著名的“奥迪司机打人者自称是苏浩私生子”一案中。
与周济不同的是，在太原公安系统中，很多人将苏浩的调离看作是因“私生活作风”问题引发的后果，虽然案件最终没有定论，但舆论已让太原公安系统蒙羞。
有传闻说，为避风头，苏浩已被秘密调至当地司法局。
其实，在各种各样的“另有任用”中，调任闲职的类型最多，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几例。有时官员自身也搞不清状况，往往在被调任后才醒悟过来。
姜宗福就是其中一个。
2010年5月6日，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姜宗福被调至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当院长助理。虽然这次调任“级别”没有大的变化，但在明眼人看来，属于降职使用。而组织上对姜宗福的评价也相当少，目前由官方媒体报道出来的，只有他曾在网上发表对湖南省的工作建议《我们应“解放”一个什么样的湖南?》得到过当地省领导的肯定。
虽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官员之间的平调，有利于破除一些官员之间牢固的关系网。另一方面，有利于官员熟悉各岗位之间的工作，利于他们全方面的发展，成为多面手。”但湖南当地人并不认为，他们将姜宗福的调离看作是“因言获罪”——因揭露开发商绑架政府才产生“高房价”、炮轰张艺谋“印象”系列演出而受牵连。
此外，年龄问题有时也是职位平调的原因。
2011年8月22日，江苏省委原副书记朱善璐被调任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目前全国31所副部级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多由正厅局级官员升任而来，像朱善璐一样由副部级官员调任高校，非常少见。
此前只有2005年2月担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的朱正昌是由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一职平级调任。
很多人認为，今年已经59岁的朱善璐被调任的最大原因是年龄，因为副部级官员的任职年龄最高不得超过60岁。而在62名副部级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中，有多人已年满60岁，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等，朱正昌当年被调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时已满61岁。这是因为教学科研人员的退休年龄可以适当延长，不像党政系统官员一样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因此，在临退休前将其平调至高校，发挥其最后的余热，对于没有更好出路的副部级官员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