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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李德光给我发来一篇怀念周升业老师的文章，作者是已任上海副市长的吴清博士。德光说，今年是周升业老师去世五周年，吴清特撰写此文，并很愿意刊发在《银行家》杂志上。我听后非常高兴，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吴清已晋升为副部多年，还能不忘恩师，对周升业老师这样一辈子只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普通教师念念不忘，这和许多一当上副部级干部后就小胸脯挺得很高溜须拍马忘恩负义之辈在境界上有天壤之别;二是周升业老师在金融科研和教育领域里是一位罕见的好人，周升业老师是那种忠厚长者型人物，他从不说人坏话，对周围的人总是能帮则帮，从来都是一副善意随和的表情，可以认为，对周升业老师这样一位普通教授的态度可以甄别出学生的人品人性。在我看来，对中国金融学界名师风范的回忆文章可以视为对中国现代金融科研教育史料的搜集整理过程，这种真实的、碎片化记忆更能让后代理解中国金融科研和教育的生动发展过程。
黄达老师在1984年1月出版的名著《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中把周升业侯梦蟾于1963年8月26日发表于《光明日报》上文章《信贷收支差额问题》附在自己的书后，说自己的这本书的分析思路主要是受了周侯二位文章的启发。这既表明了黄达老师治学态度的谦恭严谨，也不经意地反映出了周升业老师早在56年前就已经到达的金融学术高度。
我于1985年和邓乐平、周慕冰一起入学黄达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当年人大财金系博导只有黄达老师和王传纶老师二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合作社”，我们三人同王传纶老师名下的贝多广一起上课，黄达老师王传纶老师常常一起给我们讲东西讨论问题。1988年博士毕业后，我们85级的四个同学各奔东西，贝多广去了财政部;邓乐平回四川财院;周慕冰去了国家体改委;我留校当了教师。甫一毕业黄老师就推荐我做人大财经系金融教研室主任。那时金融教研室老教师只有黄达、王克华与周升业三位教授，每周三下午教研室活动时，黄达老师尽管是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校长，但也常常来参加教研室活动，在留校教书的日子里，我去过最多的是黄达老师家，其次去得较多的就是周升业和王传纶老师家。当年周升业老师家在双榆树的一个老旧小区，周老师的夫人好像是在中国工商银行工作。
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评职称，我和袁卫都破格参评副教授，但都沒评上，在学六楼筒子楼的走廊上我碰到袁卫时说起这事儿，我们都发了点牢骚。之后在人大一条路上碰到周升业老师我也说了几句不该说的牢骚话。此后第二天，我正在人大球场打篮球，黄达老师过来找我，他站着看了一会儿打球，然后说，“明天你到我办公室去一趟”。翌日，我到黄达老师办公室，黄老师第一句话说，“你的球打得挺滑腾啊”，第二句说“评职称的事儿不要看得太重，早一年晚一年的事儿”。我当时立即意识到，一定是周升业老师将我发牢骚的事儿反映给了黄老师。由此可见周升业老师与黄达老师关系的紧密程度。
我当人大财经系金融教研室主任那几年总体还算顺利，顺利的原因就是总能感受到背后来自黄达周升业两位老师的强大支持力量。1991年我被人勾引下海，跑到海南去办了一家城市信用社，1996年再回头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到中国社科院财贸所金融研究室工作。此后评正研和博导，推荐信都是出自周升业王传纶老师之手，从这个意义上讲，周老师也是我的恩人之一。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周升业老师逝世已五年，生前最后一次见面记不得是哪一年的黄达——蒙代尔博士论文颁奖大会上，这一次竟把我任命为评奖委的副主任委员，会后走出会场正好碰上周升业老师，我俩手挽手走了一段，亲热地唠了好一会儿，再以后就是到八宝山参加他的追悼会了。周升业老师，罕见的好人，不管他逝去多久，他是那种你永远也难以忘记他的友善和恩惠、永远会铭刻在心的一位道德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