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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消息，线装、海蓝封皮，繁体竖排，版式疏朗，插图精美，全套17本，净重9斤，这是重新修复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影印自191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民国老课本，第一次印刷的数量都不够擺进全国书店，就基本售罄。
著名出版人張立宪说：“这套书再版之后，托吴宓之女吴学昭送给杨绛先生。她小时候在北京读的小学，用的就是这套书，杨绛先生拿到之后，翻开第一页，不用看书上的文字就能背诵。可见，早期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深，过了几十年，一旦被触发，马上就能倒背如流，让我们非常感动。”
本书的编者庄俞、沈颐、戴克敦、高凤谦、张元济都是当时的教育家、出版家，学贯东西的大学者，来给小学生编课本，真的是水准非常之高。这套课本由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审定，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十几年间发行量达到七八千万册，是世界教科书史上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
“我们的母语是什么样子？这套老课本打开了一扇窗，我们的母语曾经用另外一种方式出现过。”张立宪谈道，中国的文字在1912年民国刚刚诞生的时候，有一股勃勃生气，有正大光明的气象。
初小课本用语半文半白，每课课文少则几十字，多则百字，内容含古今中外，文意浅显生动，且不讲大道理，都是小故事，润物于无声之中。张立宪认为，当年教科书的编者，不仅仅是教学生识字，还要教给他们百科知识和基本的价值理念。在那个年代的小学，我们的母语用那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民族文化基因中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底层数据。有了底层数据之后，这个人无论学天文、地理、学工、学医、学文都是一样的。
著名出版人張立宪说：“这套书再版之后，托吴宓之女吴学昭送给杨绛先生。她小时候在北京读的小学，用的就是这套书，杨绛先生拿到之后，翻开第一页，不用看书上的文字就能背诵。可见，早期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深，过了几十年，一旦被触发，马上就能倒背如流，让我们非常感动。”
本书的编者庄俞、沈颐、戴克敦、高凤谦、张元济都是当时的教育家、出版家，学贯东西的大学者，来给小学生编课本，真的是水准非常之高。这套课本由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审定，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十几年间发行量达到七八千万册，是世界教科书史上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
“我们的母语是什么样子？这套老课本打开了一扇窗，我们的母语曾经用另外一种方式出现过。”张立宪谈道，中国的文字在1912年民国刚刚诞生的时候，有一股勃勃生气，有正大光明的气象。
初小课本用语半文半白，每课课文少则几十字，多则百字，内容含古今中外，文意浅显生动，且不讲大道理，都是小故事，润物于无声之中。张立宪认为，当年教科书的编者，不仅仅是教学生识字，还要教给他们百科知识和基本的价值理念。在那个年代的小学，我们的母语用那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民族文化基因中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底层数据。有了底层数据之后，这个人无论学天文、地理、学工、学医、学文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