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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撤离赣南进行战略转移，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项英、陈毅委派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的王中仁（原名王贤选）和数位党员，负责安置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家属、处理笨重物资、架设浮桥等工作。
王中仁是赣县水西人，熟悉赣南情况。10月8日，项英和陈毅找王中仁谈话。项英说：“我们已和有关同志研究，决定派贺怡（毛泽东三弟毛泽覃之妻、贺子珍胞妹）到赣县去，那里是半红半白的区域，适于长期隐蔽，形势好些时还可开展革命活动。”他继续说：“你是本地人，在途中和贺怡假扮夫妻，你在家未婚，你们回赣县老家，不会引起村里人怀疑。这个主意是刘伯坚同志提出来的，是经过贺怡和她爱人毛泽覃同志（时任红军独立师师长）同意的。”陈毅接着说：“赣州的工人运动，在陈赞贤同志的领导下，搞得轰轰烈烈，有利条件很多。”他还说：“你又兼任苏区造船厂的主任，我们造的300多条木船，准备分散到赣江去，并把苏区留下来的100多名党员、干部分派到各条船上当工人，伺机进行对敌斗争。”
贺怡遵照党的安排，安置了她刚生下来不久的毛雪英、贺子珍和毛泽东寄养在她身边的儿子小毛（3岁）及刘伯坚的儿子刘豹子（4岁），改名胡招娣，与父亲贺焕文、母亲温吐秀分乘3条木船，每条船上都派了党员船老大和两三名党员，分散航行。
两天后，国民党军队从梓山过河，把护送贺怡的3条木船拦截下来，船上装的稻谷和钨砂被洗劫一空，还将贺怡及船工多人抓走。幸亏贺怡机灵，巧于舌辩，两天审讯中丝毫未露破绽，得以脱险，而且获得了一张放行便条。经历一番风险后，贺怡才到达赣州东门的磨角上。
第二天，几经周转，她与河西支部取得联系，找到了赣州西津路福裕泰染布店工人、河西党支部负责人何三苟。当时，贺怡装扮成一个老妪，身穿大面襟布衫，头扎包头巾，在约定地点与何三苟见面后，由何三苟和王中仁的弟弟王木生陪同，沿河直下来到了水西龙庄上王木生家。贺怡的父母隔日相继上岸，一同在王家暂时住下。
过了一个星期，贺怡考虑到他们三个外乡人久住于此会使人生疑，便要何三苟和王木生另找一个偏僻的地方。何三苟想起他有一位叔母，忠厚老实，曾在九江当过多年保姆，无儿无女，丈夫去世后，年老回到故里，若拜她为干娘，可以在九江结识的干女儿携亲生父母探亲为由，长住她家。贺怡考虑再三，同意照办。于是何三苟领着他叔母来到龙庄上与胡招娣相见。一番寒暄过后，贺怡便拜何三苟叔母为干娘，同她的父母一起搬迁到水西石人前村干娘家居住。
过了数月，形势趋于好转，贺怡认为，根据上级指示，应寻找时机做些宣传和统战工作，并从中发现、培养可靠的基层人员和贫苦农民。经过观察，她发现胡子寿——一个清末的武秀才，虽被委任为当地的联保主任，却倾向革命，能为百姓办事，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民间一有纠纷都是找他调解，大家都很尊敬他。为慎重起见，贺怡决定对胡子寿进行考察。恰好当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即农业工会的李文堂在去福建执行任务时被捕，受不了严刑拷打，泄露了毛泽覃的妻子已到赣县隐蔽，并与何斌（即何三苟）接头的情况。国民党当即电告赣州当局，将赣州福裕泰染布店的老板和何三苟抓去。该店老板与警备团的赵团长是福建同乡，暗地里花了笔钱，取保出了狱，但何三苟还身陷囹圄。为了营救何三苟，并利用此机会考验胡子寿，贺怡就通过王木生去找胡子寿，要他这个联保主任出面作保并营救何三苟。胡子寿果然以联保主任的身份具保，将何三苟保释回家。幸亏李文堂不知道贺怡已经改名，也不知道何斌即何三苟，才免遭祸殃。为了安全起见，贺怡与胡子寿等人研究后，迁到赣县石灰山的成坑，住在一户大地主遗弃的一栋大楼东侧的两间破屋里。成坑离赣州30多里，消息闭塞，为了沟通情报，又要保证安全，贺怡专门派了一名党员，名为代购生活必需品，实为单线与何斌联系。
经过多方考验，大家认为胡子寿出身贫苦，有较高的觉悟，能团结群众，基本符合党员条件，就发展他为党员。随后他们又在湖边、岗边排培养发展了两名党员，并建立了岗边排党支部，由贺怡亲自领导。
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经贺怡提议，党支部决定，在赣州水西街上開设一家水酒店作为联络站，由王中仁当老板，定名为“三合顺”水酒店。它紧靠河边，来往人多，有些人又喜欢喝早酒，一时生意兴隆。在这种情况下，贺怡领导的支部加强了工作，发现和培养了不少积极分子，并把那些政治可靠、有较高觉悟的贫苦农民逐步发展为党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水西各村先后发展的党员就有近30名，建立了11个党支部，并成立了水西区委会。
正当贺怡以“闺女”的身份深居山坑指导工作时，当地的几个年长的老人见她天资聪颖，性格随和，懂礼貌、有涵养，又和父母三人孤苦伶仃，便产生了“恻隐之心”，要为这位“闺女”做媒，牵线联姻。贺怡真是有口难言，迫不得已，只好借故第三次迁居，搬到水西岗边排村的三经堂，住在庙内一间空着的僧屋里。当时庙内有个斋公，形迹可疑，不太可靠，就由胡子寿安排，把原庙里的斋公与沙地一个姓罗的斋公对换。罗斋公一心信佛，不问政治，为人老实。因为父母也吃斋信佛，贺怡因势利导，故意让他们搞些朝神拜佛活动，以掩人耳目。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为了一致抗日进行了第二次合作。8月间，项英、陈毅根据中央指示，来到赣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消息登载在赣南的《民国日报》上，贺怡很快就看到了，便与何斌来到陈毅下榻的中华大旅社（现红旗商店）第二号房间与陈毅会见，并汇报了她在赣州隐蔽时的“三次迁移”与组织发展情况，受到陈毅的赞扬。
贺怡从此便回到了红军队伍。贺父仍留在岗边排，于1938年2月病故。贺母则由组织派人护送去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后来到了延安。
责编/江南
王中仁是赣县水西人，熟悉赣南情况。10月8日，项英和陈毅找王中仁谈话。项英说：“我们已和有关同志研究，决定派贺怡（毛泽东三弟毛泽覃之妻、贺子珍胞妹）到赣县去，那里是半红半白的区域，适于长期隐蔽，形势好些时还可开展革命活动。”他继续说：“你是本地人，在途中和贺怡假扮夫妻，你在家未婚，你们回赣县老家，不会引起村里人怀疑。这个主意是刘伯坚同志提出来的，是经过贺怡和她爱人毛泽覃同志（时任红军独立师师长）同意的。”陈毅接着说：“赣州的工人运动，在陈赞贤同志的领导下，搞得轰轰烈烈，有利条件很多。”他还说：“你又兼任苏区造船厂的主任，我们造的300多条木船，准备分散到赣江去，并把苏区留下来的100多名党员、干部分派到各条船上当工人，伺机进行对敌斗争。”
贺怡遵照党的安排，安置了她刚生下来不久的毛雪英、贺子珍和毛泽东寄养在她身边的儿子小毛（3岁）及刘伯坚的儿子刘豹子（4岁），改名胡招娣，与父亲贺焕文、母亲温吐秀分乘3条木船，每条船上都派了党员船老大和两三名党员，分散航行。
两天后，国民党军队从梓山过河，把护送贺怡的3条木船拦截下来，船上装的稻谷和钨砂被洗劫一空，还将贺怡及船工多人抓走。幸亏贺怡机灵，巧于舌辩，两天审讯中丝毫未露破绽，得以脱险，而且获得了一张放行便条。经历一番风险后，贺怡才到达赣州东门的磨角上。
第二天，几经周转，她与河西支部取得联系，找到了赣州西津路福裕泰染布店工人、河西党支部负责人何三苟。当时，贺怡装扮成一个老妪，身穿大面襟布衫，头扎包头巾，在约定地点与何三苟见面后，由何三苟和王中仁的弟弟王木生陪同，沿河直下来到了水西龙庄上王木生家。贺怡的父母隔日相继上岸，一同在王家暂时住下。
过了一个星期，贺怡考虑到他们三个外乡人久住于此会使人生疑，便要何三苟和王木生另找一个偏僻的地方。何三苟想起他有一位叔母，忠厚老实，曾在九江当过多年保姆，无儿无女，丈夫去世后，年老回到故里，若拜她为干娘，可以在九江结识的干女儿携亲生父母探亲为由，长住她家。贺怡考虑再三，同意照办。于是何三苟领着他叔母来到龙庄上与胡招娣相见。一番寒暄过后，贺怡便拜何三苟叔母为干娘，同她的父母一起搬迁到水西石人前村干娘家居住。
过了数月，形势趋于好转，贺怡认为，根据上级指示，应寻找时机做些宣传和统战工作，并从中发现、培养可靠的基层人员和贫苦农民。经过观察，她发现胡子寿——一个清末的武秀才，虽被委任为当地的联保主任，却倾向革命，能为百姓办事，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民间一有纠纷都是找他调解，大家都很尊敬他。为慎重起见，贺怡决定对胡子寿进行考察。恰好当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即农业工会的李文堂在去福建执行任务时被捕，受不了严刑拷打，泄露了毛泽覃的妻子已到赣县隐蔽，并与何斌（即何三苟）接头的情况。国民党当即电告赣州当局，将赣州福裕泰染布店的老板和何三苟抓去。该店老板与警备团的赵团长是福建同乡，暗地里花了笔钱，取保出了狱，但何三苟还身陷囹圄。为了营救何三苟，并利用此机会考验胡子寿，贺怡就通过王木生去找胡子寿，要他这个联保主任出面作保并营救何三苟。胡子寿果然以联保主任的身份具保，将何三苟保释回家。幸亏李文堂不知道贺怡已经改名，也不知道何斌即何三苟，才免遭祸殃。为了安全起见，贺怡与胡子寿等人研究后，迁到赣县石灰山的成坑，住在一户大地主遗弃的一栋大楼东侧的两间破屋里。成坑离赣州30多里，消息闭塞，为了沟通情报，又要保证安全，贺怡专门派了一名党员，名为代购生活必需品，实为单线与何斌联系。
经过多方考验，大家认为胡子寿出身贫苦，有较高的觉悟，能团结群众，基本符合党员条件，就发展他为党员。随后他们又在湖边、岗边排培养发展了两名党员，并建立了岗边排党支部，由贺怡亲自领导。
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经贺怡提议，党支部决定，在赣州水西街上開设一家水酒店作为联络站，由王中仁当老板，定名为“三合顺”水酒店。它紧靠河边，来往人多，有些人又喜欢喝早酒，一时生意兴隆。在这种情况下，贺怡领导的支部加强了工作，发现和培养了不少积极分子，并把那些政治可靠、有较高觉悟的贫苦农民逐步发展为党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水西各村先后发展的党员就有近30名，建立了11个党支部，并成立了水西区委会。
正当贺怡以“闺女”的身份深居山坑指导工作时，当地的几个年长的老人见她天资聪颖，性格随和，懂礼貌、有涵养，又和父母三人孤苦伶仃，便产生了“恻隐之心”，要为这位“闺女”做媒，牵线联姻。贺怡真是有口难言，迫不得已，只好借故第三次迁居，搬到水西岗边排村的三经堂，住在庙内一间空着的僧屋里。当时庙内有个斋公，形迹可疑，不太可靠，就由胡子寿安排，把原庙里的斋公与沙地一个姓罗的斋公对换。罗斋公一心信佛，不问政治，为人老实。因为父母也吃斋信佛，贺怡因势利导，故意让他们搞些朝神拜佛活动，以掩人耳目。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为了一致抗日进行了第二次合作。8月间，项英、陈毅根据中央指示，来到赣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消息登载在赣南的《民国日报》上，贺怡很快就看到了，便与何斌来到陈毅下榻的中华大旅社（现红旗商店）第二号房间与陈毅会见，并汇报了她在赣州隐蔽时的“三次迁移”与组织发展情况，受到陈毅的赞扬。
贺怡从此便回到了红军队伍。贺父仍留在岗边排，于1938年2月病故。贺母则由组织派人护送去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后来到了延安。
责编/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