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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中国，列强侵凌，国弱民贫，风雨飘摇。
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远赴重洋，足迹踏遍欧亚大陆;
有这样一群人，为了寻求先进科学技术与救国思想，探索中国革命的方向，万里跋涉，激情澎湃在异国他乡;
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救国图存的正确道路，引领人民走向解放，建立新中国。
日本：一本学费簿记录的学习生涯
9月9日缴纳学费5日元，10月26日缴纳学费4.5日元，11月9日缴纳学费4.5日元……这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史料中心保存的“大学部政治经济科”“大正四年度学费领收簿”第33页上的内容，在文献上的名字是——李大钊。
李大钊在日本大正三年即公历1914年9月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学制两年。据早稻田大学教授刘杰介绍：“李大钊在早稻田不仅学习日语、英语这些比较基础的课程，同时也学习经济学、法律等。”
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在课堂上，李大钊接触到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结识了主张为人民争取福利、思想上偏向社会主义的安部矶雄教授。这段交往对李大钊的救国理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由于参加革命活动，长期缺课的李大钊不得不中止学业返回祖国。
早稻田大学教务部教务课木下耕一展示的一张学籍卡证明了这段历史。这张卡片上记载了李大钊的出生年月、籍贯、学历、学科及在东京的住址，显示李大钊于1915年7月5日完成了第一学年的学习，第二学年的记录却是空白。
回国后，李大钊受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和启发，发表了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演说，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法国：一间斗室呈现的革命足迹
从巴黎十三区车水马龙的“意大利广场”向西北走几十米，转进寂静的戈德弗鲁瓦街。稍走几步，街口墙上有一块带有头部浮雕的青铜色纪念牌，下面用金色的法文说明——“周恩来，1922至1924年留法期间曾居住于此”。
这里是青年周恩来旅法生活并开展革命工作的旧址——戈德弗鲁瓦街旅馆。纪念牌是1979年法国政府所立，旅馆也成为受保护的历史建筑。
留学法国期间，经济并不宽裕的周恩来看中这里低廉的价格。他白天勤工俭学，晚上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法通讯，并发起创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前身），开展党团活动。
经过扩建，当年周恩来在旅馆临街一层居住的房间已经成为拥有独立卫生间和洗浴设施的标准双人间。但在当时，这里只是一间面积仅七八平方米的简单小屋。
聂荣臻元帅曾在回忆文章中说，周恩来在法国“真可谓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间住房不足10平方米，既是他的住所，又是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如今经营这家“海王星旅馆”的是华人夫妇李建乐和杨艳春。他们购买这里不仅因为设施完好齐全，环境舒适温馨，更是因为它曾经是周恩来居住过的地方，承载着中国历史的重要篇章。
20世纪20年代初，2000多名中国青年经历40天的远航，行程三万公里，分批来到法国。蔡和森、向警予、邓小平、陈毅，这些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在遥远的法兰西留下了不朽的红色印记。
苏联：一张合影讲述的家庭故事
在莫斯科城区西北部一栋普通民宅。主人是“俄罗斯女孩”，她身材娇小、眉目清秀。她就是开国元勋刘少奇的曾孙女刘丽达，俄文名字是马加丽达·费多托娃。
刘丽达的爷爷刘允斌是刘少奇与中共早期活动家何葆贞的儿子。他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在当地成长并与俄罗斯姑娘玛拉结为夫妇。刘允斌在莫斯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国参加建设，玛拉和一双儿女则留在了莫斯科。
在刘丽达的工作室兼书房里，记者看到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很多俄文和中文书籍。几本介绍刘少奇生平的中文书显得格外醒目。
客厅沙发旁的茶几上，摆放着一叠有些泛黄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刘少奇1949年访问苏联时与一双儿女刘允斌和刘爱琴的合影。照片中的刘少奇和蔼慈祥，脸上充满亲人重逢的喜悦。
刘少奇一生与苏俄结缘，不仅其后代生活在俄罗斯，他本人作为中共早期活动家，在20世纪20年代也曾前往莫斯科求学，探寻革命真理。
当时，中国各地掀起了一股留法热潮。在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受挫后，刘少奇偶然读到一则消息：“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这则消息改变了刘少奇的人生轨迹，青春年华与红色首都的约会，仿佛早已注定！
刘少奇留学期间，苏联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等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东方大学的中国学员不仅要完成学习任务，晚上还要轮流值班，星期天要做工或军事操练，一些学生产生退学的想法。刘少奇凭借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并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工人运动史，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和经济理论。
1921年，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加入共产党，次年根据组织决定，结束在莫斯科的求学生活回国，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
从刘少奇等第一批中国进步青年踏上苏俄国土开始，20世纪初进步青年旅俄留学大潮拉开了序幕。
德国：一块纪念牌镌刻的探索之路
德国中部格丁根城东普朗克街3号，是一幢二层带阁楼的别墅，正面红墙上一块精致的大理石纪念牌格外醒目，上面用德语镌刻着：“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3-1924”。
这里是朱德留学德国时住过的地方。1986年，在朱德诞辰100周年之际，格丁根市在楼房的前墙上镶嵌了纪念匾。
格丁根大学图书馆史料顾问乌尔里希·洪格尔展示了朱德的学生注册卡和1923年学生注册簿，其中一页的下方是朱德亲笔填写的注册信息，包括“1924年夏季学期”，“姓名朱德”，“住所普朗克街3号”，“来自中国四川省”，“国籍中国”，“哲学系社会学专业”等相关内容。
朱德留学时已近40岁，并且在中国从戎多年。
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远赴重洋，足迹踏遍欧亚大陆;
有这样一群人，为了寻求先进科学技术与救国思想，探索中国革命的方向，万里跋涉，激情澎湃在异国他乡;
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救国图存的正确道路，引领人民走向解放，建立新中国。
日本：一本学费簿记录的学习生涯
9月9日缴纳学费5日元，10月26日缴纳学费4.5日元，11月9日缴纳学费4.5日元……这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史料中心保存的“大学部政治经济科”“大正四年度学费领收簿”第33页上的内容，在文献上的名字是——李大钊。
李大钊在日本大正三年即公历1914年9月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学制两年。据早稻田大学教授刘杰介绍：“李大钊在早稻田不仅学习日语、英语这些比较基础的课程，同时也学习经济学、法律等。”
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在课堂上，李大钊接触到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结识了主张为人民争取福利、思想上偏向社会主义的安部矶雄教授。这段交往对李大钊的救国理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由于参加革命活动，长期缺课的李大钊不得不中止学业返回祖国。
早稻田大学教务部教务课木下耕一展示的一张学籍卡证明了这段历史。这张卡片上记载了李大钊的出生年月、籍贯、学历、学科及在东京的住址，显示李大钊于1915年7月5日完成了第一学年的学习，第二学年的记录却是空白。
回国后，李大钊受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和启发，发表了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演说，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法国：一间斗室呈现的革命足迹
从巴黎十三区车水马龙的“意大利广场”向西北走几十米，转进寂静的戈德弗鲁瓦街。稍走几步，街口墙上有一块带有头部浮雕的青铜色纪念牌，下面用金色的法文说明——“周恩来，1922至1924年留法期间曾居住于此”。
这里是青年周恩来旅法生活并开展革命工作的旧址——戈德弗鲁瓦街旅馆。纪念牌是1979年法国政府所立，旅馆也成为受保护的历史建筑。
留学法国期间，经济并不宽裕的周恩来看中这里低廉的价格。他白天勤工俭学，晚上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法通讯，并发起创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前身），开展党团活动。
经过扩建，当年周恩来在旅馆临街一层居住的房间已经成为拥有独立卫生间和洗浴设施的标准双人间。但在当时，这里只是一间面积仅七八平方米的简单小屋。
聂荣臻元帅曾在回忆文章中说，周恩来在法国“真可谓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间住房不足10平方米，既是他的住所，又是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如今经营这家“海王星旅馆”的是华人夫妇李建乐和杨艳春。他们购买这里不仅因为设施完好齐全，环境舒适温馨，更是因为它曾经是周恩来居住过的地方，承载着中国历史的重要篇章。
20世纪20年代初，2000多名中国青年经历40天的远航，行程三万公里，分批来到法国。蔡和森、向警予、邓小平、陈毅，这些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在遥远的法兰西留下了不朽的红色印记。
苏联：一张合影讲述的家庭故事
在莫斯科城区西北部一栋普通民宅。主人是“俄罗斯女孩”，她身材娇小、眉目清秀。她就是开国元勋刘少奇的曾孙女刘丽达，俄文名字是马加丽达·费多托娃。
刘丽达的爷爷刘允斌是刘少奇与中共早期活动家何葆贞的儿子。他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在当地成长并与俄罗斯姑娘玛拉结为夫妇。刘允斌在莫斯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国参加建设，玛拉和一双儿女则留在了莫斯科。
在刘丽达的工作室兼书房里，记者看到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很多俄文和中文书籍。几本介绍刘少奇生平的中文书显得格外醒目。
客厅沙发旁的茶几上，摆放着一叠有些泛黄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刘少奇1949年访问苏联时与一双儿女刘允斌和刘爱琴的合影。照片中的刘少奇和蔼慈祥，脸上充满亲人重逢的喜悦。
刘少奇一生与苏俄结缘，不仅其后代生活在俄罗斯，他本人作为中共早期活动家，在20世纪20年代也曾前往莫斯科求学，探寻革命真理。
当时，中国各地掀起了一股留法热潮。在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受挫后，刘少奇偶然读到一则消息：“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这则消息改变了刘少奇的人生轨迹，青春年华与红色首都的约会，仿佛早已注定！
刘少奇留学期间，苏联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等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东方大学的中国学员不仅要完成学习任务，晚上还要轮流值班，星期天要做工或军事操练，一些学生产生退学的想法。刘少奇凭借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并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工人运动史，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和经济理论。
1921年，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加入共产党，次年根据组织决定，结束在莫斯科的求学生活回国，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
从刘少奇等第一批中国进步青年踏上苏俄国土开始，20世纪初进步青年旅俄留学大潮拉开了序幕。
德国：一块纪念牌镌刻的探索之路
德国中部格丁根城东普朗克街3号，是一幢二层带阁楼的别墅，正面红墙上一块精致的大理石纪念牌格外醒目，上面用德语镌刻着：“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3-1924”。
这里是朱德留学德国时住过的地方。1986年，在朱德诞辰100周年之际，格丁根市在楼房的前墙上镶嵌了纪念匾。
格丁根大学图书馆史料顾问乌尔里希·洪格尔展示了朱德的学生注册卡和1923年学生注册簿，其中一页的下方是朱德亲笔填写的注册信息，包括“1924年夏季学期”，“姓名朱德”，“住所普朗克街3号”，“来自中国四川省”，“国籍中国”，“哲学系社会学专业”等相关内容。
朱德留学时已近40岁，并且在中国从戎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