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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支烈焰汇聚，生命因爱丰满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在与妻子乐黛云合著的《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中，汤一介在序中这样说。从青春到迟暮，在未名湖的见证下，他们风雨同舟。
1948年，17岁的乐黛云怀着革命热忱报考了北京大学英文系，父亲是中学英文教师，她从小便熟读外国文学，受屠格涅夫笔下革命女性影响，渴望做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阴差阳错，她的入学考试作文赢得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沈从文的喜爱，被录取到了中文系。
乐黛云热情直爽，积极追求进步，很快担任了北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委员。在工作中，她与担任组织委员的汤一介熟识。汤一介大她四岁，同样出身书香世家，父亲是北大教授、国学大师汤用彤。情窦初开的年纪，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让两人走近了。
朦胧的情愫在彼此欣赏中萌芽。一次，两人到天坛玩。汤一介给乐黛云讲斗拱，讲建筑史。乐黛云望着平时拘谨内敛、此刻却滔滔不绝的他，满心崇拜。而在北大的舞台上，她的才华同样让他仰慕，组织晚会、指挥活动，那个活力四射的身影让他觉得“那么美，那么有激情，那么感动人”。
一个儒雅内敛，一个热情奔放，性格上的大相径庭非但没有成为障碍，相反，更加吸引对方。爱的藤蔓蓬勃葳蕤起来，在写给她的信中，他热烈地表露心迹：“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我想，就让我们走到一起吧，那是两支烈焰的汇聚！”她的回应同样豪情满怀：“生活应该燃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她送给他的那本《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许多年后，书中那些让人热泪盈眶的片段，他仍能背诵如流，“我读了之后，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这本书，他更加了解和爱她，当她作为北京学生代表途经苏联到捷克，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时，他一时竟有些惴惴不安，“她俄语好，怕她跑了不回来了。”
生死与共，互相信赖
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大学时光，1952年，他们结婚了。没有戒指，没有礼物，在一个好朋友陪伴下，乐黛云从北大沙滩走到汤一介在北海的家。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两个革命青年怀着寻找真理、探索人生的梦想投身工作。他去了北京市委党校，她留校教授现代文学。1956年，汤一介响应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又回到北大哲学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国学底子深厚，一个外文扎实，举案齐眉，简单的日子平实幸福。
为了让年轻知识分子发表文章，作为党支部书记，乐黛云组织了八个人，准备办一本“同仁刊物”。谁料，刊物还没办起来，“反右”就开始了，其中两篇选题被定性为“反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领导干部，攻击军队”。虽然选题与她无关，但她是书记，又是发起人，1958年，正在坐月子的乐黛云被划为“极右派”。
瞬间什么都没有了，党籍没了，工作停了，同事划清界线了。突如其来的灾难没有吓倒汤一介，他给北大中文系相关领导打电话：“乐黛云17岁入党，怎么可能是右派呢？”事情傳到哲学系，因为“划不清界限”，他被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孩子刚满八个月，乐黛云就被下放劳动了。汤一介坚信她不是“右派”，坚持每周给她写信，信封上坚持称呼她“同志”。意料之中，他被揭发，反右倾中，又遭到了批判。但他始终信任她，爱护她，从没想过离开她。
在北京远郊的农村，乐黛云背石头，修水库，垒猪圈，即使是最黑暗低沉的日子，她也会扎一条鲜艳的头巾。是他的信，给了她希望、勇气和渡过难关最重要的力量：“那时要没有他的信，真会崩溃啊。”
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很快“文革”开始。因为和邓拓的一次谈话，汤一介也没躲过“黑帮分子”的厄运。他每天要写检查，交待“罪行”，没完没了地挨批挨斗。有段时间，汤一介整天被关在哲学楼审判。那时，乐黛云已回校参加劳动，顶着“右派分子”的帽子，白天干完活，晚上她就坐在哲学楼的台阶上等他，“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你永远也找不着。”乐黛云风雨无阻地等他，她的等待和陪伴给了他最大的慰藉，支撑他度过了饱受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最险恶的日子。风雨中，他们始终“生死与共，互相信赖”，“没有一次想到过死”。
最好的爱，莫过于此
1969年，汤一介和乐黛云带着儿子到江西鲤鱼洲接受劳动改造。在“五七干校”，因为要把泥做成砖，乐黛云的腿整天泡在水里，由此落下了病根。好在，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运和幸福。
二十多年动荡的日子终于过去，他们迎来了学术上的春天。相继恢复工作后，汤一介和乐黛云抓紧时间学习，写文章，做研究。汤一介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乐黛云则“另起炉灶”，成为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他们重拾年轻时的习惯，黄昏时沿着未名湖走一走，交流学术。她思想活跃，接受新鲜事物快，提出的思考常常被他采纳；而大大咧咧的她，在他的提醒和监督下，把研究做得更为细致和严谨。那湖边的二月蓝、不知名的小花、树丛中的鸟儿，和他们的身影一起，成为北大校园一道浪漫又温馨的风景。学术上相得益彰，生活中琴瑟和谐。喜欢大自然的两个人，去看壮丽的冰川、飘逸的云彩，波罗海边，莱茵河畔，都留下了他们牵手相依的背影。
为了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汤一介呕心沥血，于76岁高龄发起并主持规模超过《四库全书》的《儒藏》工程，而那时，他已被查出肝硬化。尽管为他的身体担忧，乐黛云还是选择支持，她知道，那是他自上世纪90年代就有的梦想。
六十年相扶相携，他住院，她也“住院”，只为陪伴他；她腿不好，在湖边散步时，他便紧紧搀扶着她；她腿疾严重，没法陪他旅游，他大度地说：“只要有你陪着，坐在家里看云彩，也是美好的。”
可先放手的竟是他，2014年9月9日，他留下一句“再也没什么遗憾了”，便离开了世界。遗体告别仪式上，一副挽联令人动容：“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恒。”落款是：你的小黛。
携手半个多世纪，忠贞爱情成就了两位学术大家，斯人虽已去，但未名湖畔那两只同行的鸟儿，成了北大学子记忆深处的美好。花丛中徜徉，砥砺中前行，最好的爱，莫过于此。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在与妻子乐黛云合著的《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中，汤一介在序中这样说。从青春到迟暮，在未名湖的见证下，他们风雨同舟。
1948年，17岁的乐黛云怀着革命热忱报考了北京大学英文系，父亲是中学英文教师，她从小便熟读外国文学，受屠格涅夫笔下革命女性影响，渴望做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阴差阳错，她的入学考试作文赢得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沈从文的喜爱，被录取到了中文系。
乐黛云热情直爽，积极追求进步，很快担任了北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委员。在工作中，她与担任组织委员的汤一介熟识。汤一介大她四岁，同样出身书香世家，父亲是北大教授、国学大师汤用彤。情窦初开的年纪，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让两人走近了。
朦胧的情愫在彼此欣赏中萌芽。一次，两人到天坛玩。汤一介给乐黛云讲斗拱，讲建筑史。乐黛云望着平时拘谨内敛、此刻却滔滔不绝的他，满心崇拜。而在北大的舞台上，她的才华同样让他仰慕，组织晚会、指挥活动，那个活力四射的身影让他觉得“那么美，那么有激情，那么感动人”。
一个儒雅内敛，一个热情奔放，性格上的大相径庭非但没有成为障碍，相反，更加吸引对方。爱的藤蔓蓬勃葳蕤起来，在写给她的信中，他热烈地表露心迹：“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我想，就让我们走到一起吧，那是两支烈焰的汇聚！”她的回应同样豪情满怀：“生活应该燃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她送给他的那本《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许多年后，书中那些让人热泪盈眶的片段，他仍能背诵如流，“我读了之后，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这本书，他更加了解和爱她，当她作为北京学生代表途经苏联到捷克，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时，他一时竟有些惴惴不安，“她俄语好，怕她跑了不回来了。”
生死与共，互相信赖
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大学时光，1952年，他们结婚了。没有戒指，没有礼物，在一个好朋友陪伴下，乐黛云从北大沙滩走到汤一介在北海的家。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两个革命青年怀着寻找真理、探索人生的梦想投身工作。他去了北京市委党校，她留校教授现代文学。1956年，汤一介响应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又回到北大哲学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国学底子深厚，一个外文扎实，举案齐眉，简单的日子平实幸福。
为了让年轻知识分子发表文章，作为党支部书记，乐黛云组织了八个人，准备办一本“同仁刊物”。谁料，刊物还没办起来，“反右”就开始了，其中两篇选题被定性为“反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领导干部，攻击军队”。虽然选题与她无关，但她是书记，又是发起人，1958年，正在坐月子的乐黛云被划为“极右派”。
瞬间什么都没有了，党籍没了，工作停了，同事划清界线了。突如其来的灾难没有吓倒汤一介，他给北大中文系相关领导打电话：“乐黛云17岁入党，怎么可能是右派呢？”事情傳到哲学系，因为“划不清界限”，他被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孩子刚满八个月，乐黛云就被下放劳动了。汤一介坚信她不是“右派”，坚持每周给她写信，信封上坚持称呼她“同志”。意料之中，他被揭发，反右倾中，又遭到了批判。但他始终信任她，爱护她，从没想过离开她。
在北京远郊的农村，乐黛云背石头，修水库，垒猪圈，即使是最黑暗低沉的日子，她也会扎一条鲜艳的头巾。是他的信，给了她希望、勇气和渡过难关最重要的力量：“那时要没有他的信，真会崩溃啊。”
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很快“文革”开始。因为和邓拓的一次谈话，汤一介也没躲过“黑帮分子”的厄运。他每天要写检查，交待“罪行”，没完没了地挨批挨斗。有段时间，汤一介整天被关在哲学楼审判。那时，乐黛云已回校参加劳动，顶着“右派分子”的帽子，白天干完活，晚上她就坐在哲学楼的台阶上等他，“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你永远也找不着。”乐黛云风雨无阻地等他，她的等待和陪伴给了他最大的慰藉，支撑他度过了饱受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最险恶的日子。风雨中，他们始终“生死与共，互相信赖”，“没有一次想到过死”。
最好的爱，莫过于此
1969年，汤一介和乐黛云带着儿子到江西鲤鱼洲接受劳动改造。在“五七干校”，因为要把泥做成砖，乐黛云的腿整天泡在水里，由此落下了病根。好在，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运和幸福。
二十多年动荡的日子终于过去，他们迎来了学术上的春天。相继恢复工作后，汤一介和乐黛云抓紧时间学习，写文章，做研究。汤一介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乐黛云则“另起炉灶”，成为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他们重拾年轻时的习惯，黄昏时沿着未名湖走一走，交流学术。她思想活跃，接受新鲜事物快，提出的思考常常被他采纳；而大大咧咧的她，在他的提醒和监督下，把研究做得更为细致和严谨。那湖边的二月蓝、不知名的小花、树丛中的鸟儿，和他们的身影一起，成为北大校园一道浪漫又温馨的风景。学术上相得益彰，生活中琴瑟和谐。喜欢大自然的两个人，去看壮丽的冰川、飘逸的云彩，波罗海边，莱茵河畔，都留下了他们牵手相依的背影。
为了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汤一介呕心沥血，于76岁高龄发起并主持规模超过《四库全书》的《儒藏》工程，而那时，他已被查出肝硬化。尽管为他的身体担忧，乐黛云还是选择支持，她知道，那是他自上世纪90年代就有的梦想。
六十年相扶相携，他住院，她也“住院”，只为陪伴他；她腿不好，在湖边散步时，他便紧紧搀扶着她；她腿疾严重，没法陪他旅游，他大度地说：“只要有你陪着，坐在家里看云彩，也是美好的。”
可先放手的竟是他，2014年9月9日，他留下一句“再也没什么遗憾了”，便离开了世界。遗体告别仪式上，一副挽联令人动容：“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恒。”落款是：你的小黛。
携手半个多世纪，忠贞爱情成就了两位学术大家，斯人虽已去，但未名湖畔那两只同行的鸟儿，成了北大学子记忆深处的美好。花丛中徜徉，砥砺中前行，最好的爱，莫过于此。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