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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孩子上学
要让人民讲话
——陆定一遗言
为理想而投身革命的我的父亲陆定一，出身于江南名门望族，从小生活条件优越。他不是生活所迫才闹革命，而是为了实现救国的理想，才义无反顾，甘愿去抛头颅，洒热血的。
父亲是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中惟一的一位大学毕业生，长期从事新闻和文化工作。父亲多年负责党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他提出了党的新闻定义和教育方针，并积极推动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政治中心的年代，父亲以超人的勇气和魄力，提出要允许艺术和科学改造，“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提出允许不同学派和新的学派的树立，提出要把文学艺术问题及科学技术研究“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坚持真理刚直不阿
父亲有着知识分子刚直不阿，敢于直言，坚持真理的品质。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曾经要拆除故宫去修马路，父亲冒死进谏，才使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得以保存下来。
父亲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每天都工作到半夜2点，要审看人民日报上的重要文章。我虽然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但与他见面交谈的时间都很少。在三年困难时期，我曾有机会跟父亲去过一次甘肃。有一天他说要去打猎，自己去外面绕了一圈，回来后跟我母亲说：“立刻回北京，饿死人了。”后来中央派人去调查。终于发现甘肃饿死几十万人的真相。
我和父亲同一天生日，6月9日，中间相差36年。1942年我在延安出生时，是那里最困难的时期。母亲没有奶水。没多久我从出生时的4磅半瘦成了3磅。当时党中央政府只有一头奶牛，朱德把自己每天享受的一瓶牛奶给我，并把仅有的一个暖水袋给我保温，使我得以存活。父亲为我取名陆德，就是要我记住朱德，以德报德。
我高中时有个暑假，跟父亲去了北戴河。他辅导我读了三篇文章：一是老子的《道德经》，还有两本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他给我作了详细的讲解。他对子女的要求是：好好学习科学技术，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当官。
最后反思严于律己
父亲在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并在多种场合和会议上，坦率地表露自己的观点。
父亲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的反思，认为应“宜粗不宜细”，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该“宜细不宣粗”。父亲说：“总结是为了不再重犯。从‘反右’到‘文革’。我们党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一言堂’。我们又分析过几次了?从分析陈独秀的‘家长制’开始，还是屡析屡犯，就是不敢触及到它是封建主义专制残余的根子上。”
父亲还谈到：“反右斗争中，我左了。我要给许多同志赔礼道歉。当时我认同了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并且是全心全意照他的意见去做的。毛主席的这种分析，后来又被林彪、‘四人帮’扩大化和升级，变成划分阶级斗争的依据。他们把世界观中带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都当作阶级敌人，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都当做阶级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行法西斯专政。我虽认同主席的分析，但是在具体执行中，我认为要把政治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并认为这是思想性的问题，是属于团结、批评、教育和改造的范畴，而不能用阶级斗争、专政的办法来解决。这可能是我与林彪、‘四人帮’不同的地方。”
历史跟父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感叹说：“本来我的认识已经左了。后来越来越不理解，跟不上，直至文化大革命，我成了‘绊脚石’，被关进了监狱。”
面对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出现的种种变革，我和父亲也有过几次较深的探讨。林彪、“四人帮”批判陆定一的“反动鸣放纲领”，也就是他关于“双百方针”的讲话。在被关押监的13年中，父亲对此进行了反思。他说，他越来越意识到，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应该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二元论”来进行解释，而不能用“一元论”，只认“社会属性”的思维来解释。
而在“二元论”的社会属性方面，还有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是以思想(世界观)划线，还是以政治表现划线，这涉及到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还是“依靠”等重大问题。他说：“在这方面，周恩来以政治表现划线的主张，是正确的，也教育了我。而林彪、‘四人帮’以思想划线，并施以专政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例证。”
我曾问父亲：“如今又出现了剥削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又该如何界定呢?”父亲回答说：“这个问题，由你们去解决。”
父亲说过：“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
1996年5月初，父亲病危中，断断续续地说：“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然后，他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5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两句，是他最后的遗言。○
(从渊摘自《新民晚报》)
责任编辑 梅 宏
要让人民讲话
——陆定一遗言
为理想而投身革命的我的父亲陆定一，出身于江南名门望族，从小生活条件优越。他不是生活所迫才闹革命，而是为了实现救国的理想，才义无反顾，甘愿去抛头颅，洒热血的。
父亲是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中惟一的一位大学毕业生，长期从事新闻和文化工作。父亲多年负责党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他提出了党的新闻定义和教育方针，并积极推动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政治中心的年代，父亲以超人的勇气和魄力，提出要允许艺术和科学改造，“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提出允许不同学派和新的学派的树立，提出要把文学艺术问题及科学技术研究“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坚持真理刚直不阿
父亲有着知识分子刚直不阿，敢于直言，坚持真理的品质。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曾经要拆除故宫去修马路，父亲冒死进谏，才使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得以保存下来。
父亲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每天都工作到半夜2点，要审看人民日报上的重要文章。我虽然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但与他见面交谈的时间都很少。在三年困难时期，我曾有机会跟父亲去过一次甘肃。有一天他说要去打猎，自己去外面绕了一圈，回来后跟我母亲说：“立刻回北京，饿死人了。”后来中央派人去调查。终于发现甘肃饿死几十万人的真相。
我和父亲同一天生日，6月9日，中间相差36年。1942年我在延安出生时，是那里最困难的时期。母亲没有奶水。没多久我从出生时的4磅半瘦成了3磅。当时党中央政府只有一头奶牛，朱德把自己每天享受的一瓶牛奶给我，并把仅有的一个暖水袋给我保温，使我得以存活。父亲为我取名陆德，就是要我记住朱德，以德报德。
我高中时有个暑假，跟父亲去了北戴河。他辅导我读了三篇文章：一是老子的《道德经》，还有两本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他给我作了详细的讲解。他对子女的要求是：好好学习科学技术，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当官。
最后反思严于律己
父亲在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并在多种场合和会议上，坦率地表露自己的观点。
父亲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的反思，认为应“宜粗不宜细”，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该“宜细不宣粗”。父亲说：“总结是为了不再重犯。从‘反右’到‘文革’。我们党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一言堂’。我们又分析过几次了?从分析陈独秀的‘家长制’开始，还是屡析屡犯，就是不敢触及到它是封建主义专制残余的根子上。”
父亲还谈到：“反右斗争中，我左了。我要给许多同志赔礼道歉。当时我认同了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并且是全心全意照他的意见去做的。毛主席的这种分析，后来又被林彪、‘四人帮’扩大化和升级，变成划分阶级斗争的依据。他们把世界观中带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都当作阶级敌人，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都当做阶级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行法西斯专政。我虽认同主席的分析，但是在具体执行中，我认为要把政治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并认为这是思想性的问题，是属于团结、批评、教育和改造的范畴，而不能用阶级斗争、专政的办法来解决。这可能是我与林彪、‘四人帮’不同的地方。”
历史跟父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感叹说：“本来我的认识已经左了。后来越来越不理解，跟不上，直至文化大革命，我成了‘绊脚石’，被关进了监狱。”
面对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出现的种种变革，我和父亲也有过几次较深的探讨。林彪、“四人帮”批判陆定一的“反动鸣放纲领”，也就是他关于“双百方针”的讲话。在被关押监的13年中，父亲对此进行了反思。他说，他越来越意识到，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应该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二元论”来进行解释，而不能用“一元论”，只认“社会属性”的思维来解释。
而在“二元论”的社会属性方面，还有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是以思想(世界观)划线，还是以政治表现划线，这涉及到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还是“依靠”等重大问题。他说：“在这方面，周恩来以政治表现划线的主张，是正确的，也教育了我。而林彪、‘四人帮’以思想划线，并施以专政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例证。”
我曾问父亲：“如今又出现了剥削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又该如何界定呢?”父亲回答说：“这个问题，由你们去解决。”
父亲说过：“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
1996年5月初，父亲病危中，断断续续地说：“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然后，他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5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两句，是他最后的遗言。○
(从渊摘自《新民晚报》)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