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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孙子兵法》中的第一句话，意思是，军事是关系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兴衰荣辱的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国防建设。１９９９年５月７日发生的一件大事，让所有中国人掂出了这句话的分量。是日夜，美国全然不顾国际法准则，悍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社记者许杏虎及夫人朱颖不幸罹难，并有人员受伤，大使馆馆舍受到严重毁坏。中国学者迅速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展开了对时代主题的大讨论。许多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美国处于一超独强的地位，其单边主义恶性膨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再提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还有些学者以委婉、含蓄的方式，对邓小平为我们制订的国防发展战略提出了质疑。那么，在历史转折时期，邓小平为我们制订了什么样的国防发展战略？这一战略还符合当今形势吗？就让我们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去寻找答案吧。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 与发展”
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这是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各项事业徘徊不前，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然而，邓小平却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豪迈地说：“我和同志们一样，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兴旺起来，使我们党的事业兴旺起来，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我们能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立即提出，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这是我们的大局。经济建设需要国防建设提供安全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不重视国防建设。邓小平一再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包括国防现代化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任何国家制订国防发展战略，都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正确判断时代主题，这是制订国防发展战略的前提。２０世纪早期，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概念，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人类社会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过渡时代”。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把列宁的时代理论发展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自然，战争与革命就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鉴于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冷战”格局，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重要思想，即我们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政策为我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医治战争创伤，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６０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化。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和超级大国，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之势，是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这时，国际形势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相继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毛泽东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认为，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时代主题仍然是战争与革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宏伟气魄和深邃的洞察力，冷静观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对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判断。１９８４年５月，他在接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同年１０月，他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再次明确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他虽然没有使用时代主题这一概念，但实际上表达了这样的思想。１９８５年３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就是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大问题，而发展问题又是这两大问题中的核心问题。１９８７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１９９２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命题。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都重申了这一论断。
邓小平对时代主题所作出的新判断依据是什么？
首先，他抓住战争这个最敏感的问题，纵观天下大势，深邃地发现了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他打破我们长期形成的“战争与革命”这一惯性思维，重新审视时代特征，经过冷静观察，反复研究，认为我们对战争危险的担心过分了。１９７７年１２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战争可能延缓爆发”，因为“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他以后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这一观点。１９８４年９月和１０月，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时任总理科尔相继访问中国，邓小平接见了他们，并提到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５年，他们曾经相继访华，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他们。当时在谈到战争这一问题时，毛泽东坚持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施密特和科尔认为，大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当时，邓小平一言不发，他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次，邓小平旧话重提，说，我们现在对战争危险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１９８５年６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这几年，我们仔细观察了世界形势，认为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而这两家都不敢打。一是，这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二是，这两家都在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美苏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美苏两国之外的发达国家的人民，不支持战争。美苏两国的人民，也不希望打仗。就是说，真正支持战争的人不多，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
其次，邓小平分析了新科技革命对时代主题的深远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科技革命浪潮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况下，判断一个国家实力强弱，主要不是看它的军事实力，而是看它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国际竞争主要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不能置身于世界新科技革命潮流之外。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美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敏锐地感受到了科学技术对世界形势所造成的巨大影响。１９７８年，他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在开幕式上语重心长地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１９８５年，他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再次，邓小平紧紧抓住世界基本矛盾来判断时代主题。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调整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帝国主义时代的三大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有所缓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军事对抗转化为经济竞争与合作，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东西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东西问题就是和平问题；南北矛盾是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同发达国家（北方国家）经济上的矛盾，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东西问题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使得发展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因此，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
既然时代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制定国防发展战略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 核战争”到国防现代化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阐述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十分重要，我们就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不可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可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邓小平的这番话，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伙同其他敌视中国的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和包围，在我国周围搞了一个新月形包围圈，还提出打“两个半战争”的观点，意思是在苏联和中国各打“一个战争”，在世界其他地区打“半个战争”，把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打击对象。此后，苏联也对我国形成包围之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进入７０年代，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一条线”的战略方针，即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对付苏联、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东起日本、经过欧洲、再到西面的美国的这样的“一条线”统一战线，重点打击苏联的霸权主义。根据这一国防战略，我们将有限的财力用于“三北”地区的战备工事构筑和以“山、散、洞”为基本要求的大、小三线建设上，全军全民进行临战准备，保持了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并大办民兵师。在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上，大上“短、平、快”项目，生产和储备了一大批落后的常规武器和技术装备。由于对国防建设投入过多，波及面过广，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经过深思熟虑，１９８５年６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果断提出了两个转变的思想。一个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上的转变，认为战争并非迫在眉睫；另一个是与此相关的对外政策的转变，改变毛泽东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两个转变，为制订新的国防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军委正式作出了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把国防建设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移到和平时期正常建设的轨道上来，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基础建设，从而全面增强国防实力，提高军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根据邓小平的阐述，新的国防发展战略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国防建设要“忍耐”，要“让路”。邓小平认为，中国国防建设的主要矛盾是国防现代化水平比较低与现代战争要求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依赖于经济建设。“经济不发达，国力太弱，国防现代化就不可能，所以我们把经济和服务于经济的科技和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四个现代化包括国防现代化，但现代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
第二，国防建设要服务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要“忍耐”和“让路”，并不是说国防建设可有可无，而是说国防建设要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首先，国防建设要为经济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要求全军官兵“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其次，国防建设要为经济建设创造稳定的内部环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必须肩负起维护稳定的职责。再次，军队要参加和支援经济建设。１９８４年，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呑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把这个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
第三，国防建设要在经济建设这个大局下积极行动。邓小平多次强调，国防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在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下积极行动，建设强大的国防，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真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路子来。
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新的国防发展战略，实质就是充分利用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有利时机，正确解决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摆正国防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的位置，把国防建设纳入到整个国家建设的发展轨道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在不影响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
根据新的国防发展战略，２０年来，经中央军委批准，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先后开放１０１个机场、２９个港口码头、３００余条铁路专用线、９０条通信线路、１０００多个军用仓库、３００多万平方米军事用地及部分营房设施、１１０个油料设施，开放和腾让２９个边境口岸，开辟民用航线４６０余条，用于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军队还投入近５亿个劳动日，出动机械车辆２５００万台次，参加和支援省以上重点工程１万多个。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５年，全军用科技成果支援国家经济建设项目１０００多个，解决国家急需的科研攻关项目１００多个，３．５万多个科研成果转为民用，使３２０家面临困境的企业扭亏为盈。全军各部队积极为老少边穷地区脱贫致富作贡献，累计建立扶贫点２．３万个，帮助近百万群众脱贫，为贫困地区捐资４１００万元，捐赠各类物资价值达１１００万元，帮助１１．５万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军队为保障和促进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数量规模型到百万大裁军
百万大裁军是邓小平为落实新的国防发展战略而实施的一项重大举措。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军委领导，三总部领导，陆、海、空、二炮及１１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等高级将领。在会上，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提出要进行百万大裁军。他说，国庆３５周年阅兵，由他这个８０岁的老人检阅部队，这本身就是一个缺陷。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必须裁减军队员额。
军队要“消肿”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时，就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消肿”。中国人民解放军员额最多时曾高达６００万，超过了美苏两国军队数量的总和。在现代战争中，军队数量庞大，并不利于作战。现代军队已经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邓小平指出：“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他认为：“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虚胖子能打仗？大力士、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不是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我们的肿，又主要在高层。我记得有一次讲过，真正打起仗来，就是跑反也跑不赢。”“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真打起仗来，也不在乎我们是３００万、或４００万、５００万。因为那个时候５００万也不够。”１９７７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不久，就再次提出，军队要精简整编，改革体制。这年年底，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军委全体会议确定了精简整编的方案。经过精简，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８年，军队的总员额下降了２０％。１９８０年，全军继续精简整编，减少部队数量，提高战斗力。１９８２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军委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铁道兵部合并到铁道部，国家基建工程兵撤销。这样，全军员额下降为４２３万人，数量仍然偏多。邓小平对此仍不满意，决定继续裁减军队。
１９８５年６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１００万。他坚定地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过去我们讲过，这么臃肿的机构如果不‘消肿’，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他还说：“如果我们这次不把军队减下来，那么以后这方面的问题更多，因为干部就更多了嘛，特别是机关臃肿，各级指挥机构臃肿，那里面是干部最多的地方。如果这次不减，以后每年都是大问题，成为一个长期的难于解决的问题。我们这次‘消肿’，也就减轻了以后的困难。”他要求军队“从全局、从大局着眼看问题”。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要求在两年内减少军队员额１００万，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把军队工作由原来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入相对和平建设的轨道。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０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广播：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１００万。１９８５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经过精简整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机关人员分别减少了６０％、３０．４％、５２％，处以上机构减少近１／６。原有的１１个军区合并为７个，军级以上单位减少３１个，师团级单位撤销４０５４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各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７６种干部职务改由战士担任，官兵比例降为１︰３．３。我军在精兵、装备、合成和效能上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军队裁减１００万的战略行动，为１９８６年“国际和平年”谱写了最美的诗篇。１９８７年，百万大裁军行动胜利结束。
百万大裁军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美洲华侨日报》和《波恩评论报》说：全世界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巴基斯坦《黎明报》发表评论说：中国裁军一百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行动。这与其他国家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发表限制军备竞赛的高谈阔论，一方面继续加紧生产武器，甚至拼命地部署武器装备和武装人员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联社、路透社、埃菲社等通讯社认为，中国裁军一百万，表明邓小平把实现国防现代化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国防开始了战略转移。法新社、南通社说，中国裁军不会影响她的防御能力，这一战略决策反映了中国的强大，也反映出她确信自己有能力在遭受袭击时保卫自己。
１９８６年初，美国《时代》周刊继１９７８年之后，第二次把邓小平评选为年度新闻人物。给予了高度评价。
虽然《时代》周刊没有直接提及中国裁军一百万这件事，但１９８５年百万大裁军在美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中国和邓小平再次成为美国各界人士瞩目的焦点。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与邓小平的名字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１９９１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宣告解体。时至今日，人们仍在反思其解体之谜。有一种说法是，苏联是头顶着原子弹的乞丐，是被美国用军备竞赛拖垮的。美国一些反华势力据此向美国政府出谋划策：花上几百个亿美元，让中国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将中国拖垮，让中国重蹈苏联覆辙。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非常庆幸的是，邓小平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为我们制定了既顺应时代潮流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防发展战略，使我们找到了一条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正确道路。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 与发展”
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这是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各项事业徘徊不前，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然而，邓小平却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豪迈地说：“我和同志们一样，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兴旺起来，使我们党的事业兴旺起来，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我们能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立即提出，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这是我们的大局。经济建设需要国防建设提供安全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不重视国防建设。邓小平一再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包括国防现代化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任何国家制订国防发展战略，都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正确判断时代主题，这是制订国防发展战略的前提。２０世纪早期，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概念，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人类社会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过渡时代”。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把列宁的时代理论发展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自然，战争与革命就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鉴于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冷战”格局，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重要思想，即我们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政策为我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医治战争创伤，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６０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化。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和超级大国，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之势，是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这时，国际形势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相继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毛泽东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认为，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时代主题仍然是战争与革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宏伟气魄和深邃的洞察力，冷静观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对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判断。１９８４年５月，他在接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同年１０月，他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再次明确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他虽然没有使用时代主题这一概念，但实际上表达了这样的思想。１９８５年３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就是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大问题，而发展问题又是这两大问题中的核心问题。１９８７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１９９２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命题。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都重申了这一论断。
邓小平对时代主题所作出的新判断依据是什么？
首先，他抓住战争这个最敏感的问题，纵观天下大势，深邃地发现了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他打破我们长期形成的“战争与革命”这一惯性思维，重新审视时代特征，经过冷静观察，反复研究，认为我们对战争危险的担心过分了。１９７７年１２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战争可能延缓爆发”，因为“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他以后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这一观点。１９８４年９月和１０月，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时任总理科尔相继访问中国，邓小平接见了他们，并提到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５年，他们曾经相继访华，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他们。当时在谈到战争这一问题时，毛泽东坚持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施密特和科尔认为，大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当时，邓小平一言不发，他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次，邓小平旧话重提，说，我们现在对战争危险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１９８５年６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这几年，我们仔细观察了世界形势，认为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而这两家都不敢打。一是，这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二是，这两家都在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美苏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美苏两国之外的发达国家的人民，不支持战争。美苏两国的人民，也不希望打仗。就是说，真正支持战争的人不多，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
其次，邓小平分析了新科技革命对时代主题的深远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科技革命浪潮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况下，判断一个国家实力强弱，主要不是看它的军事实力，而是看它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国际竞争主要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不能置身于世界新科技革命潮流之外。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美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敏锐地感受到了科学技术对世界形势所造成的巨大影响。１９７８年，他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在开幕式上语重心长地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１９８５年，他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再次，邓小平紧紧抓住世界基本矛盾来判断时代主题。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调整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帝国主义时代的三大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有所缓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军事对抗转化为经济竞争与合作，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东西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东西问题就是和平问题；南北矛盾是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同发达国家（北方国家）经济上的矛盾，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东西问题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使得发展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因此，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
既然时代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制定国防发展战略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 核战争”到国防现代化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阐述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十分重要，我们就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不可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可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邓小平的这番话，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伙同其他敌视中国的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和包围，在我国周围搞了一个新月形包围圈，还提出打“两个半战争”的观点，意思是在苏联和中国各打“一个战争”，在世界其他地区打“半个战争”，把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打击对象。此后，苏联也对我国形成包围之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进入７０年代，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一条线”的战略方针，即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对付苏联、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东起日本、经过欧洲、再到西面的美国的这样的“一条线”统一战线，重点打击苏联的霸权主义。根据这一国防战略，我们将有限的财力用于“三北”地区的战备工事构筑和以“山、散、洞”为基本要求的大、小三线建设上，全军全民进行临战准备，保持了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并大办民兵师。在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上，大上“短、平、快”项目，生产和储备了一大批落后的常规武器和技术装备。由于对国防建设投入过多，波及面过广，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经过深思熟虑，１９８５年６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果断提出了两个转变的思想。一个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上的转变，认为战争并非迫在眉睫；另一个是与此相关的对外政策的转变，改变毛泽东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两个转变，为制订新的国防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军委正式作出了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把国防建设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移到和平时期正常建设的轨道上来，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基础建设，从而全面增强国防实力，提高军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根据邓小平的阐述，新的国防发展战略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国防建设要“忍耐”，要“让路”。邓小平认为，中国国防建设的主要矛盾是国防现代化水平比较低与现代战争要求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依赖于经济建设。“经济不发达，国力太弱，国防现代化就不可能，所以我们把经济和服务于经济的科技和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四个现代化包括国防现代化，但现代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
第二，国防建设要服务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要“忍耐”和“让路”，并不是说国防建设可有可无，而是说国防建设要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首先，国防建设要为经济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要求全军官兵“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其次，国防建设要为经济建设创造稳定的内部环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必须肩负起维护稳定的职责。再次，军队要参加和支援经济建设。１９８４年，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呑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把这个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
第三，国防建设要在经济建设这个大局下积极行动。邓小平多次强调，国防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在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下积极行动，建设强大的国防，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真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路子来。
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新的国防发展战略，实质就是充分利用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有利时机，正确解决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摆正国防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的位置，把国防建设纳入到整个国家建设的发展轨道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在不影响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
根据新的国防发展战略，２０年来，经中央军委批准，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先后开放１０１个机场、２９个港口码头、３００余条铁路专用线、９０条通信线路、１０００多个军用仓库、３００多万平方米军事用地及部分营房设施、１１０个油料设施，开放和腾让２９个边境口岸，开辟民用航线４６０余条，用于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军队还投入近５亿个劳动日，出动机械车辆２５００万台次，参加和支援省以上重点工程１万多个。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５年，全军用科技成果支援国家经济建设项目１０００多个，解决国家急需的科研攻关项目１００多个，３．５万多个科研成果转为民用，使３２０家面临困境的企业扭亏为盈。全军各部队积极为老少边穷地区脱贫致富作贡献，累计建立扶贫点２．３万个，帮助近百万群众脱贫，为贫困地区捐资４１００万元，捐赠各类物资价值达１１００万元，帮助１１．５万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军队为保障和促进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数量规模型到百万大裁军
百万大裁军是邓小平为落实新的国防发展战略而实施的一项重大举措。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军委领导，三总部领导，陆、海、空、二炮及１１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等高级将领。在会上，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提出要进行百万大裁军。他说，国庆３５周年阅兵，由他这个８０岁的老人检阅部队，这本身就是一个缺陷。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必须裁减军队员额。
军队要“消肿”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时，就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消肿”。中国人民解放军员额最多时曾高达６００万，超过了美苏两国军队数量的总和。在现代战争中，军队数量庞大，并不利于作战。现代军队已经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邓小平指出：“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他认为：“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虚胖子能打仗？大力士、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不是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我们的肿，又主要在高层。我记得有一次讲过，真正打起仗来，就是跑反也跑不赢。”“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真打起仗来，也不在乎我们是３００万、或４００万、５００万。因为那个时候５００万也不够。”１９７７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不久，就再次提出，军队要精简整编，改革体制。这年年底，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军委全体会议确定了精简整编的方案。经过精简，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８年，军队的总员额下降了２０％。１９８０年，全军继续精简整编，减少部队数量，提高战斗力。１９８２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军委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铁道兵部合并到铁道部，国家基建工程兵撤销。这样，全军员额下降为４２３万人，数量仍然偏多。邓小平对此仍不满意，决定继续裁减军队。
１９８５年６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１００万。他坚定地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过去我们讲过，这么臃肿的机构如果不‘消肿’，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他还说：“如果我们这次不把军队减下来，那么以后这方面的问题更多，因为干部就更多了嘛，特别是机关臃肿，各级指挥机构臃肿，那里面是干部最多的地方。如果这次不减，以后每年都是大问题，成为一个长期的难于解决的问题。我们这次‘消肿’，也就减轻了以后的困难。”他要求军队“从全局、从大局着眼看问题”。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要求在两年内减少军队员额１００万，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把军队工作由原来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入相对和平建设的轨道。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０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广播：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１００万。１９８５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经过精简整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机关人员分别减少了６０％、３０．４％、５２％，处以上机构减少近１／６。原有的１１个军区合并为７个，军级以上单位减少３１个，师团级单位撤销４０５４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各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７６种干部职务改由战士担任，官兵比例降为１︰３．３。我军在精兵、装备、合成和效能上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军队裁减１００万的战略行动，为１９８６年“国际和平年”谱写了最美的诗篇。１９８７年，百万大裁军行动胜利结束。
百万大裁军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美洲华侨日报》和《波恩评论报》说：全世界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巴基斯坦《黎明报》发表评论说：中国裁军一百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行动。这与其他国家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发表限制军备竞赛的高谈阔论，一方面继续加紧生产武器，甚至拼命地部署武器装备和武装人员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联社、路透社、埃菲社等通讯社认为，中国裁军一百万，表明邓小平把实现国防现代化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国防开始了战略转移。法新社、南通社说，中国裁军不会影响她的防御能力，这一战略决策反映了中国的强大，也反映出她确信自己有能力在遭受袭击时保卫自己。
１９８６年初，美国《时代》周刊继１９７８年之后，第二次把邓小平评选为年度新闻人物。给予了高度评价。
虽然《时代》周刊没有直接提及中国裁军一百万这件事，但１９８５年百万大裁军在美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中国和邓小平再次成为美国各界人士瞩目的焦点。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与邓小平的名字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１９９１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宣告解体。时至今日，人们仍在反思其解体之谜。有一种说法是，苏联是头顶着原子弹的乞丐，是被美国用军备竞赛拖垮的。美国一些反华势力据此向美国政府出谋划策：花上几百个亿美元，让中国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将中国拖垮，让中国重蹈苏联覆辙。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非常庆幸的是，邓小平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为我们制定了既顺应时代潮流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防发展战略，使我们找到了一条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