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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不代表创富力，还需要资本与知本联姻。”
前不久，中国校友会网发布了《2011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后简称《报告》）。引人侧目的是，“校友捐赠”首次被当做大学综合实力的标准之一，纳入评价体系，《报告》中包含的“2011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更是引来众多争议。
记者在《报告》中的“造富大学排行榜”看到，高居榜首的北京大学造就了79个亿万富豪，连续三年蝉联“造富冠军”，其中最富有的校友是百度的李彦宏，财富达360亿；清华大学有70人，名列第二，其中最富有的是嘉鑫控股的吕慧，财富达115亿；浙江大学有66人，名列第三，其中最富有的是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财富达230亿；复旦大学有46人，名列第四，其中最富有的是泛海建设的卢志强，财富达230亿；中国人民大学有30人，位居第五，其中最富有的是鹏润投资的黄光裕，财富达240亿。
从排行榜中可以看到，拥有大学教育背景的企业家，在IT、制造、医药等高科技行业的“创富优势”高于其他行业。
《报告》公开后，有不少网友质疑：“怎能用财富来衡量一个大学的好坏？”“大学造富排行榜扭曲了大学的本义！”
对此，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南大学教授蔡言厚告诉《北京科技报》，“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是连续第六年发布，目的在于反映我国大学杰出商界人才的培养状况，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创富指南，激发大学生的自主创业激情。
“我们都说现代大学具有三项国际公认的职能，即发源于巴黎大学的人才培养、柏林大学的科学研究和威斯康辛大学的社会服务三大职能。”蔡言厚表示，“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是衡量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无论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课题组根据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对人才的科学分类，把大学的人才培养核心职能进行了细分，细化为大学培养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等多样化人才的职能，这种划分也符合评价大学的顶尖人才与科学研究的理念。“因此，我们还提出将大学的造富能力作为中国大学又一项新的职能。”
“将大学培养‘富豪’的职能凸显出来不是没有依据的。”同为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首席专家的厦门大学冯用军博士谈到，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培养出了杰出科学家、政治家等各领域顶尖人才，还是杰出企业家或说“富豪校友”的摇篮，世界造富能力最强的哈佛大学其校训就是“走进来学习知识，走出去服务社会”。这样的理念，有助于大学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淡化行政化取向，更好地“以师生为本”、“以校友为本”，并有助于形成和倡导健康的大学捐赠文化，加强大学与校友的联系。
针对网友的质疑，蔡言厚表示，根据目前大学教育的现状，他们在《报告》中专门提出：“高学历不代表创富力，还需要资本与知本联姻。”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不完全的“智力教育”，实质上就是“记忆力教育”。这种教育强调的是知识的系统性、学科知识的完备性；与古代培养科举人才类似。其特征是死记硬背、以单一的学习分数的高低来评价学生的优劣、学用脱节、脑手脱节，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高分低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差、缺乏探究精神、难以适应社会生存的“读书人”，不可能具备“创富力”。拥有“创富力”的人才就是通常所说的“创新人才”。这类人才的特征应该是：活学活用、鼓励发散思维及冒险精神、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较强、有着张扬的个性和良好的道德品质等等。
冯用军认为，造富大学排行榜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校友捐赠”。之所以将“校友捐赠”纳入中国大学评价，目的就是倡导大学树立校友捐赠文化、引导大学更好地以人为本、以教学为根，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从欧美国家的著名大学来看，“校友捐赠”不仅是常态，而且是对大学教育成果的重要检验，已成为评价世界一流大学和检验校长执行力的重要标准。
“从哈佛、耶鲁、剑桥、牛津等著名大学来看，除了教学、科研、师资、社会服务一流之外，校友创富能力、校友捐赠也是一流。”冯用军告诉《北京科技报》，统计显示，在欧美一流大学，一般教育经费的25％～30％来自社会捐赠，其中校友捐赠占大头。特别是在美国，超过10亿美元的捐款基金共有76个，其中耶鲁大学捐款基金为225亿美元；哈佛大学每年获得的两亿多美元的捐助中有近一亿是校友个人捐助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旨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的“985工程”中，其第三期评价指标体系中新增了一条——学校获得的捐款在学校经费中所占的比例。“我国公立高校长期以来由国家统一包办，经费大多依靠上级行政拨款，母校与校友之间的联络还处于一种零散、随机、自发性的情感状态。因此，适时在中国大学中倡导校友捐赠文化是很有必要的。”冯用军说。
“‘校友捐赠’这种引导性的标准占据少量权重是可以的，可以让社会意识到其重要性。我们还要透过造富大学排行榜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我国大学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应该尽快由国家办学向社会办学过渡。”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国外的著名大学都非常注重社会办学，并非完全依赖国家拨款。目前我国对大学教育资金的大量投入有两方面影响，其一是教育资金有限，对大学投入过多，中学、小学的义务教育经费自然会缩减，但现在义务教育的范围和程度还有很大欠缺；另一方面，“生存无忧”使大学的教育模式、专业设置开始变得陈旧，培养出来的学生很难满足市场需要，也会让学生与母校关系淡漠，缺乏感恩之心。
胡星斗表示，我国的不少重点大学，由于有固定的经费拨款，还可以通过高考选择高分的学生，这都使得他们不太重视自身的美誉度，甚至还办理许多挂靠机构、“总裁班”、在职硕士培训班等等来挣钱，由于“交钱即上”，大大损害了自身名声。而在发达国家，许多大学办的MBA班，多数是亏钱的，但基于宽进严出的机制，培养出来的大多是精英人才，这些人挣了钱，会回馈母校资金和其他资源，帮助学校提升美誉度和办学力量，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
“因此，我们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逐步减少对大学的教育资金拨款，迫使其转变态度，重视自身的美誉度和办学机制，去积极争取更多的社会捐赠。大学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也不需要回避‘造富’等字眼，学术上的成功与经济上的成功应该相辅相成，并非矛盾”。胡星斗说。
前不久，中国校友会网发布了《2011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后简称《报告》）。引人侧目的是，“校友捐赠”首次被当做大学综合实力的标准之一，纳入评价体系，《报告》中包含的“2011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更是引来众多争议。
记者在《报告》中的“造富大学排行榜”看到，高居榜首的北京大学造就了79个亿万富豪，连续三年蝉联“造富冠军”，其中最富有的校友是百度的李彦宏，财富达360亿；清华大学有70人，名列第二，其中最富有的是嘉鑫控股的吕慧，财富达115亿；浙江大学有66人，名列第三，其中最富有的是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财富达230亿；复旦大学有46人，名列第四，其中最富有的是泛海建设的卢志强，财富达230亿；中国人民大学有30人，位居第五，其中最富有的是鹏润投资的黄光裕，财富达240亿。
从排行榜中可以看到，拥有大学教育背景的企业家，在IT、制造、医药等高科技行业的“创富优势”高于其他行业。
《报告》公开后，有不少网友质疑：“怎能用财富来衡量一个大学的好坏？”“大学造富排行榜扭曲了大学的本义！”
对此，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南大学教授蔡言厚告诉《北京科技报》，“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是连续第六年发布，目的在于反映我国大学杰出商界人才的培养状况，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创富指南，激发大学生的自主创业激情。
“我们都说现代大学具有三项国际公认的职能，即发源于巴黎大学的人才培养、柏林大学的科学研究和威斯康辛大学的社会服务三大职能。”蔡言厚表示，“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是衡量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无论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课题组根据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对人才的科学分类，把大学的人才培养核心职能进行了细分，细化为大学培养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等多样化人才的职能，这种划分也符合评价大学的顶尖人才与科学研究的理念。“因此，我们还提出将大学的造富能力作为中国大学又一项新的职能。”
“将大学培养‘富豪’的职能凸显出来不是没有依据的。”同为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首席专家的厦门大学冯用军博士谈到，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培养出了杰出科学家、政治家等各领域顶尖人才，还是杰出企业家或说“富豪校友”的摇篮，世界造富能力最强的哈佛大学其校训就是“走进来学习知识，走出去服务社会”。这样的理念，有助于大学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淡化行政化取向，更好地“以师生为本”、“以校友为本”，并有助于形成和倡导健康的大学捐赠文化，加强大学与校友的联系。
针对网友的质疑，蔡言厚表示，根据目前大学教育的现状，他们在《报告》中专门提出：“高学历不代表创富力，还需要资本与知本联姻。”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不完全的“智力教育”，实质上就是“记忆力教育”。这种教育强调的是知识的系统性、学科知识的完备性；与古代培养科举人才类似。其特征是死记硬背、以单一的学习分数的高低来评价学生的优劣、学用脱节、脑手脱节，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高分低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差、缺乏探究精神、难以适应社会生存的“读书人”，不可能具备“创富力”。拥有“创富力”的人才就是通常所说的“创新人才”。这类人才的特征应该是：活学活用、鼓励发散思维及冒险精神、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较强、有着张扬的个性和良好的道德品质等等。
冯用军认为，造富大学排行榜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校友捐赠”。之所以将“校友捐赠”纳入中国大学评价，目的就是倡导大学树立校友捐赠文化、引导大学更好地以人为本、以教学为根，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从欧美国家的著名大学来看，“校友捐赠”不仅是常态，而且是对大学教育成果的重要检验，已成为评价世界一流大学和检验校长执行力的重要标准。
“从哈佛、耶鲁、剑桥、牛津等著名大学来看，除了教学、科研、师资、社会服务一流之外，校友创富能力、校友捐赠也是一流。”冯用军告诉《北京科技报》，统计显示，在欧美一流大学，一般教育经费的25％～30％来自社会捐赠，其中校友捐赠占大头。特别是在美国，超过10亿美元的捐款基金共有76个，其中耶鲁大学捐款基金为225亿美元；哈佛大学每年获得的两亿多美元的捐助中有近一亿是校友个人捐助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旨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的“985工程”中，其第三期评价指标体系中新增了一条——学校获得的捐款在学校经费中所占的比例。“我国公立高校长期以来由国家统一包办，经费大多依靠上级行政拨款，母校与校友之间的联络还处于一种零散、随机、自发性的情感状态。因此，适时在中国大学中倡导校友捐赠文化是很有必要的。”冯用军说。
“‘校友捐赠’这种引导性的标准占据少量权重是可以的，可以让社会意识到其重要性。我们还要透过造富大学排行榜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我国大学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应该尽快由国家办学向社会办学过渡。”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国外的著名大学都非常注重社会办学，并非完全依赖国家拨款。目前我国对大学教育资金的大量投入有两方面影响，其一是教育资金有限，对大学投入过多，中学、小学的义务教育经费自然会缩减，但现在义务教育的范围和程度还有很大欠缺；另一方面，“生存无忧”使大学的教育模式、专业设置开始变得陈旧，培养出来的学生很难满足市场需要，也会让学生与母校关系淡漠，缺乏感恩之心。
胡星斗表示，我国的不少重点大学，由于有固定的经费拨款，还可以通过高考选择高分的学生，这都使得他们不太重视自身的美誉度，甚至还办理许多挂靠机构、“总裁班”、在职硕士培训班等等来挣钱，由于“交钱即上”，大大损害了自身名声。而在发达国家，许多大学办的MBA班，多数是亏钱的，但基于宽进严出的机制，培养出来的大多是精英人才，这些人挣了钱，会回馈母校资金和其他资源，帮助学校提升美誉度和办学力量，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
“因此，我们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逐步减少对大学的教育资金拨款，迫使其转变态度，重视自身的美誉度和办学机制，去积极争取更多的社会捐赠。大学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也不需要回避‘造富’等字眼，学术上的成功与经济上的成功应该相辅相成，并非矛盾”。胡星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