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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辞世33年了。随着自己步入老年行列，对他的思念之情更甚，总想写些文字纪念他。他去世时，组织部门照例确认了一份悼词，在我看来，虚多实少，意义不大。记忆中倒有几件事情，能反映出他的性情。
父親是陕西延川县人，地道的山沟人。1934年参加陕北红军，1955年授衔上校，1961年晋升大校。当年参加红军的陕北农民数万人，能干到父亲这个级别的是少数。
他年少时读了几年书，还在陕北最有名的榆林师范读过几个月。凭此学历，足以回乡教书谋生。当时的教书先生算是有些社会地位，衣食无忧，他为什么投奔红军？我从来没问过，他也从没谈过。抛开安稳的生活去干缺吃少穿的红军，他迈出这一步，可能就是不满现状。
1940年前后，父亲是军委总供给部粮秣处下属的科长，军委组织部长找他谈话，让他去中央机关幼儿园当院长。幼儿园是延安当时的“贵族”班，里面都是大首长的孩子，干好了自然会得到上级的赏识，但要求是：自己的孩子不能进幼儿园。父亲拒绝了：“我给别人看孩子，自己的孩子却没人管（当时我的大姐、二姐已出生）。”看来父亲的觉悟没有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党员那样高，给党做工作时还不忘自己的利益。
“文革”时父亲已经离职休养，惟一的大事是每周以党小组为单位政治学习。在讨论“毛选”中有关农村合作化的文章时，父亲兴之所至，说“合作化已经过去，这些文章现在的意义不大”。真不知他怎么想的，在那样的形势下，讲出如此胆大包天的话来。
干休所里“左”老头儿不少，抓住不放，连同他参加红军前的一些“历史问题”一并上报。省军区把父亲送进隔离审查的学习班，打算从严惩处，所幸兰州军区高维嵩副政委主持公道（父亲并不认识他），才了结此事。
1969年，林彪搞“一号命令”时，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权卫华（四川女红军）一家从北京疏散到临潼干休所。她得知父亲在西安，专程来看望，对父亲很是尊敬，“政委”不绝于口。我感到奇怪，父亲从“部长”岗位离休的，“政委”从何而来？父亲告诉我，解放初，权是他所在单位的政治处主任，父亲是政委，部队定职级时几个副职干部有意压权的级别，而父亲作为正职干部主持了公道。
“文革”结束前那几年，家里聊天的话题不外两个：政治，陕北老家。
谈起建国后的运动，合作化、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父亲直摇头。50年代初，农村老家没有饿肚子的（当然谈不上吃好），后来越来越差，结论自然不用说了。他还是大批彭德怀同情者中的一个。
1955年改薪金制后，父亲月薪近三百元，那时候当属高薪。可除此外没有丝毫进项，我们也绝少见到他的部下提着礼物进门。
家里孩子多，母亲虽是穷人出身却不善理财持家，还要接济亲戚。父亲不碰烟酒，基本没有个人消费，也是“月光族”。家中没有分文存款，有时还要去管理科借钱。
1965年的一天，他把我们召集在一起，用少有的正式语气讲，党决定部队系统干部减工资，他的月薪减了五十多块，以后家里的支出要更加节约。懵懂的我们当然不信，后来才明白，这是真的。直到家里的孩子都工作了，父母手头才略宽裕起来，可又开始为儿子们娶媳妇做准备，生活仍然节省。
他觉得家里厕所手纸的耗量过大，三番五次教我们怎样节约用纸，我们哈哈大笑，不当回事。那场景，如今历历在目，心中五味杂陈。
父亲对老家的感情很深，多次讲起一辈子勤俭持家的奶奶，讲起他的哥哥姐姐。我们提议回去看看，他却摇头，称回一次老家花钱太多，怕是要几千元，负担不起。
我那时还不懂人情世故，奇怪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父亲说，自己是在外做官的人，回去的消息传出，亲友必登门看望，给随行的孩子们一二十块是必须的，如此算下来，数目自然少不了，想到这些，回老家的念头只能压下，直至离世。
父親是陕西延川县人，地道的山沟人。1934年参加陕北红军，1955年授衔上校，1961年晋升大校。当年参加红军的陕北农民数万人，能干到父亲这个级别的是少数。
他年少时读了几年书，还在陕北最有名的榆林师范读过几个月。凭此学历，足以回乡教书谋生。当时的教书先生算是有些社会地位，衣食无忧，他为什么投奔红军？我从来没问过，他也从没谈过。抛开安稳的生活去干缺吃少穿的红军，他迈出这一步，可能就是不满现状。
1940年前后，父亲是军委总供给部粮秣处下属的科长，军委组织部长找他谈话，让他去中央机关幼儿园当院长。幼儿园是延安当时的“贵族”班，里面都是大首长的孩子，干好了自然会得到上级的赏识，但要求是：自己的孩子不能进幼儿园。父亲拒绝了：“我给别人看孩子，自己的孩子却没人管（当时我的大姐、二姐已出生）。”看来父亲的觉悟没有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党员那样高，给党做工作时还不忘自己的利益。
“文革”时父亲已经离职休养，惟一的大事是每周以党小组为单位政治学习。在讨论“毛选”中有关农村合作化的文章时，父亲兴之所至，说“合作化已经过去，这些文章现在的意义不大”。真不知他怎么想的，在那样的形势下，讲出如此胆大包天的话来。
干休所里“左”老头儿不少，抓住不放，连同他参加红军前的一些“历史问题”一并上报。省军区把父亲送进隔离审查的学习班，打算从严惩处，所幸兰州军区高维嵩副政委主持公道（父亲并不认识他），才了结此事。
1969年，林彪搞“一号命令”时，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权卫华（四川女红军）一家从北京疏散到临潼干休所。她得知父亲在西安，专程来看望，对父亲很是尊敬，“政委”不绝于口。我感到奇怪，父亲从“部长”岗位离休的，“政委”从何而来？父亲告诉我，解放初，权是他所在单位的政治处主任，父亲是政委，部队定职级时几个副职干部有意压权的级别，而父亲作为正职干部主持了公道。
“文革”结束前那几年，家里聊天的话题不外两个：政治，陕北老家。
谈起建国后的运动，合作化、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父亲直摇头。50年代初，农村老家没有饿肚子的（当然谈不上吃好），后来越来越差，结论自然不用说了。他还是大批彭德怀同情者中的一个。
1955年改薪金制后，父亲月薪近三百元，那时候当属高薪。可除此外没有丝毫进项，我们也绝少见到他的部下提着礼物进门。
家里孩子多，母亲虽是穷人出身却不善理财持家，还要接济亲戚。父亲不碰烟酒，基本没有个人消费，也是“月光族”。家中没有分文存款，有时还要去管理科借钱。
1965年的一天，他把我们召集在一起，用少有的正式语气讲，党决定部队系统干部减工资，他的月薪减了五十多块，以后家里的支出要更加节约。懵懂的我们当然不信，后来才明白，这是真的。直到家里的孩子都工作了，父母手头才略宽裕起来，可又开始为儿子们娶媳妇做准备，生活仍然节省。
他觉得家里厕所手纸的耗量过大，三番五次教我们怎样节约用纸，我们哈哈大笑，不当回事。那场景，如今历历在目，心中五味杂陈。
父亲对老家的感情很深，多次讲起一辈子勤俭持家的奶奶，讲起他的哥哥姐姐。我们提议回去看看，他却摇头，称回一次老家花钱太多，怕是要几千元，负担不起。
我那时还不懂人情世故，奇怪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父亲说，自己是在外做官的人，回去的消息传出，亲友必登门看望，给随行的孩子们一二十块是必须的，如此算下来，数目自然少不了，想到这些，回老家的念头只能压下，直至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