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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汉子廖汉生，一个从桑植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山里伢儿，到共和国的开国中将，再到将星闪耀的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又到威震华东的南京军区政委，最后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清正的一生。在他传奇的一生中曾做过的民族宗教工作，依然影响着我们这些民族工作者。
善待十世班禅大师
青海省是个多民族聚集的省份。解放军第一军政委廖汉生和军长贺炳炎率部解放青海时，青海全省的人口约为120万，其中汉族约为50万人，占总人口的47%；藏族人口约为40万人，占33%；回族10余万人，占12%；土家族约为7万人，占6%；蒙古族约为2万人，占2%，此外还有撒拉族、哈萨克族等。
1949年9月25日，青海省委成立，张仲良为省委书记，张仲良、廖汉生、冼恒汉三人为常委。因大军秋毫无犯，通天河畔偏远牧区玉树、囊谦、称多三县的藏族部落，千里迢迢前往西宁“献马”，作为献给新政权的礼物，共计有骏马千匹，珍贵兽皮百张，麝香、鹿茸若干，其中还有一只活猞猁。廖汉生代表青海省军政委员会收下了这份藏胞的厚礼，并会见了囊谦千户扎西才旺多杰、扎武百户久美等部落头人。因为玉树藏胞送来的那只活猞猁极为稀罕，廖汉生去兰州开会时，把它送给了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贺龙去北京开会时，又把它送给了朱德总司令。朱德总司令又把它送给了北京动物园，玉树藏胞的活猞猁历经传奇的千里旅途，又回到了人民共享的北京动物园，成为新中国各族人民流传的友谊佳话。
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赵寿山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仲良、廖汉生、喜饶嘉措、马朴为副主席，这是一个汉、藏、回、土家诸族组成的人民政府。贺炳炎和廖汉生在军内设置民族处，大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禁止在寺院中驻兵喂马，禁入信教群众经堂，禁借回民餐具，禁入回民内房，禁吃荤肉，从而赢得了各民族同胞的热烈拥戴。
1949年8月，十世班禅在青海塔尔寺举行了坐床大典，不久为避战乱跑到了柴达木盆地边缘的都兰县香日德。为了落实党中央迎请十世班禅的指示，廖汉生通过喜饶嘉措大师与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政治代表计晋美取得了联系。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计晋美即敦促十世班禅向北京的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以及兰州的彭德怀司令员发电致敬。
1950年6月，廖汉生派军代表将十世班禅一行迎请回西宁，并以青海省政府副主席的身份会见了班禅，请班禅到青海省军区司令部做客。当时十世班禅只有12岁，还是个小小伢儿，日常生活完全由他的经师照管。战争年代，廖汉生没有什么招待贵宾，只找到了一些本地产的廉价糖果。廖汉生给小班禅拿了几块，小班禅礼貌地接过来吃了，紧张的情绪也慢慢地消融了。十世班禅从此成为司令部的常客，廖汉生的座上宾，还不时为解放军中的藏族指战员摸顶祈福。
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定后，十世班禅准备从驻锡地塔尔寺入藏。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和廖汉生亲自到塔尔寺与十世班禅话别，并派部队护送他回到西藏日喀则驻锡地。廖汉生对十世班禅的礼遇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廖汉生与十世班禅大师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相遇在人民大会堂，十世班禅大师趋步向前，双手合十对廖汉生说： “老领导好，老领导好！您不仅是我的老领导，更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
心系湘鄂边老区建设
廖汉生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有17个世居民族，总人口43万人，土家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88%。桑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又是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1935年，廖汉生跟随贺龙、萧克、关向应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刘家坪长征时，只有10余万人的桑植县，有3000多子弟走上了长征路。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解放军第一军中未战死疆场的桑植子弟不足300人。这是廖汉生心中永远的痛。1979年6月19日，廖汉生携夫人白林、儿子廖建军和贺龙的女儿贺晓明回到阔别44年的故乡，眼见桑植人饭都吃不饱，他对陪同的当地领导说： “我们桑植人跟随贺胡子闹革命，刀子搁在颈根上，眉毛都不眨一眨，图什么？不就图个有饭吃、有衣穿？桑植不富，贺龙元帅在天之灵不宁啊！”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完，桑植还未包产到户，廖汉生是怀着深深的愧疚离开的。
1984年11月26日至29日，廖汉生第二次回到了故乡。27日，他重点听取了县委、县政府关于桑植县建设情况的汇报。关于桑植烟厂保留问题，廖汉生答应回京协调国家烟草局，以使县财政有份稳定的财源。关于贺龙电站建设问题，廖汉生答应知会水电部，争取列入国家计划，获得专项资金支持。关于桑慈公路建设问题，廖汉生同意到省里找有关领导，帮桑植讲几句话。后来这些项目在廖汉生的关心下都一一建成。为桑植县域经济的发展，廖汉生可谓尽心尽力！
与桑植县交界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人口约为22万，以土家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70%。鹤峰县，古时是容美土司治所，1928年至1933年，贺龙在鹤峰建立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廖汉生就跟随贺龙大姐贺英在鹤峰洞长湾一带打游击，并亲历了贺英的英勇牺牲。当时仅有6万余人的鹤峰县就有2.5万人参加革命，3000多人战死沙场。1979年6月25日，廖汉生从桑植县到鹤峰县，重走革命路，重访老红军。鹤峰县的贫穷同样让廖汉生食不甘味，夜不能寐。1986年11月，鹤峰县徐培芝等人赴京，为国家第一批重点扶持建设的贫困县申报找到廖汉生。廖汉生说： “鹤峰是革命老区，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那里的老百姓还很穷，温饱问题还没解决，我心不安啊！我帮助你们呼吁，你们还可以找一下李先念、秦基伟，他们都是湖北人，人多力量大嘛！”廖汉生当着鹤峰客人的面，在给国务院扶贫办的报告上签意见，由办公室转呈有关部委。鹤峰县与桑植县终于被定为第一批国家级贫困县，每年获得国家数千万的资金支持，给县域经济发展输入了可持续的血液。后来，为修通连接两大老区的桑鹤公路，廖汉生又从国家和省有关部门争取数千万资金支持，还为鹤峰革命烈士陵园题词：“继承先烈志，振兴湘鄂边。”
1996年3月25日，为纪念贺龙诞辰100周年和贺龙纪念馆落成仪式，廖汉生第五次回到桑植。时任桑植县长陈美林向廖汉生汇报工作，廖汉生语重心长地问他： “你现在当县长，是准备当长工，还是打短工？”陈美林回答： “我准备给桑植人民当长工，不改变桑植贫困面貌，绝不离开！”
廖汉生满意地笑了。
情牵民族教育事业
廖汉生的父亲廖茂才本是一个教书人，在省城长沙读书后回到家乡，当上一名小学教师，从事乡村教育。后来在贺龙的邀请下投笔从戎，最后病死军中。1993年4月2日，廖汉生在县委书记杨泽民、县长黄新明陪同下为父亲廖茂才扫墓，他说：“父亲在我10岁时就去世了，我对他的印象是儿时伏在他背上沿着山路上私塾读书的情景。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受此家教的影响，廖汉生早在跟着贺英在鹤峰洞长湾一带打游击时，就自编语文教材，自当先生，教红军孩子学语文、算术和唱歌。因为他深知，孩子们不仅要会舞刀弄枪，也要喝墨水长知识。
1979年6月20日下午，廖汉生一行第一次回故乡，就来到桑植一中视察，亲切接见各族师生。他说： “你们这里是红军大学所在地，革命年代那么艰苦，红军都要办大学。你们要发扬红军精神，努力学习，为革命接好班。”那时刚恢复高考不久，他对时任桑植一中校长莫伟才说：“莫校长，桑植一中每年高考，你都应该搞个大喜榜，向全县各族人民报个喜啊！有空也给我寄一份，让我也和你们同喜、同喜啊！”从1980年开始，桑植一中每年都在县城最繁华的十字路口贴喜榜。1979年至1996年，廖汉生五回桑植，五次视察桑植一中，五次给桑植一中或洪家关贺龙中学作报告，鼓其气，励其志，育其人！
鹤峰县洞长湾是贺英牺牲的地方，也是廖汉生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为了纪念英勇战死的贺龙大姐贺英，1983年4月初，鹤峰县政府决定将“洞长湾小学”更名为“贺英小学”，廖汉生欣然题写“贺英小学”校名。1986年初，在廖汉生关心下，湖北省老区办拨校园建设专款14万元，恩施州教育局同步配套8万元，一所占地19.97亩，拥有18个教学班，可容纳1500名小学生的新校园拔地而起！
1988年10月17日，13个省市26个民族的350名学员汇集空军指挥学院招待所参与各民族学生联谊会，廖汉生一身灰色风衣，一副浅色墨镜，来到我们这些各民族学子中间，他的 “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四有人才”的题词，至今仍激励着我们。
善待十世班禅大师
青海省是个多民族聚集的省份。解放军第一军政委廖汉生和军长贺炳炎率部解放青海时，青海全省的人口约为120万，其中汉族约为50万人，占总人口的47%；藏族人口约为40万人，占33%；回族10余万人，占12%；土家族约为7万人，占6%；蒙古族约为2万人，占2%，此外还有撒拉族、哈萨克族等。
1949年9月25日，青海省委成立，张仲良为省委书记，张仲良、廖汉生、冼恒汉三人为常委。因大军秋毫无犯，通天河畔偏远牧区玉树、囊谦、称多三县的藏族部落，千里迢迢前往西宁“献马”，作为献给新政权的礼物，共计有骏马千匹，珍贵兽皮百张，麝香、鹿茸若干，其中还有一只活猞猁。廖汉生代表青海省军政委员会收下了这份藏胞的厚礼，并会见了囊谦千户扎西才旺多杰、扎武百户久美等部落头人。因为玉树藏胞送来的那只活猞猁极为稀罕，廖汉生去兰州开会时，把它送给了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贺龙去北京开会时，又把它送给了朱德总司令。朱德总司令又把它送给了北京动物园，玉树藏胞的活猞猁历经传奇的千里旅途，又回到了人民共享的北京动物园，成为新中国各族人民流传的友谊佳话。
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赵寿山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仲良、廖汉生、喜饶嘉措、马朴为副主席，这是一个汉、藏、回、土家诸族组成的人民政府。贺炳炎和廖汉生在军内设置民族处，大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禁止在寺院中驻兵喂马，禁入信教群众经堂，禁借回民餐具，禁入回民内房，禁吃荤肉，从而赢得了各民族同胞的热烈拥戴。
1949年8月，十世班禅在青海塔尔寺举行了坐床大典，不久为避战乱跑到了柴达木盆地边缘的都兰县香日德。为了落实党中央迎请十世班禅的指示，廖汉生通过喜饶嘉措大师与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政治代表计晋美取得了联系。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计晋美即敦促十世班禅向北京的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以及兰州的彭德怀司令员发电致敬。
1950年6月，廖汉生派军代表将十世班禅一行迎请回西宁，并以青海省政府副主席的身份会见了班禅，请班禅到青海省军区司令部做客。当时十世班禅只有12岁，还是个小小伢儿，日常生活完全由他的经师照管。战争年代，廖汉生没有什么招待贵宾，只找到了一些本地产的廉价糖果。廖汉生给小班禅拿了几块，小班禅礼貌地接过来吃了，紧张的情绪也慢慢地消融了。十世班禅从此成为司令部的常客，廖汉生的座上宾，还不时为解放军中的藏族指战员摸顶祈福。
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定后，十世班禅准备从驻锡地塔尔寺入藏。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和廖汉生亲自到塔尔寺与十世班禅话别，并派部队护送他回到西藏日喀则驻锡地。廖汉生对十世班禅的礼遇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廖汉生与十世班禅大师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相遇在人民大会堂，十世班禅大师趋步向前，双手合十对廖汉生说： “老领导好，老领导好！您不仅是我的老领导，更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
心系湘鄂边老区建设
廖汉生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有17个世居民族，总人口43万人，土家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88%。桑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又是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1935年，廖汉生跟随贺龙、萧克、关向应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刘家坪长征时，只有10余万人的桑植县，有3000多子弟走上了长征路。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解放军第一军中未战死疆场的桑植子弟不足300人。这是廖汉生心中永远的痛。1979年6月19日，廖汉生携夫人白林、儿子廖建军和贺龙的女儿贺晓明回到阔别44年的故乡，眼见桑植人饭都吃不饱，他对陪同的当地领导说： “我们桑植人跟随贺胡子闹革命，刀子搁在颈根上，眉毛都不眨一眨，图什么？不就图个有饭吃、有衣穿？桑植不富，贺龙元帅在天之灵不宁啊！”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完，桑植还未包产到户，廖汉生是怀着深深的愧疚离开的。
1984年11月26日至29日，廖汉生第二次回到了故乡。27日，他重点听取了县委、县政府关于桑植县建设情况的汇报。关于桑植烟厂保留问题，廖汉生答应回京协调国家烟草局，以使县财政有份稳定的财源。关于贺龙电站建设问题，廖汉生答应知会水电部，争取列入国家计划，获得专项资金支持。关于桑慈公路建设问题，廖汉生同意到省里找有关领导，帮桑植讲几句话。后来这些项目在廖汉生的关心下都一一建成。为桑植县域经济的发展，廖汉生可谓尽心尽力！
与桑植县交界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人口约为22万，以土家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70%。鹤峰县，古时是容美土司治所，1928年至1933年，贺龙在鹤峰建立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廖汉生就跟随贺龙大姐贺英在鹤峰洞长湾一带打游击，并亲历了贺英的英勇牺牲。当时仅有6万余人的鹤峰县就有2.5万人参加革命，3000多人战死沙场。1979年6月25日，廖汉生从桑植县到鹤峰县，重走革命路，重访老红军。鹤峰县的贫穷同样让廖汉生食不甘味，夜不能寐。1986年11月，鹤峰县徐培芝等人赴京，为国家第一批重点扶持建设的贫困县申报找到廖汉生。廖汉生说： “鹤峰是革命老区，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那里的老百姓还很穷，温饱问题还没解决，我心不安啊！我帮助你们呼吁，你们还可以找一下李先念、秦基伟，他们都是湖北人，人多力量大嘛！”廖汉生当着鹤峰客人的面，在给国务院扶贫办的报告上签意见，由办公室转呈有关部委。鹤峰县与桑植县终于被定为第一批国家级贫困县，每年获得国家数千万的资金支持，给县域经济发展输入了可持续的血液。后来，为修通连接两大老区的桑鹤公路，廖汉生又从国家和省有关部门争取数千万资金支持，还为鹤峰革命烈士陵园题词：“继承先烈志，振兴湘鄂边。”
1996年3月25日，为纪念贺龙诞辰100周年和贺龙纪念馆落成仪式，廖汉生第五次回到桑植。时任桑植县长陈美林向廖汉生汇报工作，廖汉生语重心长地问他： “你现在当县长，是准备当长工，还是打短工？”陈美林回答： “我准备给桑植人民当长工，不改变桑植贫困面貌，绝不离开！”
廖汉生满意地笑了。
情牵民族教育事业
廖汉生的父亲廖茂才本是一个教书人，在省城长沙读书后回到家乡，当上一名小学教师，从事乡村教育。后来在贺龙的邀请下投笔从戎，最后病死军中。1993年4月2日，廖汉生在县委书记杨泽民、县长黄新明陪同下为父亲廖茂才扫墓，他说：“父亲在我10岁时就去世了，我对他的印象是儿时伏在他背上沿着山路上私塾读书的情景。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受此家教的影响，廖汉生早在跟着贺英在鹤峰洞长湾一带打游击时，就自编语文教材，自当先生，教红军孩子学语文、算术和唱歌。因为他深知，孩子们不仅要会舞刀弄枪，也要喝墨水长知识。
1979年6月20日下午，廖汉生一行第一次回故乡，就来到桑植一中视察，亲切接见各族师生。他说： “你们这里是红军大学所在地，革命年代那么艰苦，红军都要办大学。你们要发扬红军精神，努力学习，为革命接好班。”那时刚恢复高考不久，他对时任桑植一中校长莫伟才说：“莫校长，桑植一中每年高考，你都应该搞个大喜榜，向全县各族人民报个喜啊！有空也给我寄一份，让我也和你们同喜、同喜啊！”从1980年开始，桑植一中每年都在县城最繁华的十字路口贴喜榜。1979年至1996年，廖汉生五回桑植，五次视察桑植一中，五次给桑植一中或洪家关贺龙中学作报告，鼓其气，励其志，育其人！
鹤峰县洞长湾是贺英牺牲的地方，也是廖汉生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为了纪念英勇战死的贺龙大姐贺英，1983年4月初，鹤峰县政府决定将“洞长湾小学”更名为“贺英小学”，廖汉生欣然题写“贺英小学”校名。1986年初，在廖汉生关心下，湖北省老区办拨校园建设专款14万元，恩施州教育局同步配套8万元，一所占地19.97亩，拥有18个教学班，可容纳1500名小学生的新校园拔地而起！
1988年10月17日，13个省市26个民族的350名学员汇集空军指挥学院招待所参与各民族学生联谊会，廖汉生一身灰色风衣，一副浅色墨镜，来到我们这些各民族学子中间，他的 “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四有人才”的题词，至今仍激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