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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他们的命运都与汉武帝扭结在一起。或者说，彼此的是非荣辱，都与汉武帝息息相关。西汉文章两司马，并不真的是“两人世界”，还有一个幕后的“第三者”，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关键作用，左右着“双子星座”的阴晴圆缺。
受宫刑，是司马迁人生的转折点，即使他倍感耻辱，却激发了他以《史记》翻身的斗志。宫刑导致司马迁的身体变得残缺，但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成全了他，成全了他的理想、他的《史记》。铮铮铁骨依旧在，只不过变得内敛了，多了几分韧性。司马迁写《史记》，其实也属于后世鲁迅所谓“韧的战斗”，不再与当朝统治者硬碰硬地争辩或死磕，但更为策略一点，既没有放弃自我，又保留了骨气与话语权。
同样是效力于天子脚下，司马相如似乎比司马迁更“机灵”一些，虽然也不乏惊险之处，但总能全身而退，甚至逢凶化吉。这真是无师自通，没交什么学费就掌握了与帝王相处之道、周旋之术。汉武帝是在“御用”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何尝不是在利用汉武帝呢？借助汉武帝而平步青云，节能且超值地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与磕磕碰碰中学会绵里藏针的司马迁相比，司马相如一开始就走的是捷径，或者说少走了不少弯路，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风险、保全了自己。
但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司马相如付出的代价不像司马迁那么明显、那么惨烈，但艰难的程度也不亚于脱胎换骨：与其因鲜明的个性同外界产生冲突、招致打击，不如事先亲手磨平自己的棱角，至少，有所收敛。司马相如没像司马迁那样遭遇宫刑之类厄运，很可能是他权衡利弊后有意无意地进行了精神上的“自宫”。或者说比司马迁更擅长“换位”思维，揣摩对方的心态，在表达观点时能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修改自己，使之更润滑且易于接受。就人生而言，这种策略肯定使安全系数大增。但就文学而言，思想性与冲击力必将减弱。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在文采上及当时的影响力方面不会输给司马迁的《史记》，但放在更远大的时空来评比，其意蕴与分量可能要稍逊一筹。原因很简单：少了一根骨头。作者价值观的取向决定着思想的独立程度，思想的独立程度体现在作品里，又能裁判出美学上的层次及境界的高下，最终有轻重之分。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得矣失矣？只能说各有所得，各有所失。所得即所失，所失即所得。西风烈，西汉风烈烈，西汉文章两司马。一个擅开顺风船，借势发挥，如《红楼梦》里薛宝钗所期望的得意人生：“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个则是忍辱负重，逆水行舟，激流勇进。
必须承认：司马相如和彻头彻尾的“犬儒”还是不一样的，有着本质区别。他还是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和道德底线的。“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迁把司马相如赋比拟于《诗经》，看重其在歌功颂德的主旋律之中不忘讽刺，使《诗经》“兴观群怨”的传统得到很策略的继承。虽然只是“劝百讽一”，但也难能可贵。正是这巧妙隐藏在赞美之声后面的批判精神，令司马迁刮目相看，曲径通幽地找到司马相如赋的真魂，并且引以为精神上的先驱与同仁。
既有幸又不幸地被“御用”人生，以帝王为第一读者的大赋创作，司马相如在这一足以造成人格撕裂的境遇中，硕果仅存地保留着文人崇尚自由的天性，小心翼翼，在高空走钢丝，并且没有掉下来。他呵护的星星之火，没有被黑暗或繁华遮蔽，照亮了后来人司马迁的眼睛，在《史记》里成燎原之势。正如鲁迅认定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都不是“凡文人”，对司马相如赞美有加的司马迁，不会看错人、爱错人的。
司马迁为司马相如打抱不平，其实也是因自己经历的不平而鸣，乃至为所有不受待见的知识分子鸣不平：“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少卿书》）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到天汉二年（前99年），当了整整十年太史令，秩仅六百石。后来任中书令，社会地位似乎并未大幅度提升，在帝王将相眼中也不过是“刑余之人，闺阁之臣”。
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缺陷同样看得很清楚。他在《司马相如列传》里，点到了司马相如“多虚辞滥说”的穴位，或者说病根：“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司马迁正是因为规避了司马相如的误区而开发出一方新天地。
沾了赋是当时主流文体的光，司马相如在有生之年就成为万人迷的偶像，享受到自己作品当场兑现的名利回报。司马迁则没有摆脱生前寂寞的常规命运，他的《史记》被汉赋的“嘉年华”给遮蔽了，还留待后世的重估与追认：“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在唐人眼里，司马迁开始和司马相如并驾齐驱，“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进行过盘点：“汉之时，司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送孟东野序》）可见直到唐代以后，司马迁的影响力猛增，不仅赶上了甚至超过了司马相如。
西汉文章两司马，这架摇摆的天平，到了鲁迅手上，又被掂量了一番。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里，固然对司马相如进行了礼节性的赞美：“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其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而对司马迁的《史记》则更是奉为心中至尊：“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很明显，鲁迅代表现代人，把一块最关键的砝码，押在司马迁那一边了。
西汉两司马为人为文的风格不同，说到底还是因为性格不同，价值观不同。司马相如不仅了解自己想什么要什么，而且更了解别人（包括帝王将相），更了解人性。估计他早就把一切看穿了，看透了，才小心翼翼地避免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骨子里就拒绝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并不真的热衷于政治，不过是借助政治实现个人价值。他最爱的不是帝王、不是朝庭，甚至也不是江山、不是社稷，最爱的还是自己。司马相如给汉武帝《谏猎书》，好像把帝王的安全看得高于一切，但只有他知道，同样值得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他甚至可能比汉武帝自己更了解汉武帝：别看这个人老是虚心地让别人提意见，骨子里还是爱听好听的。话又说回来，这不全是他的错，这是人性中的劣性使然。
对于汉武帝这样文武全才而又绝对自信的帝王，你跟他说什么固然重要，你跟他怎么说也是要讲究的，既要说到点上，又要说得好听，顺耳才能人心。司马相如在这方面总能把握好火候、拿捏好分寸，不仅说得有理有据，而且说得有情有义，解决了古往今来仗义直言者很难解决的矛盾，真正地做到了良药而不苦口，忠言但不逆耳。如果没有这种水平，作为贴身的谏臣与汉武帝这样的帝王朝夕相处，那可真是伴君如伴虎，一句话没说好，随时可能被反咬一口。与司马相如性格反差很大的司马迁，就是因为不会看汉武帝眼色与脸色，冒险为李陵辩护，而触怒龙颜，惨遭宫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性格就是命运，西汉两司马在同一个君主面前大相径庭的遭遇，绝对是性格使然。司马相如懂得以柔克刚，司马迁则是硬碰硬，前者比后者更擅长保护自己，后者比前者更显得奋不顾身。与司马相如在天子阴影下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相比，司马迁所受的宫刑某种程度上像是为捍卫真理而自杀式冲锋。
这两种风格的为官之道、为臣之道，在后世都有效仿者，但总体而言，学司马相如难，学司马迁则难上加难，学司马相如者众，学司马迁者少，不是不想学，而是“学费”太高。那么昂贵的代价，不是每个人都付得起的，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值得的。关键是还要看效果。司马相如式的劝谏，性价比是最高的，所费不多（既不用大费口舌，又不用大动肝火），好像还能达到双赢或多赢的效果，贵在有谋。但司马迁式的劝谏同样宝贵，贵在有勇。那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牺牲精神，是司马相如这类文人天生所缺乏的，他有的是生存的智慧，因而不愿承担过多的损失，或者说耻于做赔本的买卖。他不敢牺牲是因为不愿牺牲，不愿牺牲是因为觉得如此牺牲不值得。
司马相如虽然尊敬屈原的雄心壮志，也羡慕屈原的青史留名，但在宦海里扑腾几下子就明白自己是谁了，自己跟屈原是两类人。屈原宁为玉碎，自己却甘为瓦全，比屈原少了许多幻想，也就少了许多力量，但又比芸芸众生多了一点理想：如果不能像白玉无瑕，那就做一块瓦吧，做瓦中的瓦，最好修炼成出类拔萃的琉璃瓦。司马迁，反倒跟屈原是一脉相承的，追求纯粹，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揉不得沙子。守身如玉，守心如玉，守诚信与名誉如玉，虽然没有粉身碎骨，但也在南墙上撞出了一道伤口、一道缺口。司马迁比司马相如更容易受伤，司马相如比司马迁更爱惜自己。
编辑：耿凤
受宫刑，是司马迁人生的转折点，即使他倍感耻辱，却激发了他以《史记》翻身的斗志。宫刑导致司马迁的身体变得残缺，但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成全了他，成全了他的理想、他的《史记》。铮铮铁骨依旧在，只不过变得内敛了，多了几分韧性。司马迁写《史记》，其实也属于后世鲁迅所谓“韧的战斗”，不再与当朝统治者硬碰硬地争辩或死磕，但更为策略一点，既没有放弃自我，又保留了骨气与话语权。
同样是效力于天子脚下，司马相如似乎比司马迁更“机灵”一些，虽然也不乏惊险之处，但总能全身而退，甚至逢凶化吉。这真是无师自通，没交什么学费就掌握了与帝王相处之道、周旋之术。汉武帝是在“御用”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何尝不是在利用汉武帝呢？借助汉武帝而平步青云，节能且超值地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与磕磕碰碰中学会绵里藏针的司马迁相比，司马相如一开始就走的是捷径，或者说少走了不少弯路，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风险、保全了自己。
但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司马相如付出的代价不像司马迁那么明显、那么惨烈，但艰难的程度也不亚于脱胎换骨：与其因鲜明的个性同外界产生冲突、招致打击，不如事先亲手磨平自己的棱角，至少，有所收敛。司马相如没像司马迁那样遭遇宫刑之类厄运，很可能是他权衡利弊后有意无意地进行了精神上的“自宫”。或者说比司马迁更擅长“换位”思维，揣摩对方的心态，在表达观点时能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修改自己，使之更润滑且易于接受。就人生而言，这种策略肯定使安全系数大增。但就文学而言，思想性与冲击力必将减弱。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在文采上及当时的影响力方面不会输给司马迁的《史记》，但放在更远大的时空来评比，其意蕴与分量可能要稍逊一筹。原因很简单：少了一根骨头。作者价值观的取向决定着思想的独立程度，思想的独立程度体现在作品里，又能裁判出美学上的层次及境界的高下，最终有轻重之分。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得矣失矣？只能说各有所得，各有所失。所得即所失，所失即所得。西风烈，西汉风烈烈，西汉文章两司马。一个擅开顺风船，借势发挥，如《红楼梦》里薛宝钗所期望的得意人生：“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个则是忍辱负重，逆水行舟，激流勇进。
必须承认：司马相如和彻头彻尾的“犬儒”还是不一样的，有着本质区别。他还是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和道德底线的。“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迁把司马相如赋比拟于《诗经》，看重其在歌功颂德的主旋律之中不忘讽刺，使《诗经》“兴观群怨”的传统得到很策略的继承。虽然只是“劝百讽一”，但也难能可贵。正是这巧妙隐藏在赞美之声后面的批判精神，令司马迁刮目相看，曲径通幽地找到司马相如赋的真魂，并且引以为精神上的先驱与同仁。
既有幸又不幸地被“御用”人生，以帝王为第一读者的大赋创作，司马相如在这一足以造成人格撕裂的境遇中，硕果仅存地保留着文人崇尚自由的天性，小心翼翼，在高空走钢丝，并且没有掉下来。他呵护的星星之火，没有被黑暗或繁华遮蔽，照亮了后来人司马迁的眼睛，在《史记》里成燎原之势。正如鲁迅认定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都不是“凡文人”，对司马相如赞美有加的司马迁，不会看错人、爱错人的。
司马迁为司马相如打抱不平，其实也是因自己经历的不平而鸣，乃至为所有不受待见的知识分子鸣不平：“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少卿书》）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到天汉二年（前99年），当了整整十年太史令，秩仅六百石。后来任中书令，社会地位似乎并未大幅度提升，在帝王将相眼中也不过是“刑余之人，闺阁之臣”。
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缺陷同样看得很清楚。他在《司马相如列传》里，点到了司马相如“多虚辞滥说”的穴位，或者说病根：“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司马迁正是因为规避了司马相如的误区而开发出一方新天地。
沾了赋是当时主流文体的光，司马相如在有生之年就成为万人迷的偶像，享受到自己作品当场兑现的名利回报。司马迁则没有摆脱生前寂寞的常规命运，他的《史记》被汉赋的“嘉年华”给遮蔽了，还留待后世的重估与追认：“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在唐人眼里，司马迁开始和司马相如并驾齐驱，“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进行过盘点：“汉之时，司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送孟东野序》）可见直到唐代以后，司马迁的影响力猛增，不仅赶上了甚至超过了司马相如。
西汉文章两司马，这架摇摆的天平，到了鲁迅手上，又被掂量了一番。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里，固然对司马相如进行了礼节性的赞美：“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其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而对司马迁的《史记》则更是奉为心中至尊：“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很明显，鲁迅代表现代人，把一块最关键的砝码，押在司马迁那一边了。
西汉两司马为人为文的风格不同，说到底还是因为性格不同，价值观不同。司马相如不仅了解自己想什么要什么，而且更了解别人（包括帝王将相），更了解人性。估计他早就把一切看穿了，看透了，才小心翼翼地避免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骨子里就拒绝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并不真的热衷于政治，不过是借助政治实现个人价值。他最爱的不是帝王、不是朝庭，甚至也不是江山、不是社稷，最爱的还是自己。司马相如给汉武帝《谏猎书》，好像把帝王的安全看得高于一切，但只有他知道，同样值得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他甚至可能比汉武帝自己更了解汉武帝：别看这个人老是虚心地让别人提意见，骨子里还是爱听好听的。话又说回来，这不全是他的错，这是人性中的劣性使然。
对于汉武帝这样文武全才而又绝对自信的帝王，你跟他说什么固然重要，你跟他怎么说也是要讲究的，既要说到点上，又要说得好听，顺耳才能人心。司马相如在这方面总能把握好火候、拿捏好分寸，不仅说得有理有据，而且说得有情有义，解决了古往今来仗义直言者很难解决的矛盾，真正地做到了良药而不苦口，忠言但不逆耳。如果没有这种水平，作为贴身的谏臣与汉武帝这样的帝王朝夕相处，那可真是伴君如伴虎，一句话没说好，随时可能被反咬一口。与司马相如性格反差很大的司马迁，就是因为不会看汉武帝眼色与脸色，冒险为李陵辩护，而触怒龙颜，惨遭宫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性格就是命运，西汉两司马在同一个君主面前大相径庭的遭遇，绝对是性格使然。司马相如懂得以柔克刚，司马迁则是硬碰硬，前者比后者更擅长保护自己，后者比前者更显得奋不顾身。与司马相如在天子阴影下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相比，司马迁所受的宫刑某种程度上像是为捍卫真理而自杀式冲锋。
这两种风格的为官之道、为臣之道，在后世都有效仿者，但总体而言，学司马相如难，学司马迁则难上加难，学司马相如者众，学司马迁者少，不是不想学，而是“学费”太高。那么昂贵的代价，不是每个人都付得起的，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值得的。关键是还要看效果。司马相如式的劝谏，性价比是最高的，所费不多（既不用大费口舌，又不用大动肝火），好像还能达到双赢或多赢的效果，贵在有谋。但司马迁式的劝谏同样宝贵，贵在有勇。那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牺牲精神，是司马相如这类文人天生所缺乏的，他有的是生存的智慧，因而不愿承担过多的损失，或者说耻于做赔本的买卖。他不敢牺牲是因为不愿牺牲，不愿牺牲是因为觉得如此牺牲不值得。
司马相如虽然尊敬屈原的雄心壮志，也羡慕屈原的青史留名，但在宦海里扑腾几下子就明白自己是谁了，自己跟屈原是两类人。屈原宁为玉碎，自己却甘为瓦全，比屈原少了许多幻想，也就少了许多力量，但又比芸芸众生多了一点理想：如果不能像白玉无瑕，那就做一块瓦吧，做瓦中的瓦，最好修炼成出类拔萃的琉璃瓦。司马迁，反倒跟屈原是一脉相承的，追求纯粹，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揉不得沙子。守身如玉，守心如玉，守诚信与名誉如玉，虽然没有粉身碎骨，但也在南墙上撞出了一道伤口、一道缺口。司马迁比司马相如更容易受伤，司马相如比司马迁更爱惜自己。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