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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历程，造就了“中国奇迹”的产生。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采用“套种”的方法、“求同存异”的开放方式、政治体制改革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进行，这是造就“中国奇迹”，避免陷入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因改革而政治混乱、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奇迹” “套种” “求同存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近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改良运动风起云涌。为什么只有1978年开始的当代改革开放才取得了成功，并创造了“中国奇迹”？本文试从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比较中来探询当代中国改革的特点，为“中国奇迹”的产生进行一些探究。
一、中国式的改革开放，从操作层面上而言，是一种“套种”式的改革，而苏东国家同期的改革是一种“毁林开荒”式的改革。
关于30多年改革开放的特点，国内有不少的观点，如：“摸着石头过河”、“渐进”等。从中国看中国，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改革的特点但从世界看中国，从与苏东国家的改革比较特点来看，中国的改革是“套种”式的改革，而苏东国家的改革则是“毁林开荒”。所谓“套种”，指的是中国的每一项改革都不是完全否定原有的制度和秩序，而是在原有的制度和秩序的母体内孕育新的改革开放措施。在新的措施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对原有的制度和秩序进行合理的扬弃，以开创新的改革开放的局面。改革开放正是以这种方式逐步成为新时代最鲜明的特点。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指导思想上，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在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前提下，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合理内核，即实事求是，为改革开放营造合理的思想环境。
（二）在道路的选择上，不是抛弃社会主义，而是在肯定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在农村经济体制方面，是在不否定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试行带有私有生产方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四）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不是一开始就对国有企业进行根本的体制转换，而是首先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开始，利用价值规律和价格杠杆的作用，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在肯定“公有制”的前提下，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
（五）在经济体制上，不是全盘否定计划经济，而是在改革过程中，在计划经济的母体中，逐步接种市场经济体制，最终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
（六）在价格改革方面，并不全盘否定计划定价机制，而是在计划定价的母体内，通过价格双轨制，逐步过渡到以市场定价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
（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是否定党的领导和根本政治制度，而是探索新形势下如何保证党的领导的适合方式，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正是这种“套种”式的改革，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其最大的好处是改革开放的机会成本低，成效更为显著。
（一）思想上的逐步解放，防止了指导思想的混乱。改革开放之初，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风潮，任其发展，势必会从否定毛泽东本人的历史功绩走向否定毛泽东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指导思想的稳定是一切稳定的根本来源。
（二）在经济体制方面，正是这种“套种”式的改革方式，使得中国不像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那样，造成了经济上的倒退，政治上的混乱。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旗号的休克疗法，造成了俄罗斯原有经济制度的瓦解，结果是经济急剧倒退，直至今天还没有达到改革前的经济总量。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１］中国今天的经济局面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茁壮成长，公有制企业越做越强；非公有制企业在经济总量、安排就业、提供纳税、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有制企业在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三）这种“套种”式的改革由于始终在党的核心领导下和强势政府的指导下进行，因而与相同时期进行改革的各国情况相比，除1989年有一次短暂的动乱以外，大多数时间都保持了国内环境的稳定。
二、中国的改革是“求同存异”式的改革，是“和而不同”，而苏东国家的改革则是盲目照搬西方模式，是“同而不和”。
（一）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求同存异”。
“求同”首先在于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对国民经济部门进行改造。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占有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中国改革开放首先就是从技术引进开始的。
“存异”则主要表现为技术引进不脱离中国国情。先进技术，既有绝对先进技术，即在世界上处于技术顶层的高新技术，又有相对先进技术，即在发达国家已普遍使用或即将被淘汰，但对于中国仍较先进的技术。由于发达国家在尖端技术方面限制对华出口，因而中国的技术引进是以相对先进技术为主。利用相对先进技术同样可以实现经济的连续增长。仅以汽车工业为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情况。中国引进的第一条大众汽车生产线，就是德国正在淘汰的生产线。但即便是这样，仍至少缩短了中国与世界汽车技术水平三十年的距离。中国正是从引进相对先进技术开始，进入了自主开发尖端技术的阶段。
（二）在制度层面的“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就是吸收人类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文明成果而又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制度层面，“求同”表现为两个方面。
1.吸取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同苏东国家一样，因而突破苏联模式这是改革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东欧国家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改革同中国80年代中期以前的改革有相似之处，改革都是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作用方面开始的。匈牙利的改革家纳吉·伊姆雷在50年代进行改革时就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不是不要市场和回避市场，而是利用市场和通过市场战胜资本主义因素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２］纳吉·伊姆雷的改革被苏联扼杀后，继任领导人卡达尔从1957年至1968年继续进行改革，改革的重点仍然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方面开始。1966年5月匈党中央正式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确定：一、承认私有成分的合法存在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二、必须自觉地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可以自主地制订计划。四、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包括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形式。国家用贸易制度来代替由官方统配原料和产品的做法，充分利用受计划和调节手段控制的市场机制。［３］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在经济上的主要措施也是以合理利用市场和扩大企业自主权，主要包括：扩大企业的权限、提倡生产和贸易组织的多种结构，允许“小型社会主义企业”的发展，取消外贸垄断，农业合作社将完全独立经营，可以直接向居民和零售商业网点出售部分农产品，等等。［４］
中国的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参考东欧国家如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的改革经验。在这些国家被西方“和平演变”之后，中国的“求同存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转为遵守国际共同规则。
2.吸收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逐步深入的。改革之初，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与此同时，在城市则采取类似匈牙利发展“四小经济”的模式，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发挥其对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作用”。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彻底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中国在“求同”的过程中大胆与国际规则接轨。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之后，中国的国内经济运行规则和制度逐渐与世界接轨，中国的经济治理结构和国内经济政策逐渐与世界“趋同”。加入WTO之后仅仅十年时间，“中国制造”就成为世界标签。2001年中国GDP在世界上排第六位，到2008年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与中国改革的同时，苏东国家也在进行新一轮的改革，但在改革中在政治经济制度上与西方国家求同，放弃了自身固有的传统特点和传统优势，求同而不存异，结果导致了经济社会的全面退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苏东国家的改革是“为政治改革而进行政治改革”。
国内外都有一种根本错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其实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一）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三大，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指出：“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只致向前看》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６］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郑重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这个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解决了政治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完善了党内监督，防止个人专断和独裁，加强集体领导机制的形成。二是建立了干部正常退休的制度，防止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三是加快了立法进程，开始了依法治国的历程。
（二）从中共十二大到中共十三大，这是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探索改革路径的阶段。
从1986年6月开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并且“需要一个蓝图”。［７］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也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三大成为一个以加快和深化改革为主题的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作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工作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的判断，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部署。十三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十三大还提出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共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十三大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措施更加稳妥。事实证明，中国没有进行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走苏东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三）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中共十六大，这是总结经验调整思路确立依法治国方略的阶段。
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中共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进行了调整，主要体现在既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又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五大，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这个阶段还汲取了苏东国家的教训，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第一，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既要坚定，又要慎重，循序渐进。第三，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
这个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是：第一，改进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二，加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建设、城镇居民委员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从上到下都得到了加强，各级政府的职能进一步转变，公务员选拔和干部任用初步引入了竞争机制。
（四）从中共十六大到中共十七大，这是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的新阶段。
从中共十六大到中共十七大，中央继续深化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继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机关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更好地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这个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等纳入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总之，“中国奇迹”的产生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的改革既积极又稳妥；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经济活力既自由迸发，又不脱离根本的方向。
参考文献：
［1］中宣部.六个“为什么”：85-86.
［2］纳吉·伊姆雷.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人民出版社，1983，11：219.
［3］阚思静.卡达尔与匈牙利：166-169.
［4］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4：521-525.
［5］邓小平文选，2：135-136.
［6］邓小平文选，2：150.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1121.
关键词： 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奇迹” “套种” “求同存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近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改良运动风起云涌。为什么只有1978年开始的当代改革开放才取得了成功，并创造了“中国奇迹”？本文试从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比较中来探询当代中国改革的特点，为“中国奇迹”的产生进行一些探究。
一、中国式的改革开放，从操作层面上而言，是一种“套种”式的改革，而苏东国家同期的改革是一种“毁林开荒”式的改革。
关于30多年改革开放的特点，国内有不少的观点，如：“摸着石头过河”、“渐进”等。从中国看中国，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改革的特点但从世界看中国，从与苏东国家的改革比较特点来看，中国的改革是“套种”式的改革，而苏东国家的改革则是“毁林开荒”。所谓“套种”，指的是中国的每一项改革都不是完全否定原有的制度和秩序，而是在原有的制度和秩序的母体内孕育新的改革开放措施。在新的措施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对原有的制度和秩序进行合理的扬弃，以开创新的改革开放的局面。改革开放正是以这种方式逐步成为新时代最鲜明的特点。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指导思想上，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在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前提下，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合理内核，即实事求是，为改革开放营造合理的思想环境。
（二）在道路的选择上，不是抛弃社会主义，而是在肯定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在农村经济体制方面，是在不否定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试行带有私有生产方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四）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不是一开始就对国有企业进行根本的体制转换，而是首先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开始，利用价值规律和价格杠杆的作用，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在肯定“公有制”的前提下，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
（五）在经济体制上，不是全盘否定计划经济，而是在改革过程中，在计划经济的母体中，逐步接种市场经济体制，最终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
（六）在价格改革方面，并不全盘否定计划定价机制，而是在计划定价的母体内，通过价格双轨制，逐步过渡到以市场定价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
（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是否定党的领导和根本政治制度，而是探索新形势下如何保证党的领导的适合方式，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正是这种“套种”式的改革，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其最大的好处是改革开放的机会成本低，成效更为显著。
（一）思想上的逐步解放，防止了指导思想的混乱。改革开放之初，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风潮，任其发展，势必会从否定毛泽东本人的历史功绩走向否定毛泽东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指导思想的稳定是一切稳定的根本来源。
（二）在经济体制方面，正是这种“套种”式的改革方式，使得中国不像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那样，造成了经济上的倒退，政治上的混乱。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旗号的休克疗法，造成了俄罗斯原有经济制度的瓦解，结果是经济急剧倒退，直至今天还没有达到改革前的经济总量。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１］中国今天的经济局面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茁壮成长，公有制企业越做越强；非公有制企业在经济总量、安排就业、提供纳税、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有制企业在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三）这种“套种”式的改革由于始终在党的核心领导下和强势政府的指导下进行，因而与相同时期进行改革的各国情况相比，除1989年有一次短暂的动乱以外，大多数时间都保持了国内环境的稳定。
二、中国的改革是“求同存异”式的改革，是“和而不同”，而苏东国家的改革则是盲目照搬西方模式，是“同而不和”。
（一）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求同存异”。
“求同”首先在于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对国民经济部门进行改造。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占有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中国改革开放首先就是从技术引进开始的。
“存异”则主要表现为技术引进不脱离中国国情。先进技术，既有绝对先进技术，即在世界上处于技术顶层的高新技术，又有相对先进技术，即在发达国家已普遍使用或即将被淘汰，但对于中国仍较先进的技术。由于发达国家在尖端技术方面限制对华出口，因而中国的技术引进是以相对先进技术为主。利用相对先进技术同样可以实现经济的连续增长。仅以汽车工业为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情况。中国引进的第一条大众汽车生产线，就是德国正在淘汰的生产线。但即便是这样，仍至少缩短了中国与世界汽车技术水平三十年的距离。中国正是从引进相对先进技术开始，进入了自主开发尖端技术的阶段。
（二）在制度层面的“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就是吸收人类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文明成果而又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制度层面，“求同”表现为两个方面。
1.吸取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同苏东国家一样，因而突破苏联模式这是改革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东欧国家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改革同中国80年代中期以前的改革有相似之处，改革都是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作用方面开始的。匈牙利的改革家纳吉·伊姆雷在50年代进行改革时就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不是不要市场和回避市场，而是利用市场和通过市场战胜资本主义因素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２］纳吉·伊姆雷的改革被苏联扼杀后，继任领导人卡达尔从1957年至1968年继续进行改革，改革的重点仍然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方面开始。1966年5月匈党中央正式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确定：一、承认私有成分的合法存在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二、必须自觉地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可以自主地制订计划。四、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包括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形式。国家用贸易制度来代替由官方统配原料和产品的做法，充分利用受计划和调节手段控制的市场机制。［３］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在经济上的主要措施也是以合理利用市场和扩大企业自主权，主要包括：扩大企业的权限、提倡生产和贸易组织的多种结构，允许“小型社会主义企业”的发展，取消外贸垄断，农业合作社将完全独立经营，可以直接向居民和零售商业网点出售部分农产品，等等。［４］
中国的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参考东欧国家如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的改革经验。在这些国家被西方“和平演变”之后，中国的“求同存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转为遵守国际共同规则。
2.吸收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逐步深入的。改革之初，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与此同时，在城市则采取类似匈牙利发展“四小经济”的模式，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发挥其对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作用”。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彻底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中国在“求同”的过程中大胆与国际规则接轨。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之后，中国的国内经济运行规则和制度逐渐与世界接轨，中国的经济治理结构和国内经济政策逐渐与世界“趋同”。加入WTO之后仅仅十年时间，“中国制造”就成为世界标签。2001年中国GDP在世界上排第六位，到2008年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与中国改革的同时，苏东国家也在进行新一轮的改革，但在改革中在政治经济制度上与西方国家求同，放弃了自身固有的传统特点和传统优势，求同而不存异，结果导致了经济社会的全面退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苏东国家的改革是“为政治改革而进行政治改革”。
国内外都有一种根本错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其实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一）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三大，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指出：“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只致向前看》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６］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郑重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这个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解决了政治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完善了党内监督，防止个人专断和独裁，加强集体领导机制的形成。二是建立了干部正常退休的制度，防止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三是加快了立法进程，开始了依法治国的历程。
（二）从中共十二大到中共十三大，这是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探索改革路径的阶段。
从1986年6月开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并且“需要一个蓝图”。［７］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也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三大成为一个以加快和深化改革为主题的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作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工作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的判断，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部署。十三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十三大还提出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共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十三大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措施更加稳妥。事实证明，中国没有进行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走苏东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三）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中共十六大，这是总结经验调整思路确立依法治国方略的阶段。
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中共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进行了调整，主要体现在既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又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五大，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这个阶段还汲取了苏东国家的教训，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第一，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既要坚定，又要慎重，循序渐进。第三，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
这个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是：第一，改进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二，加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建设、城镇居民委员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从上到下都得到了加强，各级政府的职能进一步转变，公务员选拔和干部任用初步引入了竞争机制。
（四）从中共十六大到中共十七大，这是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的新阶段。
从中共十六大到中共十七大，中央继续深化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继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机关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更好地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这个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等纳入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总之，“中国奇迹”的产生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的改革既积极又稳妥；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经济活力既自由迸发，又不脱离根本的方向。
参考文献：
［1］中宣部.六个“为什么”：85-86.
［2］纳吉·伊姆雷.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人民出版社，1983，11：219.
［3］阚思静.卡达尔与匈牙利：166-169.
［4］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4：521-525.
［5］邓小平文选，2：135-136.
［6］邓小平文选，2：150.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