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世界银行的一份专题报告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为非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黄金机遇，但要充分利用这次机遇，非洲还需要深入的改革，改革的重点对象应该是在更深层次上塑造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系列因素。调整正式贸易政策只是促进跨境贸易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胡锦涛主席访问非洲八国是继2006年11月份中非合作论坛之后中非友好的又一次生动体现，再次引起人们对非洲以及对中非经贸关系的普遍关注。对于中非合作，世界银行自然不会漠视这样的新议题，实际上，世界银行的一个关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给非洲带来的新机遇和挑战的研究项目在去年11月份中非合作论坛召开时已经接近尾声。12月份，作为研究成果，一本题为《非洲的丝绸之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新疆界》的书正式出版。
2007年1月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世界银行非洲事务经济顾问布罗德曼（Harry G. Broadman）来到中国就这本书中所讲的内容与有关部门进行对话，并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布罗德曼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是非洲的第二次机会，非洲一定要牢牢抓住。”
非洲的困局
自2000年以来，非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及投资大幅度增加。非洲对亚洲的贸易量目前与对传统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量几乎并驾齐驱。事实上，2000至2005年，欧盟在非洲对外出口中所占的比例降低了一半。
亚洲与非洲的贸易量的增长，主要推动力是两个地区经济上的互补性。非洲对亚洲的制成品和机械设备的需求不断增长，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不仅对非洲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对非洲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初级商品价格出现世界性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所拉动，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进口增长中，中国和印度的贡献比例为：宝石的近40%，原油的30%以及金属矿砂的20%。与印度相比，中国是更有活力的非洲出口目的地市场。1999年至 2004年，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年增长为 48%，对印度为14%。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产品输入国。
中国和印度对非洲贸易及投资的兴起，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今天的中国和印度与非洲的贸易及投资规模之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然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由47个在经济、政治和经济上存在巨大差别的国家组成。除了南非和尼日利亚这两个非洲的主要经济大国，非洲大陆各国的市场不仅小而且缺乏深度。这些现实条件，加上市场制度欠发达、商业竞争受到约束以及治理薄弱无力，导致在非洲进行国际贸易及投资的成本非常高。
事实上，过去六十年来，非洲的总出口市场份额是一直在下降的。布罗德曼认为，如果不扭转下降趋势，非洲大陆的持续增长前景黯淡。尽管近年来进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非洲大陆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中所占的比例仅有1.8%。
非洲的商品出口主要是石油。不过，在过去二十年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非石油出口比重没有保持增加的地区。除产油国外，经济增长强劲的非洲国家，其增长动力部分来源于其他主要出口初级商品的全球价格上涨。石油、金属和农业原材料加起来，在非洲对中国和印度出口中占85%。 目前在非洲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中，出口原产地的地理分布非常集中。五个石油及矿物输出国占非洲对中国出口的85%。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对印度的出口中，仅南非就占68%。这一令人失望的表现意味着，非洲未能充分利用国际贸易来带动增长。
即使是亚洲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及投资急剧增长，也存在不对称性。在亚洲的全球进口总量中，来自非洲的仅有1.6%左右。同样，非洲公司在亚洲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相对比例，都微乎其微。与此同时，随着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和印度企业的崛起，通过中国和印度企业家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投资，或从本土市场出口的方式，也挤占了纺织和服装等领域非洲厂家的国内销售和出口空间。这种竞争一方面促使非洲企业提高效率，但是在转型期间也制造了失业和其他社会成本。
关键因素
据布罗德曼介绍，对亚非间贸易及投资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因素有四个：
一是“边境线上”的贸易及投资政策，包括市场准入政策，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体制，以及双边、区域及多边贸易协议。
除了一些重要商品，非洲出口商在亚洲面对的关税高于在美国和欧盟。非洲对亚洲商品也有许多高关税限制。纺织品、棉纱、服装、鞋袜和轻工制成品是非洲从亚洲进口的最主要商品，在非洲属于关税最高的商品之列。另外，中间产品进入非洲的关税依然很高，这也制约了非洲的制造业出口。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近年来区域性和双边贸易及投资协议在非洲大陆也是风行一时。非洲国家之间近年来签署的区域性贸易协议交相缠杂，宛如“一碗意大利面条”。这些协议本意可能是好的，但是实践中却没有取得好的效果。许多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者发现这些贸易协议往最好的方面讲是没有用处，往最坏的方面讲是增加混乱，不利于吸引国际商业活动。
二是“边境线后”（国内）的市场条件，包括商业环境的性质，市场结构的竞争力，市场制度的质量，以及供给约束，例如基础设施不佳，人力资本和技能欠发达。
中国和印度企业在非洲经营通常要支付高额的交易成本。主要原因包括：基础设施服务质量差（电力供应、电话服务、互联网接入）；要素市场效率低下（缺乏高技能的劳动力、国内劳工市场的刚性以及当地融资渠道有限）；不力的监管体制；以及治理约束薄弱。结果是对于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者来说，与非洲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吸引力被削弱了。
三是“边境线间”的因素，包括对跨境贸易有促进作用的物流及运输体制，海外市场机会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包括通过驻外人员和侨民收集的信息，技术标准的影响，以及人口迁移所扮演的角色。
布罗德曼介绍，非洲公司极少遵守国际公认的技术标准及认证计划，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技术标准及认证计划。事实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仅有34个国家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成员。这一点使中国和印度市场的潜在进口商无法方便地对非洲出口商品与其他国际交易产品进行质量对比评估。
另外，非洲目前的运输及物流服务不仅不足，而且成本高昂，使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及印度公司苦不堪言，非洲本地公司更是如此。在南非的一家中国公司发现，从安哥拉发货去南非，成本与运到中国一样高。
四是投资与贸易之间的互补性，包括投资与贸易彼此的杠杆效应大小，互补性对公司的生产规模以及跨市场整合能力的影响，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的程度，以及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通常来讲，外国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都有很强的互补关系，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越大，出口额越高。
改革的方向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都认为“边境线上”的贸易及投资政策是亚非贸易及投资关系的主导影响因素。但是布罗德曼通过研究发现，边境线后及边境线间因素对非洲国家与亚洲国家之间出口倾向和国际商业活动方向的影响，至少等于甚至超过正式边境线上政策的影响。例如，针对新创企业的国内壁垒降低10%，或国内电力服务改进10%，非洲的制成品出口分别可增加大约 28%和15%。
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中，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采取组合行动。改革的重点对象应该是在更深层次上塑造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系列因素。调整正式贸易政策只是促进跨境贸易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进行贸易，首先必须生产出可贸易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货物及服务。大多数非洲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基础相当薄弱，不仅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营部门企业，而且缺乏让这些企业能够进行可持续、有利可图的国际交易所需要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贸易及投资政策进行什么样的有力改革，供给方面的响应恐怕都很有限，甚至毫无响应。
布罗德曼认为，在非洲经营的公司要在当今的全球市场有效进行竞争，必须对复杂的贸易支持服务链进行大刀阔斧的改进，包括通关及过境程序、货物运输的管理和控制、交易单证和银行票据。事实上，非洲大陆贸易支持服务这个薄弱环节损害了非洲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利用新的全球市场机会的能力也因此受到制约，包括中国和印度企业的市场机会。
胡锦涛主席访问非洲八国是继2006年11月份中非合作论坛之后中非友好的又一次生动体现，再次引起人们对非洲以及对中非经贸关系的普遍关注。对于中非合作，世界银行自然不会漠视这样的新议题，实际上，世界银行的一个关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给非洲带来的新机遇和挑战的研究项目在去年11月份中非合作论坛召开时已经接近尾声。12月份，作为研究成果，一本题为《非洲的丝绸之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新疆界》的书正式出版。
2007年1月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世界银行非洲事务经济顾问布罗德曼（Harry G. Broadman）来到中国就这本书中所讲的内容与有关部门进行对话，并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布罗德曼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是非洲的第二次机会，非洲一定要牢牢抓住。”
非洲的困局
自2000年以来，非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及投资大幅度增加。非洲对亚洲的贸易量目前与对传统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量几乎并驾齐驱。事实上，2000至2005年，欧盟在非洲对外出口中所占的比例降低了一半。
亚洲与非洲的贸易量的增长，主要推动力是两个地区经济上的互补性。非洲对亚洲的制成品和机械设备的需求不断增长，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不仅对非洲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对非洲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初级商品价格出现世界性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所拉动，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进口增长中，中国和印度的贡献比例为：宝石的近40%，原油的30%以及金属矿砂的20%。与印度相比，中国是更有活力的非洲出口目的地市场。1999年至 2004年，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年增长为 48%，对印度为14%。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产品输入国。
中国和印度对非洲贸易及投资的兴起，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今天的中国和印度与非洲的贸易及投资规模之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然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由47个在经济、政治和经济上存在巨大差别的国家组成。除了南非和尼日利亚这两个非洲的主要经济大国，非洲大陆各国的市场不仅小而且缺乏深度。这些现实条件，加上市场制度欠发达、商业竞争受到约束以及治理薄弱无力，导致在非洲进行国际贸易及投资的成本非常高。
事实上，过去六十年来，非洲的总出口市场份额是一直在下降的。布罗德曼认为，如果不扭转下降趋势，非洲大陆的持续增长前景黯淡。尽管近年来进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非洲大陆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中所占的比例仅有1.8%。
非洲的商品出口主要是石油。不过，在过去二十年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非石油出口比重没有保持增加的地区。除产油国外，经济增长强劲的非洲国家，其增长动力部分来源于其他主要出口初级商品的全球价格上涨。石油、金属和农业原材料加起来，在非洲对中国和印度出口中占85%。 目前在非洲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中，出口原产地的地理分布非常集中。五个石油及矿物输出国占非洲对中国出口的85%。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对印度的出口中，仅南非就占68%。这一令人失望的表现意味着，非洲未能充分利用国际贸易来带动增长。
即使是亚洲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及投资急剧增长，也存在不对称性。在亚洲的全球进口总量中，来自非洲的仅有1.6%左右。同样，非洲公司在亚洲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相对比例，都微乎其微。与此同时，随着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和印度企业的崛起，通过中国和印度企业家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投资，或从本土市场出口的方式，也挤占了纺织和服装等领域非洲厂家的国内销售和出口空间。这种竞争一方面促使非洲企业提高效率，但是在转型期间也制造了失业和其他社会成本。
关键因素
据布罗德曼介绍，对亚非间贸易及投资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因素有四个：
一是“边境线上”的贸易及投资政策，包括市场准入政策，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体制，以及双边、区域及多边贸易协议。
除了一些重要商品，非洲出口商在亚洲面对的关税高于在美国和欧盟。非洲对亚洲商品也有许多高关税限制。纺织品、棉纱、服装、鞋袜和轻工制成品是非洲从亚洲进口的最主要商品，在非洲属于关税最高的商品之列。另外，中间产品进入非洲的关税依然很高，这也制约了非洲的制造业出口。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近年来区域性和双边贸易及投资协议在非洲大陆也是风行一时。非洲国家之间近年来签署的区域性贸易协议交相缠杂，宛如“一碗意大利面条”。这些协议本意可能是好的，但是实践中却没有取得好的效果。许多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者发现这些贸易协议往最好的方面讲是没有用处，往最坏的方面讲是增加混乱，不利于吸引国际商业活动。
二是“边境线后”（国内）的市场条件，包括商业环境的性质，市场结构的竞争力，市场制度的质量，以及供给约束，例如基础设施不佳，人力资本和技能欠发达。
中国和印度企业在非洲经营通常要支付高额的交易成本。主要原因包括：基础设施服务质量差（电力供应、电话服务、互联网接入）；要素市场效率低下（缺乏高技能的劳动力、国内劳工市场的刚性以及当地融资渠道有限）；不力的监管体制；以及治理约束薄弱。结果是对于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者来说，与非洲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吸引力被削弱了。
三是“边境线间”的因素，包括对跨境贸易有促进作用的物流及运输体制，海外市场机会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包括通过驻外人员和侨民收集的信息，技术标准的影响，以及人口迁移所扮演的角色。
布罗德曼介绍，非洲公司极少遵守国际公认的技术标准及认证计划，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技术标准及认证计划。事实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仅有34个国家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成员。这一点使中国和印度市场的潜在进口商无法方便地对非洲出口商品与其他国际交易产品进行质量对比评估。
另外，非洲目前的运输及物流服务不仅不足，而且成本高昂，使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及印度公司苦不堪言，非洲本地公司更是如此。在南非的一家中国公司发现，从安哥拉发货去南非，成本与运到中国一样高。
四是投资与贸易之间的互补性，包括投资与贸易彼此的杠杆效应大小，互补性对公司的生产规模以及跨市场整合能力的影响，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的程度，以及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通常来讲，外国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都有很强的互补关系，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越大，出口额越高。
改革的方向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都认为“边境线上”的贸易及投资政策是亚非贸易及投资关系的主导影响因素。但是布罗德曼通过研究发现，边境线后及边境线间因素对非洲国家与亚洲国家之间出口倾向和国际商业活动方向的影响，至少等于甚至超过正式边境线上政策的影响。例如，针对新创企业的国内壁垒降低10%，或国内电力服务改进10%，非洲的制成品出口分别可增加大约 28%和15%。
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中，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采取组合行动。改革的重点对象应该是在更深层次上塑造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系列因素。调整正式贸易政策只是促进跨境贸易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进行贸易，首先必须生产出可贸易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货物及服务。大多数非洲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基础相当薄弱，不仅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营部门企业，而且缺乏让这些企业能够进行可持续、有利可图的国际交易所需要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贸易及投资政策进行什么样的有力改革，供给方面的响应恐怕都很有限，甚至毫无响应。
布罗德曼认为，在非洲经营的公司要在当今的全球市场有效进行竞争，必须对复杂的贸易支持服务链进行大刀阔斧的改进，包括通关及过境程序、货物运输的管理和控制、交易单证和银行票据。事实上，非洲大陆贸易支持服务这个薄弱环节损害了非洲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利用新的全球市场机会的能力也因此受到制约，包括中国和印度企业的市场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