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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出书蔚然成风。据最高法院博客统计，迄今为止，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一共出版了353本书籍（当然，这其中也有54位大法官并没有撰写任何书籍，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以及联席大法官艾琳娜·卡根就在其内），位列前三甲的分别是威廉·道格拉斯、约瑟夫·斯托里、威廉·塔夫脱。风流倜傥、私生活有些混乱的道格拉斯大法官为了维持其财政开支，当然，还有众多女朋友的开支，曾经出版过51部专著，位列第一，不足为奇，更为甚者，仅在1958年这一年他便出版了5部专著，其涉猎范围涵盖各个领域，从商业公司到环保主义，这些书多是法律助手查找和起草，再由道格拉斯润色，质量堪忧；位列第二的约瑟夫·斯托里则实至名归，其出版的33部著作中，时至今日，很多仍是经典；不爱总统爱法官的威廉·塔夫脱位列第三，其丰富的从政和司法经历，使其出版了31部著作，涉猎范围也相当广泛。
普通人或许不解，大法官一朝为官，任职终身，收入稳定，倍受尊重，何苦还要花费大量时间撰写大部头的著作呢？事实上，大法官的收入在美国政府官员之中，确实不算太少。如今，首席大法官的年薪是223500美元，联席大法官的工资是213900美元，但这相比起他们做开业律师時的收入，实在是九牛一毛。早在19世纪，身为联邦法院法官的亨利·塔克，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寻求“第二职业”，创办了一所私人性法律学校，即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温彻斯特法律学校，从而靠收取学生微薄的学费，维持十口之家的开支；同样，1970年，斯蒂文斯出任大法官后，因为薪水减少，不得不卖掉他在密歇根的别墅，其中甘苦、冷暖自知。故，自2005年约翰·罗伯茨任首席大法官以来，在每年的《联邦司法系统年度报告》中，都在为法官加薪奔走相告，但却收效甚微。
近年来，受巨额版税诱惑，大法官们开始著书立传。2007年，出身贫寒的第二位黑人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出版了自传《我祖父的儿子》；2013年，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也出版了自传《我挚爱的世界》，获得的版税高达120万美元，约相当于大法官6年的收入。当然，这两位大法官出版自传，是因为他们的成功再次诠释了经过努力奋斗而实现的美国梦，由此，出版商预见到了丰厚可观的收益，早早与他们签订了书约。
威廉·道格拉斯
当然，除受巨额稿费的诱惑外，大法官著书立说也有其他的目的，比如，传播大法官本人的司法理念。在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意见书往往由多数派的大法官们指派一人所撰写，从中很难辨认其他大法官的司法理念；少数派大法官虽然可以撰写异议，但这一“非主流意见”往往是“失败”的象征，而不太受重视。故大法官通过著书立说，往往可以向世人阐释自己的司法哲学。现如今的大法官中，著书颇丰的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近年来笔耕不辍，大概也与他在最高法院处于少数派而往往不得意有关。迄今他已经出版了9部专著，在其著作《积极自由：美国宪法的民主解释论》中，布雷耶广为宣传自己的司法哲学。他的司法理论深受中国学者喜爱，其中4部著作已经有中译本。2012年，布雷耶大法官首度访华，更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除上述两个目的之外，近年来大法官们也开始走出法院，面向公众，向普通民众宣传法院工作，进行美国式的普法宣传。其途径之一是大法官们逐渐开始接受媒体的采访，2009年，全体现任大法官和已退休的三位大法官首次接受了美国公共事务有线电视网（C-Span）的专访，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其二则是大法官们著述有关最高法院的普法性读物。2010年布雷耶大法官的新书《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以及2013年退休大法官奥康纳的新书《失序：最高法院历史的故事》就是普法性的大众读物。不同于艰涩的法学著作，这类著作都深入浅出，将高深的法律术语转化为通俗的语言，即使是法律专业之外的普通人也能读懂一二，故其受众面非常广，往往会成为畅销书。
然而公众最感兴趣的著作不仅仅是大法官所撰写的久远的最高法院史，他们更关注的还是现任法院以及现任大法官们，然而大法官们撰写的此类著作却异常稀少。自古以来，大法官碍于同事之间不同的司法立场，无论是著书立传还是接受采访都比较克制，很少涉及法院内部人事关系及案件讨论。诸如索托马约尔的自传中自动过滤了其法官经历，托马斯的自传也写到他进入最高法院便戛然而止，之所以如此谨慎，除去司法理念外，对大法官之间人际关系的顾虑应是主要的原因。
然而，也有踏入禁地之人。2010年6月，90岁高龄的大法官约翰·保罗·斯蒂文斯光荣退休，其任期时间长达35年之久，在最高法院的历史上位列第三，比排名第二的斯蒂芬·菲尔德大法官仅短三天。次年，斯蒂文斯便出版了新书《五位首席大法官》（以下简称《五首席》）。以往，揭秘最高法院神秘面纱的往往是新闻记者，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四处打听、搜集，通过最高法院的“深喉”获得一些内部爆料，其撰写过程相当艰辛。而《五首席》一书的作者却是一位前任大法官，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应当有很多便利之处。这部涉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著作，不是出自最高法院的故纸堆，而是从作者的自身经历，通过回忆和观察所写，难能可贵的是，这其中还包括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以及几位联席大法官。
《五首席》讲述了最高法院历史上的五位首席大法官，即：弗雷德·文森、厄尔·沃伦、沃伦·伯格、威廉·伦奎斯特、约翰·罗伯茨。之所以选择这五位，是因为斯蒂文斯都间接或直接地与这些首席接触或共事过。文森任首席时，斯蒂文斯在最高法院做法官助理；沃伦任首席时，斯蒂文斯作为律师，曾在最高法院出庭；伯格任首席时，斯蒂文斯先是任上诉法院法官，后出任大法官与伯格共事；之后的伦奎斯特和罗伯茨，斯蒂文斯则是他们的同事。作为亲历五位首席的大法官，斯蒂文斯实属历史上第一位，作为活历史的见证者，他的描述当然会让人兴趣倍增。 在斯蒂文斯的笔下，五位首席大法官的性格跃然于纸上。文森行事果断，却才疏学浅，不擅长写作，在其优秀的同事中颇为相形见拙，但与杜鲁门总统交情匪浅，对其毕恭毕敬；沃伦高大帅气，精于辞令，善于演讲，热衷政治，却疏忽审判，不够严谨；伯格彬彬有理、与人友善、热衷于行政事务，但却不善于组织大法官内部会议；伦奎斯特重视效率、奉行公正和权威，却稍显自负，平时喜欢小赌一把；罗伯茨条理清晰，擅长说理，是一位技艺超群的出色律师，也是最高法院出色的代言人，其上任第一件明智的事情是撤掉了法袍的四条金带。
《五首席》
当然，除了对大法官们的这些描述以外，书中还透露了一些有关大法官庭审以及内部会议的幽默故事。法院庭审内每位大法官旁边都有一个开关，发问时大法官可以打开麦克风，而大法官与邻座交流时就会关掉麦克风。多年前一场庭审中，因为出庭律师的发言非常糟糕，波特·斯图尔特大法官向邻座感叹：“这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说完之后，他才发现忘记关掉麦克风，惹得出庭律师异常尴尬。此外，在最高法院最神秘的地方，即仅有大法官参与的内部会议室内，也有轶事发生。内部会议室里面有一部电话，一般只用于拨打，当大法官内部讨论时，可以通知室外的工作人员传递材料，极少情况下，也有人拨错号码，一次电话铃声响起，拜伦·怀特大法官拿起电话开玩笑说，“这里是乔事务所。”
总之，这部用通俗的语言描述最高法院五位首席大法官的著作，深入浅出，不仅涉及了大法官们，还间接论述了最高法院的受案程序、庭审方式、内部会议以及分案规则，经过译者何帆出色的翻译，一一跃然于纸上，对美国最高法院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此外，斯蒂文斯大法官的传记《最高法院的“独行侠”》也已经有中文译本，两书一起阅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普通人或许不解，大法官一朝为官，任职终身，收入稳定，倍受尊重，何苦还要花费大量时间撰写大部头的著作呢？事实上，大法官的收入在美国政府官员之中，确实不算太少。如今，首席大法官的年薪是223500美元，联席大法官的工资是213900美元，但这相比起他们做开业律师時的收入，实在是九牛一毛。早在19世纪，身为联邦法院法官的亨利·塔克，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寻求“第二职业”，创办了一所私人性法律学校，即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温彻斯特法律学校，从而靠收取学生微薄的学费，维持十口之家的开支；同样，1970年，斯蒂文斯出任大法官后，因为薪水减少，不得不卖掉他在密歇根的别墅，其中甘苦、冷暖自知。故，自2005年约翰·罗伯茨任首席大法官以来，在每年的《联邦司法系统年度报告》中，都在为法官加薪奔走相告，但却收效甚微。
近年来，受巨额版税诱惑，大法官们开始著书立传。2007年，出身贫寒的第二位黑人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出版了自传《我祖父的儿子》；2013年，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也出版了自传《我挚爱的世界》，获得的版税高达120万美元，约相当于大法官6年的收入。当然，这两位大法官出版自传，是因为他们的成功再次诠释了经过努力奋斗而实现的美国梦，由此，出版商预见到了丰厚可观的收益，早早与他们签订了书约。
当然，除受巨额稿费的诱惑外，大法官著书立说也有其他的目的，比如，传播大法官本人的司法理念。在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意见书往往由多数派的大法官们指派一人所撰写，从中很难辨认其他大法官的司法理念；少数派大法官虽然可以撰写异议，但这一“非主流意见”往往是“失败”的象征，而不太受重视。故大法官通过著书立说，往往可以向世人阐释自己的司法哲学。现如今的大法官中，著书颇丰的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近年来笔耕不辍，大概也与他在最高法院处于少数派而往往不得意有关。迄今他已经出版了9部专著，在其著作《积极自由：美国宪法的民主解释论》中，布雷耶广为宣传自己的司法哲学。他的司法理论深受中国学者喜爱，其中4部著作已经有中译本。2012年，布雷耶大法官首度访华，更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除上述两个目的之外，近年来大法官们也开始走出法院，面向公众，向普通民众宣传法院工作，进行美国式的普法宣传。其途径之一是大法官们逐渐开始接受媒体的采访，2009年，全体现任大法官和已退休的三位大法官首次接受了美国公共事务有线电视网（C-Span）的专访，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其二则是大法官们著述有关最高法院的普法性读物。2010年布雷耶大法官的新书《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以及2013年退休大法官奥康纳的新书《失序：最高法院历史的故事》就是普法性的大众读物。不同于艰涩的法学著作，这类著作都深入浅出，将高深的法律术语转化为通俗的语言，即使是法律专业之外的普通人也能读懂一二，故其受众面非常广，往往会成为畅销书。
然而公众最感兴趣的著作不仅仅是大法官所撰写的久远的最高法院史，他们更关注的还是现任法院以及现任大法官们，然而大法官们撰写的此类著作却异常稀少。自古以来，大法官碍于同事之间不同的司法立场，无论是著书立传还是接受采访都比较克制，很少涉及法院内部人事关系及案件讨论。诸如索托马约尔的自传中自动过滤了其法官经历，托马斯的自传也写到他进入最高法院便戛然而止，之所以如此谨慎，除去司法理念外，对大法官之间人际关系的顾虑应是主要的原因。
然而，也有踏入禁地之人。2010年6月，90岁高龄的大法官约翰·保罗·斯蒂文斯光荣退休，其任期时间长达35年之久，在最高法院的历史上位列第三，比排名第二的斯蒂芬·菲尔德大法官仅短三天。次年，斯蒂文斯便出版了新书《五位首席大法官》（以下简称《五首席》）。以往，揭秘最高法院神秘面纱的往往是新闻记者，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四处打听、搜集，通过最高法院的“深喉”获得一些内部爆料，其撰写过程相当艰辛。而《五首席》一书的作者却是一位前任大法官，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应当有很多便利之处。这部涉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著作，不是出自最高法院的故纸堆，而是从作者的自身经历，通过回忆和观察所写，难能可贵的是，这其中还包括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以及几位联席大法官。
《五首席》讲述了最高法院历史上的五位首席大法官，即：弗雷德·文森、厄尔·沃伦、沃伦·伯格、威廉·伦奎斯特、约翰·罗伯茨。之所以选择这五位，是因为斯蒂文斯都间接或直接地与这些首席接触或共事过。文森任首席时，斯蒂文斯在最高法院做法官助理；沃伦任首席时，斯蒂文斯作为律师，曾在最高法院出庭；伯格任首席时，斯蒂文斯先是任上诉法院法官，后出任大法官与伯格共事；之后的伦奎斯特和罗伯茨，斯蒂文斯则是他们的同事。作为亲历五位首席的大法官，斯蒂文斯实属历史上第一位，作为活历史的见证者，他的描述当然会让人兴趣倍增。 在斯蒂文斯的笔下，五位首席大法官的性格跃然于纸上。文森行事果断，却才疏学浅，不擅长写作，在其优秀的同事中颇为相形见拙，但与杜鲁门总统交情匪浅，对其毕恭毕敬；沃伦高大帅气，精于辞令，善于演讲，热衷政治，却疏忽审判，不够严谨；伯格彬彬有理、与人友善、热衷于行政事务，但却不善于组织大法官内部会议；伦奎斯特重视效率、奉行公正和权威，却稍显自负，平时喜欢小赌一把；罗伯茨条理清晰，擅长说理，是一位技艺超群的出色律师，也是最高法院出色的代言人，其上任第一件明智的事情是撤掉了法袍的四条金带。
当然，除了对大法官们的这些描述以外，书中还透露了一些有关大法官庭审以及内部会议的幽默故事。法院庭审内每位大法官旁边都有一个开关，发问时大法官可以打开麦克风，而大法官与邻座交流时就会关掉麦克风。多年前一场庭审中，因为出庭律师的发言非常糟糕，波特·斯图尔特大法官向邻座感叹：“这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说完之后，他才发现忘记关掉麦克风，惹得出庭律师异常尴尬。此外，在最高法院最神秘的地方，即仅有大法官参与的内部会议室内，也有轶事发生。内部会议室里面有一部电话，一般只用于拨打，当大法官内部讨论时，可以通知室外的工作人员传递材料，极少情况下，也有人拨错号码，一次电话铃声响起，拜伦·怀特大法官拿起电话开玩笑说，“这里是乔事务所。”
总之，这部用通俗的语言描述最高法院五位首席大法官的著作，深入浅出，不仅涉及了大法官们，还间接论述了最高法院的受案程序、庭审方式、内部会议以及分案规则，经过译者何帆出色的翻译，一一跃然于纸上，对美国最高法院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此外，斯蒂文斯大法官的传记《最高法院的“独行侠”》也已经有中文译本，两书一起阅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