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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萍刚刚凭借《媳妇的美好时代》获得了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的最佳编剧奖，同时这部剧也获得了一等奖，并为海清带来一座最佳女主演的奖杯。在去年电视剧市场普遍平淡的情况下，《媳妇的美好时代》揽遍国内外各项大奖，写了十多年剧本的王丽萍终于尝到了“爆红”的滋味，拿奖拿到了手软。
与其他一些名编剧不同，王丽萍的公众形象不太一样，她长期给电视台的法制和相亲节目当嘉宾，这或许与她擅长写作家长里短和婆婆妈妈有关，而这类剧往往最吸引电视的主力观众群。“家长里短”要想写出像《闯关东》、《亮剑》、《潜伏》和《中国远征军》这样的大作，很难。但王丽萍编剧的一连多部现实主义题材戏——《错爱一生》、《保姆》、《媳妇的美好时代》和《我的美丽人生》都获得了高收视率和高口碑。现实主义题材难写，但写好了的现实主义题材却是众生相和心灵史；“家长里短”貌似没有深度，但经得起重播的家庭伦理剧能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代人生观和价值观。
王海翎的“婚姻三部曲”（1999年的《牵手》、2004年的《中国式离婚》和2006年的《新结婚时代》）让我们意识到了中国式的“克雷默夫妇” 、中年夫妻的婚姻危机以及“凤凰男”、“孔雀女”们的婚姻状态；六六先在《双面胶》（2007年）里将城里媳妇和农村婆婆的冲突写到了极致，转而又在《蜗居》（2008年）里为年轻的女孩们设置了家庭和婚姻选择题——小贝、宋思明和苏淳，你会选择哪种男人。
王丽萍也在她十多年的编剧生涯中，在电视上记录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点滴痕迹。
新鲜感和瓶颈期
王丽萍最早出名在1997年，那年有一部戏《婆婆媳妇小姑》红透全国并带动出现了一大批跟风的婆媳剧。这部戏写于1996年，王丽萍刚刚入行第二年。
1997年前后，经济转型，思想躁动。当社会浮躁进入到我们的小家庭，本来就千古难解的婆媳关系就更为复杂。《婆婆媳妇小姑》讲的是家境优越的男人二婚娶了新媳妇，婆婆自恃大户人家有教养欲为新媳妇定家规，大龄未婚的小姑横竖要在哥嫂中插一杠，新媳妇左推右挡，被夹在中间的男人里外不好做人。三个女人一台戏，这部上海味道浓厚的电视剧在那一年成为了全国人民对照自身生活的一面镜子。在此后几年里，王丽萍因为这部戏而成为了上海电视圈里有名的情感调解嘉宾，但如今她已经不太提到这部戏，理由是还有其他一些合作者，功劳并非她一个人的。
杭州姑娘王丽萍高考落榜后去当兵，在部队考上了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后当过宣传干事和新闻记者。母亲是小学女校长，从小家里就订阅多种文学杂志，从部队转业当了医院院长的父亲喜欢带着孩子去看戏看电影，王丽萍从小就沉溺于文学和影像中，中学时就被称为“才女”。工作后的王丽萍喜欢写作，投稿到杂志时认识了当编辑的丈夫鲁书潮，结婚生女后潜心创作，1991年第一次尝试写剧本，几年后被拍成了电影《青春作证》，主演的是刚刚从中戏毕业的李亚鹏。
因为公公鲁彦周（小说《天云山传奇》作者）和上影厂比较熟悉，王丽萍开始写剧本。“我最早给他们写了剧本《我们的世界》，就像《我爱我家》那种。那时给别人写剧，剧本给对方了，人家却不认了，现在年轻编剧怎么过，其实我当年也这么过来的。有瓶颈，有委屈。”王丽萍说。
王丽萍最初的编剧生活，是完全没有章法的，“我没有学过戏剧学，也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完全是自己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最初写的格式都和大家的不一样。刚开始写剧本时还会有一种新鲜劲，没有太多杂念，拿起笔来就写，早期作品像《婆婆媳妇小姑》、《女子监狱》和《岁月如歌》都能感觉到这种新鲜程度，就好比一个演员没演得特别油，还特别单纯的阶段”。
半路出家的王丽萍很快进入了一个低谷期，与其说她自己不努力，不如说是受到了整个电视圈氛围的影响。“那一阵寫过《擦肩而过》、《我要结婚》、《女人不麻烦》和《从台北到上海》等（2000年-2003年）。现在再去看那时写的剧，我真觉得丢人。其实我还有好多戏，从来没在简历上写出过。那个就是瓶颈期，其实也代表了当时电视圈的状态，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编剧也处于我当时的状态——急于求成，命题文章。”
《我要结婚》，就是一个婚庆公司要拍部电视剧，找到了王丽萍，“也不管我是否合适，而我也没想过自己是否真想写，完全是被动地去接的活，不是有感而发的创作。还有《从台北到上海》，也是应命文章，当时台湾人来上海发展的很多，有人要拍这样一部剧”。
这些戏，假，一看就是编出来的。写作者既感动不了别人，也肯定没感动自己。“那时的戏，我自己都不愿意再看。每天打开电脑的感觉就像挤牙膏，为编而编。现在再去看那些剧本，就觉得当时怎么会那样写呢。比如一场吵架的戏，生活中的确会有无理取闹的人，但肯定不会有那种没有前因后果的吵架的。但当时我想到的就是，写完，播出就可以了。”
到底什么是一部好剧？王丽萍说，要经得起重播，比如现在还会有人看《渴望》、《我爱我家》和《北京人在纽约》，还有每年假期无数电视台都会重复播放的《西游记》和《新白娘子传》。2007年安徽卫视重播王丽萍十年前写的《婆婆媳妇小姑》，收视率照样能排到第二位。
走出低谷
最迷茫的时候，王丽萍从书桌前走了出去。她去参与电视节目，情感的法制的相亲的，“从大量的案例和故事里，找当时社会生活的热点和普通观众关注的问题”；不间断地采访聊天，到妇联和街道去听他们说故事，感受普通观众的感觉，特别是“我有一批妈妈级的老观众，我写什么，都去听听她们的想法，我觉得编剧的心里要有观众” 。
事业的转机是2005年播出的《错爱一生》，“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命题文章，一定是我自己想写的剧了”。因为那几年一直对自己写的戏不满意，王丽萍整整停笔一年多时间。那时她在丈夫老家见到了一个女人，“她在草垛上织毛衣。偶尔间，她也抬眼看看我，并不说话，笑也是淡淡的，不易察觉的，却是很笃定的从容，神态里有几分不卑不亢的坚持。她满口当地方言，但后来人们告诉我她是上海知青，在当地嫁人生子多年后曾回过娘家，家人让他们住招待所，给了一些钱和旧衣服，从此她再没有回过家”。
后来当王丽萍坐在书桌前打算写点什么时，她立刻想到了这个女人，“我要写一个故事，写一个一辈子都老老实实一心要做好人的女人，却因为她刹那间的一念之差，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这个故事就是后来的《错爱一生》。
“这部戏真的很神奇，女主角温峥嵘和韩雪当时什么名气都没有，除了演外婆的演员稍微有点名气，还有陶泽如来客串了几场戏，其他演员也都没名气。电视台当时都不看好的。没想到当时央视负责审片的看了十集后，竟然马上就要了，收视率还是当年的冠军。真是一炮而红，两个演员也立马成名了。从这部戏开始，我悟出一点，要懂得观众，而且要重视收视率。”
当她走出低谷时，正好遇到了编剧的美好时代，电视圈开始重视编剧，投资人给编剧加薪，“电视台买片时，也许第一还是问演员是谁，第二肯定问编剧是谁。一线编剧，起码是质量保证的一部分，再配上好演员，市场号召力很强。而且一线编剧起码还会爱惜一点自己的羽毛”。后来王丽萍的戏播出时，电视台总会打出“金牌编剧”的名号。
《错爱一生》引发了荧屏上的知青热和抱错孩子热，而王丽萍此后创作的《保姆》（2007年）更是带动了以各种职业为剧名的新一轮热潮——保安，月嫂，堪称中国式的职业剧。“《保姆》收视率也创了新高，但很多人反对我写这个，因为保姆这个角色太底层了。当时已经有过几部保姆戏了，2000年左右拍过《涉外保姆》和《田教授和他的72个保姆》，你怎么超越它们？其实当时我和朋友聊天，一群男的就在那儿聊保姆，单位里发了月饼票，准备给保姆的，但不能直接把月饼票给她，而要自己先去领来，然后到邮局寄回她老家，那她这一个月的表现都会很好。我就在想了，当一个角色演变成一群男人谈话的重点时，那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了。而且《保姆》播出时，正好是春节，全国各地保姆荒。”
与其他一些名编剧不同，王丽萍的公众形象不太一样，她长期给电视台的法制和相亲节目当嘉宾，这或许与她擅长写作家长里短和婆婆妈妈有关，而这类剧往往最吸引电视的主力观众群。“家长里短”要想写出像《闯关东》、《亮剑》、《潜伏》和《中国远征军》这样的大作，很难。但王丽萍编剧的一连多部现实主义题材戏——《错爱一生》、《保姆》、《媳妇的美好时代》和《我的美丽人生》都获得了高收视率和高口碑。现实主义题材难写，但写好了的现实主义题材却是众生相和心灵史；“家长里短”貌似没有深度，但经得起重播的家庭伦理剧能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代人生观和价值观。
王海翎的“婚姻三部曲”（1999年的《牵手》、2004年的《中国式离婚》和2006年的《新结婚时代》）让我们意识到了中国式的“克雷默夫妇” 、中年夫妻的婚姻危机以及“凤凰男”、“孔雀女”们的婚姻状态；六六先在《双面胶》（2007年）里将城里媳妇和农村婆婆的冲突写到了极致，转而又在《蜗居》（2008年）里为年轻的女孩们设置了家庭和婚姻选择题——小贝、宋思明和苏淳，你会选择哪种男人。
王丽萍也在她十多年的编剧生涯中，在电视上记录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点滴痕迹。
新鲜感和瓶颈期
王丽萍最早出名在1997年，那年有一部戏《婆婆媳妇小姑》红透全国并带动出现了一大批跟风的婆媳剧。这部戏写于1996年，王丽萍刚刚入行第二年。
1997年前后，经济转型，思想躁动。当社会浮躁进入到我们的小家庭，本来就千古难解的婆媳关系就更为复杂。《婆婆媳妇小姑》讲的是家境优越的男人二婚娶了新媳妇，婆婆自恃大户人家有教养欲为新媳妇定家规，大龄未婚的小姑横竖要在哥嫂中插一杠，新媳妇左推右挡，被夹在中间的男人里外不好做人。三个女人一台戏，这部上海味道浓厚的电视剧在那一年成为了全国人民对照自身生活的一面镜子。在此后几年里，王丽萍因为这部戏而成为了上海电视圈里有名的情感调解嘉宾，但如今她已经不太提到这部戏，理由是还有其他一些合作者，功劳并非她一个人的。
杭州姑娘王丽萍高考落榜后去当兵，在部队考上了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后当过宣传干事和新闻记者。母亲是小学女校长，从小家里就订阅多种文学杂志，从部队转业当了医院院长的父亲喜欢带着孩子去看戏看电影，王丽萍从小就沉溺于文学和影像中，中学时就被称为“才女”。工作后的王丽萍喜欢写作，投稿到杂志时认识了当编辑的丈夫鲁书潮，结婚生女后潜心创作，1991年第一次尝试写剧本，几年后被拍成了电影《青春作证》，主演的是刚刚从中戏毕业的李亚鹏。
因为公公鲁彦周（小说《天云山传奇》作者）和上影厂比较熟悉，王丽萍开始写剧本。“我最早给他们写了剧本《我们的世界》，就像《我爱我家》那种。那时给别人写剧，剧本给对方了，人家却不认了，现在年轻编剧怎么过，其实我当年也这么过来的。有瓶颈，有委屈。”王丽萍说。
王丽萍最初的编剧生活，是完全没有章法的，“我没有学过戏剧学，也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完全是自己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最初写的格式都和大家的不一样。刚开始写剧本时还会有一种新鲜劲，没有太多杂念，拿起笔来就写，早期作品像《婆婆媳妇小姑》、《女子监狱》和《岁月如歌》都能感觉到这种新鲜程度，就好比一个演员没演得特别油，还特别单纯的阶段”。
半路出家的王丽萍很快进入了一个低谷期，与其说她自己不努力，不如说是受到了整个电视圈氛围的影响。“那一阵寫过《擦肩而过》、《我要结婚》、《女人不麻烦》和《从台北到上海》等（2000年-2003年）。现在再去看那时写的剧，我真觉得丢人。其实我还有好多戏，从来没在简历上写出过。那个就是瓶颈期，其实也代表了当时电视圈的状态，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编剧也处于我当时的状态——急于求成，命题文章。”
《我要结婚》，就是一个婚庆公司要拍部电视剧，找到了王丽萍，“也不管我是否合适，而我也没想过自己是否真想写，完全是被动地去接的活，不是有感而发的创作。还有《从台北到上海》，也是应命文章，当时台湾人来上海发展的很多，有人要拍这样一部剧”。
这些戏，假，一看就是编出来的。写作者既感动不了别人，也肯定没感动自己。“那时的戏，我自己都不愿意再看。每天打开电脑的感觉就像挤牙膏，为编而编。现在再去看那些剧本，就觉得当时怎么会那样写呢。比如一场吵架的戏，生活中的确会有无理取闹的人，但肯定不会有那种没有前因后果的吵架的。但当时我想到的就是，写完，播出就可以了。”
到底什么是一部好剧？王丽萍说，要经得起重播，比如现在还会有人看《渴望》、《我爱我家》和《北京人在纽约》，还有每年假期无数电视台都会重复播放的《西游记》和《新白娘子传》。2007年安徽卫视重播王丽萍十年前写的《婆婆媳妇小姑》，收视率照样能排到第二位。
走出低谷
最迷茫的时候，王丽萍从书桌前走了出去。她去参与电视节目，情感的法制的相亲的，“从大量的案例和故事里，找当时社会生活的热点和普通观众关注的问题”；不间断地采访聊天，到妇联和街道去听他们说故事，感受普通观众的感觉，特别是“我有一批妈妈级的老观众，我写什么，都去听听她们的想法，我觉得编剧的心里要有观众” 。
事业的转机是2005年播出的《错爱一生》，“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命题文章，一定是我自己想写的剧了”。因为那几年一直对自己写的戏不满意，王丽萍整整停笔一年多时间。那时她在丈夫老家见到了一个女人，“她在草垛上织毛衣。偶尔间，她也抬眼看看我，并不说话，笑也是淡淡的，不易察觉的，却是很笃定的从容，神态里有几分不卑不亢的坚持。她满口当地方言，但后来人们告诉我她是上海知青，在当地嫁人生子多年后曾回过娘家，家人让他们住招待所，给了一些钱和旧衣服，从此她再没有回过家”。
后来当王丽萍坐在书桌前打算写点什么时，她立刻想到了这个女人，“我要写一个故事，写一个一辈子都老老实实一心要做好人的女人，却因为她刹那间的一念之差，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这个故事就是后来的《错爱一生》。
“这部戏真的很神奇，女主角温峥嵘和韩雪当时什么名气都没有，除了演外婆的演员稍微有点名气，还有陶泽如来客串了几场戏，其他演员也都没名气。电视台当时都不看好的。没想到当时央视负责审片的看了十集后，竟然马上就要了，收视率还是当年的冠军。真是一炮而红，两个演员也立马成名了。从这部戏开始，我悟出一点，要懂得观众，而且要重视收视率。”
当她走出低谷时，正好遇到了编剧的美好时代，电视圈开始重视编剧，投资人给编剧加薪，“电视台买片时，也许第一还是问演员是谁，第二肯定问编剧是谁。一线编剧，起码是质量保证的一部分，再配上好演员，市场号召力很强。而且一线编剧起码还会爱惜一点自己的羽毛”。后来王丽萍的戏播出时，电视台总会打出“金牌编剧”的名号。
《错爱一生》引发了荧屏上的知青热和抱错孩子热，而王丽萍此后创作的《保姆》（2007年）更是带动了以各种职业为剧名的新一轮热潮——保安，月嫂，堪称中国式的职业剧。“《保姆》收视率也创了新高，但很多人反对我写这个，因为保姆这个角色太底层了。当时已经有过几部保姆戏了，2000年左右拍过《涉外保姆》和《田教授和他的72个保姆》，你怎么超越它们？其实当时我和朋友聊天，一群男的就在那儿聊保姆，单位里发了月饼票，准备给保姆的，但不能直接把月饼票给她，而要自己先去领来，然后到邮局寄回她老家，那她这一个月的表现都会很好。我就在想了，当一个角色演变成一群男人谈话的重点时，那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了。而且《保姆》播出时，正好是春节，全国各地保姆荒。”